《鑄造增長之梯的踏板：中國經濟“立萬”之後》
國家統計局公佈了2019年成績單，我國GDP總量達到14.4萬億美元，人均GDP站立到1萬美元的臺階，正前行在從上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的征途上。“立萬”是一個歷史性臺階，但是我們應該意識到，“立萬”之後的登梯步伐將更加艱難，而且登梯所需條件和所需政策與以前又有著微妙而重大的不同。本文從我國率先“立萬”並繼續攀爬到高收入狀態的一些省份的經驗說起，結合筆者近年來的研究，試圖告訴讀者：從上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並繼續向上爬升，是攀登“增長之梯”的艱難時段，外向競爭大企業在這一時段發揮了類似於“踏板”的作用，下一步，應該思考如何恰當地鑄造更多和更好的踏板企業。
一、“立萬”前後必須攀登增長之梯
其實，分省份來看，我國東南沿海有一些省和直轄市早已“立萬”並於前幾年達到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標準，如北京、上海、廣東、浙江都是這樣。北京在2009年就“立萬”了，五年後又達到了高收入狀態，2019年人均GDP已超過2萬美元。上海比北京還早一年，即在2008年就已“立萬”，後來也順利進入高收入社會並於2018年實現人均GDP過2萬美元的大關。廣東省晚一些，於2014年“立萬”，2019年人均GDP超過1.3萬美元，也進入了高收入社會。浙江省在2012年“立萬”，2019年已經達到1.5萬美元。
在這些省市中，我們更應該關注廣東和浙江，尤其應該關注浙江的發展軌跡，因為北京、上海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有著較好的經濟基礎，當時相比而言就屬於“富裕”地區，但廣東和浙江在計劃經濟年代的經濟底子很薄。廣東在改革開放初期還享有了優惠政策和特殊的開放措施，與港澳毗鄰的優勢也使其受益匪淺，而浙江卻一無計劃經濟留下的底子，二無吸引外資的優勢，三無石油、煤炭等資源稟賦，但是卻在全國各省中非常早就“立萬”並進入高收入社會了。可以說，浙江省是改革開放以來，以最薄的底子、最貧乏的資源，最完整經歷低收入—中低收入—上中收入—高收入這個過程的省份。
對於這個完整過程，筆者把在低收入狀態下啟動較快經濟增長，稱為進入“增長之門”。如果能將這個基礎上的經濟增長保持十多二十年，就很有機會擺脫低收入狀態，成為中等收入經濟體。但進入中等收入狀態之後，特別是從上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並繼續向上攀升的時段，筆者稱為攀登“增長之梯”。大量實際情況和數據分析表明。攀登增長之梯要比進入增長之門艱難得多。攀登增長之梯的難度，來自於所謂的轉型升級問題，以及如何提升創造力、如何與前沿國家進行水平競爭等問題，這比進入增長之門所需要的資本籌集和投入、工業企業的設立和投產、技術與設備的引進和學習使用、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與出口，要難得多。所謂轉型，實際上就是從主要依賴要素投入和要素從第一產業到第二產業的簡單轉移，轉向主要依賴創新和要素在產業之間和企業之間的複雜轉移，並在工業擴張速度趨勢性放緩的壓力下大力發展商業化的服務業並提高其效率；所謂升級，不僅僅是指技術更新更高的產業不斷替代以前的產業，更是指在每個產業，特別是可貿易的製造業行業，企業儘量往價值鏈和質量階梯的高處爬升；而與前沿國家進行水平競爭，不但會面臨創造力方面的短板制約，也可能會遭遇前沿國家的直接反制。顯然，攀登增長之梯，必然意味著在全球競爭環境中，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和對前沿國家的追趕，並且要在全球化環境中擴大附加值更高的產品的出口、要提高主要產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在這些方面，從許多國家的經驗來看，包括從東亞一些比較成功的經濟體來看，並不容易獲得成功。
浙江省至少在至今為止的時間裡獲得了上述方面較大程度的成功。在這一較大程度成功的背後，浙江省企業群體的變遷很值得分析，因為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是企業，這是沒有疑義的。筆者發現，浙江企業群體從小企業蜂擁而起到一些外向競爭大企業脫穎而出，對於浙江攀登增長之梯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這些外向競爭大企業，是攀登增長之梯必不可少的踏板。
改革開放之初，浙江沒有多少大企業，但眾多中小民營企業和個體戶噴湧而出，其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被一些學者形容為“小狗經濟”。儘管被很多人認為是“低端”、“一哄而上”，但數量眾多的“小狗企業”極大地拉昇了當地經濟增速，把浙江經濟迅速帶入增長之門，到1995年，全省人均國民收入為976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根據人均國民收入劃分的標準，此時浙江成功由低收入階段跨入中低收入階段，到2006年，全省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918美元，跨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正是在這一時段前後，浙江經濟開始經歷陣痛，GDP增速在全國來看也較早地出現明顯回調的情形，企業兩極分化的情況也比較普遍，不少中小企業關閉破產。但是，市場機制、競爭力量、全球化環境也造就了一群脫穎而出的優勢大企業，它們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積累了越來越大的升級轉型力量。政府也審時度勢、因勢利導，於2009提出“大平臺、大產業、大項目、大企業”戰略，並將此作為2010年及“十二五”期間的工作要求，主要措施包括：實施龍頭企業百強工程，加強對大企業在用地保障和創新補貼等方面的政策扶持，支持大企業通過合資、聯合、併購等方式增強資本實力，支持大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發展跨國經營，等等。在此後十年中，浙江製造業百強企業營業收入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收入的比重提升約20個百分點，而且新進百強榜單的企業大多為國際化企業，境外出口比例非常高，相比之下，退出百強榜單的企業，產品出口比例要低得多。中型企業數量儘管大量減少，但經營規模也呈現出快速擴張的態勢。這些大中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大幅提升，產品品類和質量的升級也很明顯。2015年，浙江省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2466美元，成為我國最早進入高收入狀態的省市區之一。2016年，浙江又頒佈了《“浙江製造”品牌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提出推動浙江製造邁向更高品質、更高水平，並走向世界。浙江濃厚的市場化、全球化機制和氛圍，以及勃發的企業家精神，再加上這些政策舉措的助力，一步一步把浙江經濟推向了人均GDP邁上1.5萬美元的臺階，並預計未來幾年還會有較紮實的增長。
二、攀登增值之梯必須要有踏板大企業
攀登增長之梯，不能沒有外向競爭的踏板大企業，這不僅是浙江的經驗，也是廣東的經驗。廣東與浙江有些類似。在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北京都有一些大企業，但都是國有企業，甚至江蘇、山東也有一些國有大企業。但那些大企業不是外向競爭的大企業。改革開放至今，廣東也有大量湧現的小企業群體，助推廣東進入增長之門，後來又有一些踏板大企業在市場化、全球化的環境中脫穎而出，助力廣東攀登增長之梯，這些踏板大企業，不但包括本土化了的外商投資企業，也包括華為、騰訊這些的民營企業，好包括美的、格力等改制後實現了市場化的原公有制企業。其實北京、上海等地在過去十幾年中，也有一批發揮了踏板作用的外向競爭大企業。
因此，研究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尤其是如何攀登增長之梯，必須要意識到其微觀基礎變遷的意義。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是企業，這是常識。從國民經濟核算的角度很容易理解，經濟增長主要來自於企業部門的增加值增長，這包括新設企業所帶來的增加值，也包括已有企業增加值規模的擴張。恰恰是這個常識性問題，不但經濟學家容易栽跟頭，政府決策者也容易栽跟頭。投入大量資金，建設大量項目，更進一步，組織大量的研發攻關，不就可以推進經濟增長和升級轉型、創新驅動了嗎？但請不要忘記：沒有增加值強勁擴張的企業群體，就不會有強勁的經濟增長；沒有高生產率的企業群體，就不會有高收入的國民經濟。而大量投資、大量項目、大量研發攻關，就必然會帶來強勁的、高生產率的企業群體這一結果嗎？在實際當中，許多時候沒有這樣的結果，一些時候還有相反的結果。只要作一些研究，就很容易發現，那些不能成功攀登增長之梯的地區和國家，也並不是不重視投資、不重視項目、不重視研發，而是沒有形成全球競爭力不斷優化、生產率不斷提高、新陳代謝機制不斷激活的企業群體，從而導致投資、項目、研發逐漸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當然，經濟增長的任何時期，都需要微觀基礎。而在攀爬增長之梯重要時段，夯實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具有與以前顯著不同的內容。在邁入增長之門的階段，大量中小微企業的湧現，對於經濟高速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在攀登增長之梯的階段，大企業是否有出色表現，對於實現較高經濟增速、跨入高收入行列，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
上面對浙江經歷的描述，只是一個縮影，全國範圍內的樣本分析更有說服力。對全國範圍內數十萬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數據進行分析，我們發現，本世紀以來，的確有一部分企業表現出了生產率上升和規模擴張方面的異質性。把總樣本中營業收入平均增速位於前5%以內的企業篩選出來，我們發現，它們的營業收入增速數倍於總樣本，企業規模迅速變大，而且呈現出以本土的非國有企業、年輕企業為主的趨勢，它們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也顯著高於其他企業。儘管這些企業的其中一些在開始時規模並很大，但推著時間推移，它們的營業收入和增加值強勁擴張，成長為名副其實的大企業。這些大企業的數量大約有三五千戶。我們還發現，這些大企業的發展，可以顯著帶動當地其他企業的產出增長，而且它們的溢出效應主要通過提高其他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我們的進一步分析也發現，許多大企業逐漸對接和融入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創新鏈，並實現了質量升級和競爭力提升。有一些大企業還成為各自行業的龍頭企業。
這些大企業，不但自己的營業收入和增加值以及生產率強勁增長，而且也帶動了它們的業務夥伴及它們身邊的許多其他企業的增長，從而在我國攀爬經濟增長之梯的階段，發揮了非同尋常的促進作用。筆者把它們成為增長之梯上的“踏板”。也就是說，在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的艱難進程中，數量有限的“踏板企業”才是“關鍵少數”。相對於數量龐大、涵蓋大中小微各類規模的所有企業而言，踏板企業的數量並不多，但它們的地位非常重要，從產業集群和產業鏈的角度來看，這些企業往往具有“群主”和“鏈主”的地位，它們是產業集群和產業鏈的主導性企業。
那些能夠成為踏板的大企業，一個較為普遍的特徵，就是外向競爭。它們普遍實行外向型經營、參與國際競爭，具體形式包括進出口、吸收外資及對外投資、接入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在全球佈局生產和營銷網絡，逐漸深化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的研發鏈、創新鏈的互動融合，等等，並且最終要在全球體系中屹立於較高的價值鏈位置。這些企業可能主要是本國資本投資的企業，但並不是說，外商投資企業不會成為本國的踏板企業，重要的是，若要成為本國增長之梯的踏板企業，它們肯定實行較高程度本土化經營，而不是那種像候鳥一樣隨時向其他國家遷徙的從事簡單組裝活動的企業。
專門強調外向競爭這一點，並非是多餘的。後發國家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狀態並繼續提高人均國民收入，本身就是一個藉助於發達國家業已形成的技術、資金、管理優勢和市場規模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對發達國家進行追趕的過程。這個過程無法在封閉的環境中完成。更何況，世界銀行關於低、中、高收入的劃分，就是一個開放環境中的國際標準。如果不能做到外向競爭，特別是不能做到面向發達國家的外向競爭，一國的大企業群體，到了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這個階段，就難以幫助國家實現產業升級、增長轉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貨幣匯率基本穩定，即使這個國家接近或者進入高收入狀態，也很容易從增長之梯突然滑落，正如爬梯者沒有了踏板就會突然跌落一樣。不少國家就是這樣望高收入而興嘆。令人欣喜的是，我國的許多大企業，至今為止在這方面有著不錯的表現，我們對出口數據的分析發現，中國雖有大量出口企業，但規模更大的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更高、勞動生產率更高。不過需要警醒的是，這些企業也存在一些短板和隱憂，例如，其價值鏈升級和質量升級還存在不少問題，其生產率持續提升並縮短與發達國家企業的差距之路還還非常崎嶇和艱辛，其國內供應鏈的開放性和競爭性還不夠，有些出口產品質量還高度依賴來自於發到國家的中間品進口。
具有外向競爭特徵的企業，一般都處於可貿易部門，主要是製造業部門。在攀登增長之梯這一時段，往往是製造業份額下降、服務業份額上升的時段。筆者並不是說服務業不重要，而是想強調，製造業由於是可貿易部門，它們即使能夠得到政府政策的某些支持和扶助，也難以排斥競爭。而服務業卻未必如此。顯而易見，在攀爬增長之梯的時期，經過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機制考驗而成長起來的規模較大的企業，在升級轉型、全球化競爭方面的作用會凸顯出來，從而成為踏板企業。
即使在互聯網和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今時代，踏板大企業的作用仍然存在。儘管在互聯網時代，企業之間的合作、聯盟有著更加多樣的形式和內容，平臺化、生態化的商業發展模式有著更大的吸引力和話語權，企業內部的流程和企業之間的邊界也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但是，單個企業的規模仍然是市場力量的基礎，這一點並沒有改變，只不過人們越來越不以員工人數而是以營業收入和市場份額來衡量企業規模。從對業務的實際控制和合並報表的角度來看，從對產業鏈和生態圈的帶動力來看，互聯網時代的踏板大企業的重要性不但沒有降低，反而還在增強。因此，不管技術、業態如何變化，企業規模的重要性，特別在攀爬增長之梯方面的重要性，可能比許多經濟學家想象的要重要得多，儘管企業規模的大小是一個相對概念和動態概念。
需要澄清的是，在攀爬增長之梯的時候，曾經四處沸騰的中小微企業在這方面的作用就降低了，但應該辯證認識大企業和中小微企業。我國目前許多可視為踏板的大企業是新興企業和民營企業，它們是從中小微企業迅速發展壯大起來的企業。這意味著，我們絕不能機械地看待和理解大企業和小企業之間的關係。沒有源源湧現的小微企業，便不會有不斷崛起的新興大企業，踏板就難以鑄成。如果各個行業的龍頭企業長期由那些老企業佔據，新興企業難以顛覆和替代它們，行業的競爭力和活力就存在很大問題。缺乏眾多中小微企業和新崛起的大企業，也難以出現新行業、新業態、新模式。儘管我們將踏板大企業視為關鍵少數，但它們的基礎是芸芸多數，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因此，在注重踏板大企業的同時，也絕對應該重視如何讓中小微企業繼續大量湧現，這樣才會為踏板大企業提供足夠的後備軍和種子選手，增長之梯的踏板才會一級一級地往上接續。
三、踏板大企業如何形成
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踏板大企業是如何形成的？這些企業到底是自然形成的呢，或者是藉助政府之手可以更多更快更好鑄成這樣的企業？
這注定是一個無法迴避又無法給出確切回答的問題。這兩年，由於美國等國對我國的產業政策進行指摘，我國則進行了反駁，使得這個話題更加令人關注。實際上，“梯子”（ladder）這一詞彙，在十九世紀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中，正是用來表述政府扶持政策。筆者的研究顯示，即便李斯特，還有許多當代經濟學家，關於政府扶持政策的作用的分析是正確的，但他們並沒有揭示，政府扶持只有形成了一批基於本土的外向競爭大企業這個結果，才有可能助力一國經濟攀登增長之梯；而如果政府扶持的結果是，形成了一批尋租和壟斷的大企業，則不能發揮這樣的助力，或者還會有適得其反的後果。本文想強調的是，經濟學家們關於政府扶持的作用可以眾說紛紜，但最重要的是不能忘了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不能忽視攀登增長之梯的踏板企業，不管政府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不管要不要實施政府扶持，只有形成了一批基於本土的外向競爭大企業，特別是面向發達國家的外向競爭大企業，它們能夠登上全球價值鏈和生產率的較高位置，才會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並繼續爬高攀升的階段，助力經濟增長。否則，政策分析和政策爭論都可能成為無的放矢、沒有意義的空話。而在現實當中，踏板大企業可能是由市場競爭力量鑄造的，也可能是由適當的政府扶持和產業政策力量鑄造的，或者是這兩種力量共同鑄造的。這也說明，理論遠不能反映現實的複雜性。
不過在我國，政府有時將幾個國企合併形成大型國有企業集團。我國一些行業中規模位於前幾位的企業，或者龍頭企業，目前還是以國有企業集團居多，它們佔有很多產能資源、科技資源、人才資源、金融資源，也比較熱衷於國際化經營，其中一些的確有不錯的成績。這些國有大集團，有些就是合併形成的，特別是近年來這樣的做法越來越多。即使不是合併形成的國有大集團，它們在獲取各種資源注入和政策許可方面也有著難以定量說明的優越性。所以，當我們看到許多國有大集團進入《財富》雜誌500大榜單的時候，並不要感到奇怪。但是，如果這些企業不能有效整合，就無法發揮一體化經營的優勢，如果它們處於壟斷性領域和不可貿易部門，以及資源性或者管制性行業，就無法經受國際競爭的歷練、無法融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鏈和創新鏈。對於大型民營企業，也不能忽視是否會出現大企業病甚至市場扭曲等方面的問題，如果出現這些問題，不但企業本身會畸形發展，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拖累，從而對攀登增長之梯構成看不見的障礙。不管是哪類投資者投資形成的企業，一旦規模足夠大，就有可能實行不正當競爭和形成壟斷，就有可能過度汲取經濟資源，但由於大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過多、相關利益過大，因而不能像中小企業那樣進行市場出清，這就會導致資源配置的劣化。更嚴重的是，大企業，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如果與政府形成畸形的政商聯結，會導致更加頑固複雜的經濟政治問題。許多國家都有這方面的教訓。因此，在攀登增長之梯的階段，一方面，大企業可能發揮類似於踏板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淪為增長之梯的腐朽木頭。所以，如何攀登增長之梯，以及如何正確發揮大企業的作用，儘管可以從研究中尋找出一些有意義、可借鑑的規律，但並沒有一個現成的、固定的公式。
總而言之，我國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形成了一批基於本土的外向競爭大企業，它們正在或有望成為增長之梯的踏板。在這個特殊時段，它們是中國企業群體的關鍵少數。這些踏板企業的興起和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繼續壯大，使得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充滿巨大希望。不過，我們也不能過於樂觀。不少這樣的企業，即使算得上踏板，這些踏板的穩固牢靠程度還不夠高，因為它們在質量升級、價值鏈爬升、生產率提升等諸多方面需要補短板和除隱憂，以及在公平競爭、公平獲取經濟資源和政策對待方面需要糾偏差和堵漏洞。此外，當前的全球貿易、全球治理陷入巨大紛爭之中，即使中美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也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紛爭。這使得中國企業，特別是已有和潛在的踏板企業，能否繼續融入全球市場和美國等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體系、創新體系，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正確地應對這一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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