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與愛倫坡,驚悚作家超越時空的對話


臨近年末,我重新理了一下書架,很神奇地發現上面竟然充斥這75%的驚悚小說。驚悚小說作為一種"刺激性"文學體裁被大眾追捧。但這類小說,在一開始並不被看好。

因為在這之前,那些"民間傳說"已經將它的"席位"給佔去了。所以,很多驚悚小說家,在一開始將這一題材,只是作為一個興趣,捎帶寫上一段而已。

蒲松齡與愛倫坡,驚悚作家超越時空的對話

人類歷史的民間傳說,都有一個共性,那就內容驚駭、甚至帶有恐懼或是絕望等因素。像國內的盤古、歐洲的普羅米修斯,如果將這些內容進而詳細的話,完全是CULT味十足的畫面。

"驚悚故事"的原型,要追溯起源的話會比一些神話故事還早,比如,一直受到追捧的吸血鬼故事,其原型可以追溯到蘇美爾的古老文明,裡面就有講到有一種怪物會寄居在意外死亡或者沒有妥善下葬的死者身體裡。

在中外"驚悚文壇上",出現過很多大IP。其中讓我覺得可以稱作"老祖宗"的,一位是愛倫坡,還有一位是蒲松齡。因為他們兩人都是屬於短篇驚悚小說,而且直到現在還有很多後輩來效仿。

蒲松齡與愛倫坡,驚悚作家超越時空的對話

我有的一個寫驚悚小說的作家朋友說過"寫驚悚小說太容易有代入感,以至於自己的生活也會充滿不吉利的氣味。"

這話帶有一種"玄學"的意味。本來我,並不相信這些。但這次特意去看了一下蒲松齡和愛倫坡的人生際遇,發現確實有那麼些"意思",那就是"生前極其不順,像活在恐怖片中一樣"。

或許"恐怖小說家"本身就是身陷恐怖之中吧。

1640年,蒲松齡出生在一個敗落的地主家庭,到他這一代已經近似於"無產階級"了。19歲的時候就考上了秀才,但是之後的考運一直不佳,未能中舉。好在當時的知縣孫蕙是他的朋友,由他的幫襯下一直在府內當師爺兼私塾老師。 依靠著這個生計,才得以搞創作。

《聊齋志異》是曠世之作,但蒲松齡家並沒因此而脫貧,以至於他的後人淪落到賣手稿過活。這不得不說是一個悲劇。後人描述他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科舉,另一件就是撰寫《聊齋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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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齋志異》其實很像現在的"都市怪談",蒲松齡的文筆也確實了得,經過他的再加工,本來是普通的"事例"變成了一個個身臨其境的故事。可以說蒲老爺子是中國"驚悚小說"第一人。

1809年的美國波士頓,愛倫坡出生,他的父母都是來自演藝圈的任務,如果正常下去的話,坡很有可能成為一個劇作家,可惜的是在三歲的時候,父母先後離世。

三歲成了孤兒,這本來就是一個十分悲催的事情。好在最後,坡被領養,而起那個家庭還是當時是里士滿的一位富裕菸草商,養父母一直對他視如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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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詩歌薰陶,愛倫坡的驚悚小說都帶有一種特殊的"哥特風",那些小說中有著強烈的悽美感,所以直到現在,喜歡哥特風的讀者或是喜歡驚悚分的讀者,都成為了他的粉絲,包括後來另一位文學巨匠洛夫克勞福特(克蘇魯神話的創造者)也是他的追隨者。

作為驚悚小說家,這兩位以今日的影響力來說,都是宗師級的人物。但就像前面說的,他們都像是中了 "詛咒"一般,在生前都不受業內的待見,以至於吃飯都成了問題。如果換到今時今日,即使他們不再有新作品問世,也能靠著人氣和版稅妥妥地"吃香喝辣",想到這不禁讓人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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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時候,驚悚小說還沒有成為文學上的一個"專門"的體系。它只是一種"傳說"的附屬品,依靠世恆言的作用,流傳於民間。在一些宗教類刊物或者法本之中,比如《百喻經》、《法苑珠林》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驚悚小說"的雛形,但是這些內容,還只停留在"講道理",缺少深刻的內容描寫。

但作為一本優秀的驚悚小說,"故事性"與"帶入性"是不可或缺的。這兩位驚悚小說界的泰斗,運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來講故事。

愛倫坡是擅長於故事與現實結合,雖然在他的筆下"哥特氣質"特別重,但是他的故事並沒有脫離生活,像《紅死魔的假面舞會》,描繪的就是曾經的鼠疫病流行。而《黑貓》,其原型就他所養的那隻貓。愛倫坡也會結合了當時美國一些地區的奇聞異事,而變得更為生動而有趣了。

而蒲松齡,在他的《聊齋志異》中,很多都記錄了當時社會的"都市奇談"。像《紅字》一篇,說的就是那個時候發生的一次天文奇觀,而這件事,又在其他的文獻記錄中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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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擅長的是將故事中周圍的環境、主人公的心理描寫不經意地表述出來。即使其中一些事實內容經過歪曲和杜撰,但還會讓人感覺到"真是真的事情"。以至於整部《聊齋志異》成為了"虛中有實、實中有虛"的奇書。

要寫一本驚悚小說,必須要有"靈感"。在那個時代,通訊沒有現在那麼發達,也不可能有太多素材和內容可以參考,所有的故事內容和橋段,需要自己來把握。

如今的驚悚小說,不需要花多大的精力就能找到可以讓讀者為之"震驚"的梗。特別是在2000前後,中外的驚悚小說出現"井噴式"的發展,這得益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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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0到1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蒲老爺子的"群眾基礎"強。他在外邊辦了一個茶攤,周邊的居民,販夫走卒都會前來光顧,還帶著"新鮮"的故事。

這正是這樣的一個"固定"場所,雖然說並不賺錢,但是不缺"故事題材"。這也就是蒲松齡的一大優勢。可見寫作這件事情,還得需要對外的交流。

愛倫坡就有些尷尬了,他在遇到寫文瓶頸的時候,就開始酗酒。雖然說一定程度上,酒精確實能促進思維的活躍,但個嗜好對他後來的生活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1826年,愛倫坡還在威廉瑪麗大學讀書,就已經是學校中小有名氣的"詩人"。他看中了同學莎拉·愛彌拉·羅伊斯特,並且私定終身,但女方家裡人嫌棄他是個"酒鬼",所以並不贊成這樁婚事。

到了1827年,愛倫坡從學校畢業,回到里士滿,準備籌備婚禮,這時候發現女方的父母單方面廢除了他與愛彌拉的"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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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婚姻就給"酒鬼"屬性毀了,為此坡十分氣憤,並不顧養母的勸慰離家出走去波士頓參軍。這也就使得他和養父母家裡的關係急轉直下。

在部隊中,他以筆名"波士頓人"出版了第一本詩歌集《帖木兒及其它詩》,在後面的幾年裡,因為在軍隊裡表現良好,升遷為軍士長。

1830年5月,愛倫坡由養父的資助,進入西點軍校學習。在軍校中,他因為文字犀利,時常寫諷刺軍官們的滑稽詩而在同學中獲得了極高的人氣。但是,他在軍校仍然"放浪形骸",酗酒的情況也愈演愈烈。最後,被西點軍校開除。

寫作找尋靈感,喝點小酒本沒有什麼問題,但酒精容易沉迷,會使得人的脾氣變得十分古怪,愛倫坡就是如此,在外人來看,他喜怒無常,且不近人情。

而這樣的一個情況,其實對一名作家來說是十分"致命"的。因為在很多情況下,作家並不是一個收入穩定的職業,特別是職業寫手,很大程度上需要"貴人相助"。

但是"文人"總會有"傲氣",很容易看不慣人。愛倫坡還是出了名的壞脾氣,雖然,蒲松齡也是一個頗為尖酸的老爺子,很擅長"懟人",甚至"罵人不帶髒字"。但是蒲老爺子還是比較"識時務"的,相對愛倫坡來說,"人緣運"也稍微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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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齡一生鍾情於仕途科舉,在屢試不中的情況下,還先後在江蘇寶應知縣孫蕙、名士袁藩、淄川知縣張嵋、山東按察使喻成龍、翰林王士禛的賬下做過幕僚,而且與這幾位上司都成為了至交好友。

有這麼些個"貴人"的資助,蒲老爺子編纂《聊齋志異》一路順暢。雖然說不是很有錢,但至少家裡開銷不成問題,而且還要"養"著一個茶攤。如果僅憑藉鄉間私塾的這些微薄收入,那估計早已成為餓殍了。

至於愛倫坡,其實他的"人緣運"也不錯,因為文筆漂亮,認識不少當時的"大V"。但他實在是不會"做人",失去了很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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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愛倫坡參加費城《星期六信使報》主辦的徵文比賽。雖然這次比賽中沒有獲得名次,但那些由都市奇談改編的小說,還是被《信使報》相中,於次年發表。

當時《遊客報》徵文比賽的評委之一約翰·肯尼迪很對愛倫坡,並將他推薦給《南方文學信使》月刊的出版人托馬斯·懷特。按理來說,這樣一個機會,可以讓愛倫坡擺脫財政上的困難。這兩個人可以說是愛倫坡的"貴人",但坡並沒有與這兩人搞好關係。

同年3月,愛倫坡開始給《南方文學信使》投寄短篇小說、書評文章以及他第一個長篇故事《漢斯·普法爾》。這時候肯尼迪時常邀請他去吃飯,一起談論小說內容。但愛倫坡卻不太願意與肯尼迪有過多的"交集",總會以"衣衫破舊,無顏見人"為由拒絕了肯尼迪的晚餐邀請。以至於最後兩人斷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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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倫坡在一些評論性文章中,文字十分 "憤世妒俗",也屬於"懟人不倦"。在《南方文學信使》撰寫評論文章的時候,被稱作為"南方戰斧手",其意思為動不動就點火開罵。總編輯托馬斯·懷特也對他十分讚賞,將他提升為主筆評論員,但也申明希望愛倫坡不要繼續酗酒。

托馬斯·懷特本來也是好意,可惜愛倫坡並不吃這一套,依然我行我素。1837年,因為酗酒的原因,愛倫坡與懷特發生爭執,最後憤而從《南方文學信使》辭職,舉家遷居紐約另謀生路。

這個事件對愛倫坡來說影響極大,現在來看,很難斷定孰是孰非。外界有說是因為懷特的工資太低,所以引起了愛倫坡的不滿。也有說是愛倫坡因為脾氣不好,一直與懷特處不好關係。不管怎樣,《南方文學信使》確實稱得上是一個好平臺,從那裡出走,不是好的選擇。

蒲松齡與愛倫坡,驚悚作家超越時空的對話

1839年《紳士雜誌》的老闆威廉·伯頓找到了他,聘請他為該刊做一些編輯工作。每月提供一篇署名作品和撰寫一部分評論文章。

在這個時期,愛倫坡完成了《厄舍府的倒塌》、《威廉·威爾遜》。在1839年底,正式出版了《怪異故事集》,這套上下冊的書籍包含了之前愛倫坡所作的25個驚悚懸疑類小說。

但是在1840年6月,愛倫坡又犯起了"老毛病"酗酒,導致與老闆伯頓發生爭吵,最後被解僱,再次失去了大好的機會。

只能說,有才華的人,一般都不擅長"人際關係。愛倫坡的人生起點高,而且在寫作生涯中的貴人並不比蒲松齡少。但可能他真的不會與人打交道,以至於最後生活弄得十分潦倒。

蒲松齡與愛倫坡,驚悚作家超越時空的對話

這兩位驚悚小說界的巨星的最後的歲月也挺讓人唏噓。1715年2月25日,蒲松齡在那間"聊齋"中,"倚窗危坐而卒"。 1849年10月,愛倫坡在巴爾的摩一個投票站外的長凳上過世,據說是死於酒精過量引發的 "腦溢血"。

如今,"聊齋"成為了"蒲松齡故居",愛倫坡的那半間磚房也成為了眾多愛好者的"朝聖地"。有文描述到那兩個"簡廬"是"藏在綠色深處,周圍空氣中充滿著花的芬芳,那簡直是一個像夢一樣美麗的地方"。豈知當年這兩位"大佬"以怎樣窘迫的神情,蝸居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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