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浩瀚，公子拾遺”
本期概覽
東漢末年，群雄並立，曹丕篡漢後，劉備，孫權相繼稱帝，形成三國鼎立，數十年後，司馬炎篡魏，建立了晉朝，完成了中國的大一統，但是晉朝滅亡後，中國又進入了南北朝分割的局面，可以說，自漢朝滅亡後。中華大地便紛爭不斷，皇權屢屢更替。
然而，在皇權不斷更替的過程中，有一股勢力卻越發壯大，逐漸成長為可以和皇權共治天下的勢力——宗族門閥。
那麼，這宗族門閥到底是什麼呢？它和皇權又有著怎樣相愛相殺的歷史呢？
門閥勢力的搖籃——莊園經濟
在開始闡述門閥勢力之前，我們必須要先來談談宗族門閥的起源。在中國的國家社會環境裡，能被稱為宗族門閥的，那一般都是名門望族，通俗地說，就是有錢人。那麼，這也就決定了他們的特質——地主。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開始慢慢地被提上了日程：當公田不復存在，貴族階級便重新制定了稅賦的徵收策略，在那個土地比農民重要的年代，只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理所應當地成為了封建土地私有領主的生產資料，他們只有兩種選擇——依附或者流亡，自然，選擇依附的人要遠遠多於流亡的人，導致的結果就是封建領主的土地越來越多，勢力也越來越大。
正所謂，春秋無義戰,強者為王,禮樂征伐不再由天子出了，隨著封建領主的貪婪肆意滋長，土地兼併很快就成為了主流：
“周朝初期，有八百諸侯國，隨後僅剩下一百多國了,後來又併為三四十個諸侯國,到戰國時併為七國.七國各擁兵四五十萬以上,先後轉入軍國主義,採取戰時經濟統治本國。”
到了漢代，貧富差距更加明顯，土地兼併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更加嚴重，先秦時期所形成的地主經濟變得越發牢固，地主階級在社會上極佔勢力。
《漢書·食貨志》記載：“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此係學者周知之事。及至東漢，“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這種貧富差距，遠遠不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可以比擬的。在這種極端的貧富差距之下，社會經濟架構缺少了中間力量，也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的支撐，社會形態變得越發畸形，窮人慢慢地成為了富人的附庸品，失去了自我意識，奴性開始主導窮人的思維，這也正是封建奴性統治的開端。
在這種以地主階級為主導，生產資料私有化嚴重的莊園經濟之下，各大封建領主經過長期的兼併，最終形成了少數（相比於莊園經濟前期）的勢力團隊，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宗族門閥：
“東晉百年的門閥政治中，曾經居於權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幾家。其中潁川庾氏受桓溫誅戮；龍亢桓氏在桓玄敗後死絕；太原王氏世稱華胄，它的兩支也都在政爭中覆滅。
只有琅邪王氏和陳郡謝氏，在長時間的複雜衝突中，沒有受到集中的毀滅性的打擊。所以王、謝家族人物就成為替新朝奉璽緩的工具而受到特別的重視，家族發展得以延綿久長，至於南朝之末。”
可以說，宗族門閥的產生其實是一種土地私有進程的必然結果，而導致這種結果根源便是“莊園經濟”，有了“莊園經濟”的依託，宗族門閥才有了足夠的財富，有了足夠的財富，宗族門閥才會在後來“與皇權共治”的政治角逐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
所謂莊園經濟是宗族門閥的搖籃，其實是不為過的！
門閥vs皇權第一回合：度田制，來自皇權的壓制
——“皇權是什麼？”
——“至高無上！”
這是當時皇帝對於皇權的唯一概念——沒有什麼權力可以和皇權並行。所以自西漢建立開始，皇權就一直對門閥勢力大肆抵制，到了東漢建武十五年，光武帝劉秀下令度田和檢查戶口，要各州、郡清查田地數量和戶口、年歲，以便國家完成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
這是對於門閥勢力赤裸裸地宣戰！
面對來自皇權的利益打擊，門閥勢力並沒有選擇屈服，而是用了另一種方式試圖矇蔽光武帝的視聽——和官吏進行勾結。
地方官吏在執行“度田”詔令之時，“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完全和“度田”的初衷背道而馳。河南、南陽兩地更是如此，河南為京師之地，功臣居多；南陽為皇帝故鄉，皇親尤眾，“田宅逾制”更甚，但地方官員畏於權勢，不敢認真清查。
劉秀在得知這一問題時，便下令斬殺了十餘名當地負責執行“度田”的官吏，也正是這些官吏的死讓門閥勢力開始感到惶恐，以至於走上了叛亂的道路，郡國大姓紛紛起兵反叛，試圖強迫劉秀恢復門閥的既得利益，劉秀作為東漢的開國領袖，此時表現出了非常強硬的王者之氣：一方面讓叛軍相互檢舉，檢舉成功者，不追究反叛責任；另一方面，對當地的有關官員“戴罪立功”，激發他們的平叛意志。
這場“鬧劇”最終以劉秀為代表的皇權勝利而告終，而門閥勢力因為起事失敗而被迫接受了“度田”的政策，也正是這場勝利，使得這一時期的東漢出現了“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大好局面，為明章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
第一回合，皇權勝！
門閥vs皇權第二回合：租調製，宗族門閥的心機
在門閥和皇權的第一次較量中，皇權勝利了，宗族門閥儘管看似服從了皇權的調度，但是，隨著漢代關於租稅徵收的政策實施，他們很快就發現了其中的制度本源：光武帝之所以要實施“度田制”，並不是真的要把他們趕盡殺絕，而是想通過打擊地主的土地兼併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換句話說就是國家嫌你掙得太多了，需要你分攤出來一點。
這就很好辦了，不就是錢嘛！宗族門閥別的沒有，錢多的是！所以，面對漢朝實行按人丁收取租稅的政策時，宗族門閥選擇按兵不動，老老實實地執行著朝廷地法令，等待著時機的成熟。
這是相當漫長的一百多年，而事實證明，門閥的等待沒有白費，東漢末年，漢室衰微，曹操在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後，面對戰火四起的時局，對漢室的“定率租稅”進行了改革，實行“租調製”，即以定額田租代替漢代的定率田租，以戶稅代替漢代的人頭稅。租調製的田租租額較低，而且租額固定，增產不增租；戶調以戶為單位，增人不增調。
“曹操平定冀州後，針對袁紹統治下“豪強擅恣，親戚兼併；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的局面，重申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
那麼，這種變革對於門閥來說，有什麼樣的”漏洞“可以鑽呢？
從人丁稅收到按戶稅收，就意味著，政府能觸及到基層的底線就是戶，而至於這一戶有多少人，政府則無法去追查，更何況，租調製是定額稅收，收完就走，不管你是三口之家，還是五口之家，甚至十口之家，只要你能交齊稅收，家裡多少人政府是不會管的！
如此一來，宗族門閥的勢力便可在”戶“的級別之下，肆意擴張，只要能夠保證租稅正常繳納，我的勢力擴張就不會受到政府的管控，更不用說土地兼併這種事情了。
那麼，曹操作為漢臣，為什麼要實行這一改革呢？因為曹操就是依靠宗族門閥而上位的，關於這一點，後文我們會進行闡述。
總之，第二回合，雙方平手！
門閥vs皇權第三回合：蔭客制，門閥既得利益的保障
皇權和門閥你來我往過了兩次招後，西晉建立了，國家歸於一統，而西晉實行的是“佔田制”，佔田制共分為三大令：
其一，戶調式：凡是丁男（男、女16歲以上至60歲為正丁）立戶的，每年交納戶調絹三匹，綿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男女15歲以下至13，61歲以上至65為次丁）立戶的，納半數。邊郡民戶的戶調，納規定數目的三分之二，更遠的納三分之一。
其二，農民的佔田和課田：男子一人有權佔土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這是應種土地的限額，不是實際授與的地數額。在佔田之中，丁男有五十畝、次丁男有二十五畝、丁女有二十畝要課稅，這叫課田。每畝課田穀八升。不管田地是否佔足，均按此定額徵收。
其三，士族地主佔田、蔭客和蔭親屬等特權：一品官有權佔田五十頃，以下每品遞減五頃，至九品佔田十頃。貴族官僚還可以蔭親屬，多者九族，少者三族。從一品官到九品官還可以蔭佃客十五戶到一戶，蔭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前兩條我們暫且先不管，重要的是第三條，也就是我們所提及的“蔭客制”，關於“蔭客制”的描述是這樣的：
“蔭客制，包含蔭親屬及蔭客。佔田制中即規定官吏可以按照品級的高低蔭庇親屬、客戶，多者可以至九族，少者可以蔭三世，此為蔭親屬制。宗室、國賓、先賢后人及士人的子孫待遇相同。官吏還可以蔭庇食客及佃客，此為蔭客制。”
我們通俗的來說，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種制度實際上就是對宗族門閥的定義升級，有了蔭客制，宗族門閥的勢力擴張，已經不再受血緣宗親的限制，只要是對自己有利的人，都可以通過蔭客制來實現團隊構建，再加上蔭客制本身就是官方發佈的，這就等同於官方給了宗族門閥以法律承認。
如王戎“性好興吏，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石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刁協、孫逵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謝混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皆超過限制數量。
門閥團隊擴張的限制被解除，又有了官府的許可，門閥勢力可謂是空前強大，也正是蔭客制的產生，使得宗族門閥的既得利益得到了最有力的保障。
第三回合，門閥勝！
宗族門閥和皇權的微妙關係
事實上，宗族門閥和皇權之間的關係比上述的更加微妙，當皇權比較穩定時，宗族門閥便是皇權之下最為龐大的勢力，這不能簡簡單單地看作是一種依附，因為一旦皇權旁落或者式微，宗族門閥就是恢復皇權的主幹力量，我們拿東漢為例，東漢末年的局勢想必大家都瞭解，諸侯紛爭，皇權式微，人人都想自立取劉漢而代之，最為著名的恐怕也就是董卓和曹操了，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注意過這兩個人的做法：
《三國志·蜀志·許靖傳》：“卓入京，沙汰穢濁，顯拔幽微”
《通鑑》建安二四年條司馬光語：“不漢之時，操力葛群雄，廣延名士，以自壯大，然猶畏名義而自抑。”
董卓入京，其實是很小心謹慎的，至少一開始是這樣的，而入京的名號也是“恢復漢祚”；曹操就更加明顯了，雖然挾天子以令諸侯，廣邀名士入麾下，但是對外卻依然十分克制自己。
這是為什麼呢？其實就是害怕宗族門閥勢力對自己進行打擊！
因為他們很清楚地知道，即使漢獻帝是一個懦弱的皇帝，甚至是一個傀儡，但是，在眾多頗具名望的宗族大家的勢力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劉漢的絕對擁護者，再加上劉氏宗親依然在各地分封，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等等，這些人雖然不是漢獻帝的擁護者，但也絕對是劉氏天下的擁護者，相信只要董卓或者曹操一有不軌之舉，各地劉氏宗親肯定會起兵造反，當年虎牢雄關大戰十八路諸侯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僅劉氏宗親，異姓諸侯也加入到這場糾紛當中，當然，他們的目的也絕不單純，這是可以肯定的。
從辯證的角度來看，宗族門閥在成為皇權有利屏障的同時，也是式微皇權的最佳掘墓人，這也很好理解，把話說穿了，宗族門閥憑什麼要為皇權效力？那是因為皇權是他們既得利益的保障，而當這種保障不存在或者無法挽回頹勢的時候，宗族門閥肯定是要尋找新的依靠的。
前文說到的曹操，現在我們可以來闡述一下了，曹操就是眼看舊的皇權無法依靠，轉而成為宗族勢力角逐的典型代表，從曹操意欲刺殺董卓，敗露後又想方設法逃走，我們不難看出，最初的曹操其實也是劉漢的擁護者，我們不能說曹操從一開始就有篡漢自立的心思的，但是，很快他發現，劉漢勢力已經不得人心了，天下大亂的根源就是漢室無法掌控局勢了，作為一名政治家，他決定進行政治投機，他先是拉攏了一幫劉漢的絕對擁護者，來充作自己的門面，隨後，又邀請了賈詡，郭嘉，司馬懿這類“心懷鬼胎”的人入帳，明面上是匡扶漢室，但實際上自己已經成為了新的宗族勢力，而且他所代表的勢力最終擊敗了“四世三公”的袁紹，一舉成為了東漢末年數一數二的宗族勢力，而後的曹丕篡漢自立，無非也就是宗族勢力成熟的必然進程而已了。
所以，宗族門閥和皇權之間的關係其實是需要一種平衡的，而這個平衡點就是皇權的掌控力，當掌控力不足以維持宗族門閥的利益需要時，同時宗族門閥也覺得扶持無望，那麼從宗族門閥勢力角逐中的獲勝者，將會是宗族門閥追捧的下一位“老闆”！
我們也不能說這是“牆頭草”的行為，只能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罷了。
從宗族門閥和皇權的關係，可以得出的歷史啟示
宗族勢力能有如此影響，其實僅僅只是在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的前期，相較於中國的歷史，不過短短四百餘年而已，但是，這是一段不容忽視的歷史，因為宗族門閥勢力的出現和與皇權的相愛相殺，表明了皇權其實是可以被制約的，而這一點，也正是後續的統治者瘋狂加強皇權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到唐宋元明清，其實就是一段封建皇權不斷加強的歷史，這其中，我們也無法否定和這場相愛相殺有所關聯。
也許，從宗族門閥和皇權打成平手的那一刻起，皇權的不斷膨脹就被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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