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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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群雄并立，曹丕篡汉后，刘备，孙权相继称帝，形成三国鼎立，数十年后，司马炎篡魏，建立了晋朝，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但是晋朝灭亡后，中国又进入了南北朝分割的局面，可以说，自汉朝灭亡后。中华大地便纷争不断，皇权屡屡更替。
然而，在皇权不断更替的过程中，有一股势力却越发壮大，逐渐成长为可以和皇权共治天下的势力——宗族门阀。
那么，这宗族门阀到底是什么呢？它和皇权又有着怎样相爱相杀的历史呢？
门阀势力的摇篮——庄园经济
在开始阐述门阀势力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来谈谈宗族门阀的起源。在中国的国家社会环境里，能被称为宗族门阀的，那一般都是名门望族，通俗地说，就是有钱人。那么，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特质——地主。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开始慢慢地被提上了日程：当公田不复存在，贵族阶级便重新制定了税赋的征收策略，在那个土地比农民重要的年代，只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封建土地私有领主的生产资料，他们只有两种选择——依附或者流亡，自然，选择依附的人要远远多于流亡的人，导致的结果就是封建领主的土地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
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强者为王,礼乐征伐不再由天子出了，随着封建领主的贪婪肆意滋长，土地兼并很快就成为了主流：
“周朝初期，有八百诸侯国，随后仅剩下一百多国了,后来又并为三四十个诸侯国,到战国时并为七国.七国各拥兵四五十万以上,先后转入军国主义,采取战时经济统治本国。”
到了汉代，贫富差距更加明显，土地兼并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反而更加严重，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地主经济变得越发牢固，地主阶级在社会上极占势力。
《汉书·食货志》记载：“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此系学者周知之事。及至东汉，“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这种贫富差距，远远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以比拟的。在这种极端的贫富差距之下，社会经济架构缺少了中间力量，也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支撑，社会形态变得越发畸形，穷人慢慢地成为了富人的附庸品，失去了自我意识，奴性开始主导穷人的思维，这也正是封建奴性统治的开端。
在这种以地主阶级为主导，生产资料私有化严重的庄园经济之下，各大封建领主经过长期的兼并，最终形成了少数（相比于庄园经济前期）的势力团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宗族门阀：
“东晋百年的门阀政治中，曾经居于权力中心的士族只有几家。其中颍川庾氏受桓温诛戮；龙亢桓氏在桓玄败后死绝；太原王氏世称华胄，它的两支也都在政争中覆灭。
只有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在长时间的复杂冲突中，没有受到集中的毁灭性的打击。所以王、谢家族人物就成为替新朝奉玺缓的工具而受到特别的重视，家族发展得以延绵久长，至于南朝之末。”
可以说，宗族门阀的产生其实是一种土地私有进程的必然结果，而导致这种结果根源便是“庄园经济”，有了“庄园经济”的依托，宗族门阀才有了足够的财富，有了足够的财富，宗族门阀才会在后来“与皇权共治”的政治角逐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庄园经济是宗族门阀的摇篮，其实是不为过的！
门阀vs皇权第一回合：度田制，来自皇权的压制
——“皇权是什么？”
——“至高无上！”
这是当时皇帝对于皇权的唯一概念——没有什么权力可以和皇权并行。所以自西汉建立开始，皇权就一直对门阀势力大肆抵制，到了东汉建武十五年，光武帝刘秀下令度田和检查户口，要各州、郡清查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以便国家完成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
这是对于门阀势力赤裸裸地宣战！
面对来自皇权的利益打击，门阀势力并没有选择屈服，而是用了另一种方式试图蒙蔽光武帝的视听——和官吏进行勾结。
地方官吏在执行“度田”诏令之时，“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完全和“度田”的初衷背道而驰。河南、南阳两地更是如此，河南为京师之地，功臣居多；南阳为皇帝故乡，皇亲尤众，“田宅逾制”更甚，但地方官员畏于权势，不敢认真清查。
刘秀在得知这一问题时，便下令斩杀了十余名当地负责执行“度田”的官吏，也正是这些官吏的死让门阀势力开始感到惶恐，以至于走上了叛乱的道路，郡国大姓纷纷起兵反叛，试图强迫刘秀恢复门阀的既得利益，刘秀作为东汉的开国领袖，此时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王者之气：一方面让叛军相互检举，检举成功者，不追究反叛责任；另一方面，对当地的有关官员“戴罪立功”，激发他们的平叛意志。
这场“闹剧”最终以刘秀为代表的皇权胜利而告终，而门阀势力因为起事失败而被迫接受了“度田”的政策，也正是这场胜利，使得这一时期的东汉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为明章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
第一回合，皇权胜！
门阀vs皇权第二回合：租调制，宗族门阀的心机
在门阀和皇权的第一次较量中，皇权胜利了，宗族门阀尽管看似服从了皇权的调度，但是，随着汉代关于租税征收的政策实施，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制度本源：光武帝之所以要实施“度田制”，并不是真的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而是想通过打击地主的土地兼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嫌你挣得太多了，需要你分摊出来一点。
这就很好办了，不就是钱嘛！宗族门阀别的没有，钱多的是！所以，面对汉朝实行按人丁收取租税的政策时，宗族门阀选择按兵不动，老老实实地执行着朝廷地法令，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这是相当漫长的一百多年，而事实证明，门阀的等待没有白费，东汉末年，汉室衰微，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面对战火四起的时局，对汉室的“定率租税”进行了改革，实行“租调制”，即以定额田租代替汉代的定率田租，以户税代替汉代的人头税。租调制的田租租额较低，而且租额固定，增产不增租；户调以户为单位，增人不增调。
“曹操平定冀州后，针对袁绍统治下“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的局面，重申说：“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
那么，这种变革对于门阀来说，有什么样的”漏洞“可以钻呢？
从人丁税收到按户税收，就意味着，政府能触及到基层的底线就是户，而至于这一户有多少人，政府则无法去追查，更何况，租调制是定额税收，收完就走，不管你是三口之家，还是五口之家，甚至十口之家，只要你能交齐税收，家里多少人政府是不会管的！
如此一来，宗族门阀的势力便可在”户“的级别之下，肆意扩张，只要能够保证租税正常缴纳，我的势力扩张就不会受到政府的管控，更不用说土地兼并这种事情了。
那么，曹操作为汉臣，为什么要实行这一改革呢？因为曹操就是依靠宗族门阀而上位的，关于这一点，后文我们会进行阐述。
总之，第二回合，双方平手！
门阀vs皇权第三回合：荫客制，门阀既得利益的保障
皇权和门阀你来我往过了两次招后，西晋建立了，国家归于一统，而西晋实行的是“占田制”，占田制共分为三大令：
其一，户调式：凡是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61岁以上至65为次丁）立户的，纳半数。边郡民户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
其二，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限额，不是实际授与的地数额。在占田之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额征收。
其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前两条我们暂且先不管，重要的是第三条，也就是我们所提及的“荫客制”，关于“荫客制”的描述是这样的：
“荫客制，包含荫亲属及荫客。占田制中即规定官吏可以按照品级的高低荫庇亲属、客户，多者可以至九族，少者可以荫三世，此为荫亲属制。宗室、国宾、先贤后人及士人的子孙待遇相同。官吏还可以荫庇食客及佃客，此为荫客制。”
我们通俗的来说，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是对宗族门阀的定义升级，有了荫客制，宗族门阀的势力扩张，已经不再受血缘宗亲的限制，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人，都可以通过荫客制来实现团队构建，再加上荫客制本身就是官方发布的，这就等同于官方给了宗族门阀以法律承认。
如王戎“性好兴吏，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石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刁协、孙逵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谢混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皆超过限制数量。
门阀团队扩张的限制被解除，又有了官府的许可，门阀势力可谓是空前强大，也正是荫客制的产生，使得宗族门阀的既得利益得到了最有力的保障。
第三回合，门阀胜！
宗族门阀和皇权的微妙关系
事实上，宗族门阀和皇权之间的关系比上述的更加微妙，当皇权比较稳定时，宗族门阀便是皇权之下最为庞大的势力，这不能简简单单地看作是一种依附，因为一旦皇权旁落或者式微，宗族门阀就是恢复皇权的主干力量，我们拿东汉为例，东汉末年的局势想必大家都了解，诸侯纷争，皇权式微，人人都想自立取刘汉而代之，最为著名的恐怕也就是董卓和曹操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过这两个人的做法：
《三国志·蜀志·许靖传》：“卓入京，沙汰秽浊，显拔幽微”
《通鉴》建安二四年条司马光语：“不汉之时，操力葛群雄，广延名士，以自壮大，然犹畏名义而自抑。”
董卓入京，其实是很小心谨慎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而入京的名号也是“恢复汉祚”；曹操就更加明显了，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广邀名士入麾下，但是对外却依然十分克制自己。
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害怕宗族门阀势力对自己进行打击！
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即使汉献帝是一个懦弱的皇帝，甚至是一个傀儡，但是，在众多颇具名望的宗族大家的势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刘汉的绝对拥护者，再加上刘氏宗亲依然在各地分封，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等等，这些人虽然不是汉献帝的拥护者，但也绝对是刘氏天下的拥护者，相信只要董卓或者曹操一有不轨之举，各地刘氏宗亲肯定会起兵造反，当年虎牢雄关大战十八路诸侯就是很好的例子，不仅刘氏宗亲，异姓诸侯也加入到这场纠纷当中，当然，他们的目的也绝不单纯，这是可以肯定的。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宗族门阀在成为皇权有利屏障的同时，也是式微皇权的最佳掘墓人，这也很好理解，把话说穿了，宗族门阀凭什么要为皇权效力？那是因为皇权是他们既得利益的保障，而当这种保障不存在或者无法挽回颓势的时候，宗族门阀肯定是要寻找新的依靠的。
前文说到的曹操，现在我们可以来阐述一下了，曹操就是眼看旧的皇权无法依靠，转而成为宗族势力角逐的典型代表，从曹操意欲刺杀董卓，败露后又想方设法逃走，我们不难看出，最初的曹操其实也是刘汉的拥护者，我们不能说曹操从一开始就有篡汉自立的心思的，但是，很快他发现，刘汉势力已经不得人心了，天下大乱的根源就是汉室无法掌控局势了，作为一名政治家，他决定进行政治投机，他先是拉拢了一帮刘汉的绝对拥护者，来充作自己的门面，随后，又邀请了贾诩，郭嘉，司马懿这类“心怀鬼胎”的人入帐，明面上是匡扶汉室，但实际上自己已经成为了新的宗族势力，而且他所代表的势力最终击败了“四世三公”的袁绍，一举成为了东汉末年数一数二的宗族势力，而后的曹丕篡汉自立，无非也就是宗族势力成熟的必然进程而已了。
所以，宗族门阀和皇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需要一种平衡的，而这个平衡点就是皇权的掌控力，当掌控力不足以维持宗族门阀的利益需要时，同时宗族门阀也觉得扶持无望，那么从宗族门阀势力角逐中的获胜者，将会是宗族门阀追捧的下一位“老板”！
我们也不能说这是“墙头草”的行为，只能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罢了。
从宗族门阀和皇权的关系，可以得出的历史启示
宗族势力能有如此影响，其实仅仅只是在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的前期，相较于中国的历史，不过短短四百余年而已，但是，这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历史，因为宗族门阀势力的出现和与皇权的相爱相杀，表明了皇权其实是可以被制约的，而这一点，也正是后续的统治者疯狂加强皇权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唐宋元明清，其实就是一段封建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这其中，我们也无法否定和这场相爱相杀有所关联。
也许，从宗族门阀和皇权打成平手的那一刻起，皇权的不断膨胀就被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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