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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與陳獨秀合譯”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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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在晚清民初的譯介之熱，除了與《哀希臘》相同的社會政治背景，也是乘晚清啟蒙救亡思潮下的小說界革命之勢。而曼殊所譯的《慘世界》，恰逢其會地呼應與實踐了“小說界革命”的政治立場和文學主張。
《慘世界》的異本問題，柳亞子在《〈慘社會〉與〈慘世界〉》一文中已有考述。撇開一些無關宏旨的細節不說，《慘世界》裡的孟主教在起初連載時並不姓孟，且不稱主教，只叫作和尚罷了。
《慘世界》第五回回目“孟主教慷慨留客，金華賤委婉陳情”、第六回回目“孟主教多財賈禍，寶姑娘實意憐人”，原為“貪和尚慷慨留客，苦華賤委婉陳情”和“寶姑娘多情待客，富和尚假意憐人”，人物性格品質發生劇變，因此柳亞子認為《慘世界》和《慘社會》的結局一定有所不同。
“因為曼殊是反對耶教徒的，所以他在譯此書時，便硬把孟主教改做貪和尚，照此理想推闡下去，此書的結局，一定是和囂俄原書大相反背的”。柳亞子質疑《慘世界》十一回的下半回至十四回並非曼殊自己的手筆，而是陳仲甫所續，將貪和尚復歸為孟主教的是仲甫。
陳獨秀
照理說，此時期陳獨秀的思想主張仍是積極反帝反清、擁護激進民主革命的，不應該作如此修改，正如柳亞子所言，“仲甫的所以要推翻曼殊，恢復囂俄，卻並不因為思想的關係；我相信曼殊的根本見解還是受著仲甫的影響，所以他倆的思想，是決不會背道而馳的。我以為仲甫在《慘世界》中，所以要構成如此的結局，實在是由於他的貪懶，也可以說是由於他的才盡。大概仲甫續成此書時，寫到十三回明男德自殺以後，已是筋疲力盡，下面倘然要繼續曼殊的暗示寫去，一定還要另起爐灶，十分麻煩，並且一時找不到收束。那末不如順著囂俄的本意，把原書鈔譯一些，就可以完功大吉。這雖然是我的猜想，但大概和事實總相去不遠吧。……盧冀野給柳無忌的信上講：‘惟《悲慘世界》一種，予聞後半部系獨秀續撰。’”
《慘世界》的合譯之說由來已久。亦有學者認為：“《慘世界》譯作中或許曾有過蘇曼殊的勞動，但其從文字到根本見解，都取決於陳獨秀”，“當初連載時只署蘇曼殊之名，自是陳獨秀提攜他的意思；鏡今本蘇、陳同署，是作為友誼的紀念；蘇曼殊逝世後，去陳名只作蘇之遺作處理則是友人懷念曼殊所致。”
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是“《慘世界》是蘇曼殊譯作的，而陳獨秀只是在詞句上對譯作作了潤飾工作”，第一回至十四回均為蘇曼殊譯作。丁富生列舉十一回前後不少相同、相近的文筆措辭，以證譯者之統一。
筆者通過綜合借鑑前人著述，認為《慘世界》全為陳獨秀所譯的觀點沒有充分理據，《國民日日報》連載的《慘社會》是曼殊原著，其中有陳獨秀參與潤飾的成分，鏡今書局單行本是陳仲甫在《慘社會》譯稿基礎上的修訂之作，但是其中相當多內容是曼殊已經譯出的，因此十一回的部分至十四回的翻譯是蘇曼殊和陳獨秀兩人共同完成的。
1903年，時代環境迅猛變遷，蘇曼殊改譯而作的《慘世界》是一個豐富複雜的政治寓言，其中甚至包含了政治預言——小說中作者塑造的理想英雄明男德企圖刺殺拿破崙一世。當他得知拿破崙要稱帝，憤怒的他便決心在拿破崙加冕前殺死他：“我法蘭西國民，乃是義俠不服壓制的好漢子，不像那做慣了奴隸的支那人，怎麼就好聽這鳥大總統來做個生殺予奪、獨斷獨行的大皇帝呢!”
1915年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欲恢復帝制，數月後以失敗告終。學界前輩已指出《慘世界》“是蘇曼殊借翻譯之名，取材於雨果的《悲慘世界》和晚清社會的一部創作小說”，認為它是“以翻譯小說面目出現的革命宣傳品”，是譯者排滿革命思想的強烈抒寫，並且也包含了譯者的早期社會主義思想，或是從譯者歸屬的角度作文獻考證，或是把《慘世界》看作“‘借體寄生’式的譯作雜糅”。
| 內容節選自《跨文化的行者蘇曼殊：一種語言符號學探索》
跨文化的行者蘇曼殊：一種語言符號學探索
定價：48元
ISBN：978-7-309-14498-7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9年11月出版
與同時代別求新聲於異邦的作家們相較，晚清作家、翻譯家蘇曼殊探索的是一條曲折複雜的路——如何使自身融入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並承繼其精髓，同時汲取其他文明的璀璨英華，通過譯介活動為華夏文明注入新的生機活力，且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本書以語言符號學的方法系統地研究蘇曼殊文學與翻譯的獨特表意機制和話語實踐，進而深入檢視本土詩學的傳承與流變，考察不同文學文類的深層動力學以及他們彼此殊異的原委，從語言學匯通詩學的視角為比較文學研究作一種創新性的嘗試。
唐珂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上海市“晨光計劃”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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