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二十四歲離開家鄉，一生漫遊四方，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黃河上下，走了數不清的地方，經歷了數不清的磨難坎坷，最後在安徽當塗去世。這樣的漫遊生活，需要較雄厚的經濟基礎，而李白一輩子不過一介布衣，從未做過官，沒有官俸收入，他又是個出手慷慨大方的人。在他看來，“黃金逐手快意盡”，“千金散盡還復來”。他自稱，在揚州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餘萬”，我們禁不住要問，支撐李白漫遊天下的經濟基礎到底是什麼？李白的經濟收入從哪兒來？他到底有多少錢呢？
1 李白的經濟來源在哪裡？
李白一生從未擔任過任何官職，用現在的話說，他不是國家的正式在編幹部，不是公務員，沒有穩定的薪水來源。他也不像現在作家協會里的專業簽約作家，有比較穩定的創作收入；以李白的個性來判斷，他經商的可能性也很小，即便經商，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那麼，究竟是什麼經濟來源在支撐著李白漫遊天下呢？這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對李白來說卻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那麼，李白的家庭是否非常富庶？是否有人一直暗中資助著李白的生活？李白是否還有其他的收入來源？歷來人們都有這樣的疑問。
有人認為李白詩中常常寫到煉丹，比如：“煉丹費火石，採藥窮山川”（《留別廣陵諸公》）、“閉劍琉璃匣，煉丹紫翠房”（《留別曹南群官之江南》），而冶煉丹藥所需的汞、鉛均屬於較貴重的有色金屬，所以他可能從冶煉行業中牟取商業利益。李白曾經到過秋浦（今安徽貴池），作《秋浦歌》，描寫當地工匠冶煉銅礦的景象：“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因此有人就推測，李白可能從事銅、銀的冶煉與販賣生意，從而致富。李白的故鄉在今四川江油，屬於綿州地區，而綿州自古出產鐵礦、鹽礦，所以有人推測李白的父親李客或者他的家族可能從事鹽、鐵買賣，並由此致富。
[明]李芳《葛洪煉丹圖》（局部）
還有人認為，李白漫遊的許多地方都屬於經濟發達城市，比如長安、洛陽、東魯、金陵、江陵、揚州、會稽等地，所以李白很有可能在這些城市從事相關的商業活動。李白說自己“混遊漁商，隱不絕俗”（《與賈少公書》），“青雲豪士，散在商釣”（《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認為這就是李白從商的證據。
這些說法貌似有理，其實都比較牽強。說李白的父親或家族從商，的確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從李白年輕時漫遊各地的情形來看，他出手確實非常闊綽，這闊綽的來源與基礎，應該是他父親或家族長輩提供的。但是，如果非要具體說他父親就是在綿州從事鹽、鐵販賣生意，就不免過於主觀臆測了。
首先，在古代社會，鹽、鐵屬於國家統購統銷的專賣物資，不允許私人買賣，有人就說李白的父親及其家族可能靠走私鹽、鐵致富，這是極其荒誕的。其次，即便綿州地區出產鹽、鐵，李白出川時攜帶鉅款，何以見得這筆錢就一定是販賣鹽、鐵所得呢？根據李白年輕時期所擁有的錢財狀況大體可以推測出，李白的父親及其家族在中亞地區，後來又在蜀中從事過某種商業活動，正是這些商業活動，為李白早期的漫遊活動提供了經濟基礎。
至於說從煉丹中牟取利益，就更牽強了。中國古代許多煉丹家對於提高有色金屬的冶煉技術的確有貢獻。比如在冶煉汞、鉛等丹藥成分的同時，提高了冶煉技術本身。但是煉丹的根本目的在於長生不老，不是發展冶煉技術，更不是冶煉、販賣有色金屬。對李白來說，他煉丹的主要目的，也是想長生不老、實現羽化昇仙，並不是要藉助煉丹或者冶煉金屬賺取錢財，自然更不可能因此致富了。
至於說到“混遊漁商，隱不絕俗”“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實際上是斷章取義，沒有聯繫上下文來領會李白的本來意思。在“混遊漁商，隱不絕俗”前面還有兩句話是“白不樹矯抗之跡，恥振玄邈之風”，後面還有兩句話是“豈徒販賣雲壑，要射虛名……”通讀前後文可知：我李白不故作不尋常的舉止，恥於假冒清高的姿態。我終日與漁夫、商賈為伴，雖然隱居鄉野，但從不與世隔絕，難道我是那種藉助隱居抬高身價、邀取虛名的人嗎？可見，李白的本意就是想表明自己不是沽名釣譽之人，而是一個老百姓中普普通通的人，這是他“混跡漁商”的根本含義。“青雲豪士，散在商釣”也是如此，這兩句之後還有一句是：“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聯繫起來的意思就是：那些個性狂放、豪爽的隱士，難以施展自己的抱負，不得不散居在商賈、販夫走卒當中，在座的有識之士，不都是奔波在宦遊路途中的旅人嗎？顯然，李白的本意並不是說自己就是商人或者從事商業活動，而是強調青雲豪士不得不與商釣為伴。
李白一生的確漫遊過許多經濟繁榮的大城市，但問題在於，李白去這些城市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發財，而在做官，是出於明確的政治目的。目前還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李白在長安、洛陽等地從事過商業活動。事實上，除非在這些城市的中心地區從事與政治有關的活動，李白個人更喜歡在這些大城市或周邊的名勝古蹟、自然山川中吟嘯遨遊。比如在四川江油時期，他就遍遊周邊的名山古剎；在湖北安陸期間，他與家人居住在小壽山、白兆山；在長安時期，他也曾數次遊賞終南山；在東魯期間，他雖然居住在任城，卻常常去遊賞泰山；至於在金陵、揚州、會稽等地，他更是在山水之間盡情暢遊，很少將自己的足跡束縛在雖則繁華卻不免拘束性情的城牆之中。李白曾說：“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的確，大都市不過是李白進身仕宦的目標，能夠真正令他身心愉悅、精神煥發的還是城市邊緣的名山大川、溝壑林泉。很難想象李白漫遊都市的目的在於經商，這與他的性情人格、政治理想、生活理想存在很大的差距。
既然李白自己從未做過官，也不從商、經商，那麼他的錢從哪裡來呢？
有的研究者認為，李白的家族從事航運發財，這是李白主要的經濟來源，證據就是李白的一首《萬憤詞投魏郎中》詩。這首詩是李白被系潯陽監獄時所作，其中有一句：“兄九江兮弟三峽”。唐代長江航運業很發達，許多商人將四川的井鹽運往兩湖、江南地區，再轉往內地，所以李白的這兩個兄弟必然是做長途航運生意的。為什麼呢？因為弟弟在長江上游三峽某處負責將巴蜀的產物運銷到九江等吳、楚之地，再由吳、楚之地轉運到中原腹地，或者由吳、楚運銷貨物到巴蜀。他們認為，唯有這樣龐大的產業與經濟後盾，方能支撐得起李白長期的漫遊生活。
這種推測也實在過於牽強。原因很簡單，也是沒有聯繫《萬憤詞投魏郎中》這首詩的整體語境來理解“兄九江兮弟三峽”這句詩。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不妨節選《萬憤詞投魏郎中》與“兄九江兮弟三峽”相關的部分內容：
南冠君子，呼天而啼。
戀高堂而掩泣，淚血地而成泥。
獄戶春而不草，獨幽怨而沉迷。
兄九江兮弟三峽，悲羽化之難齊。
穆陵關北愁愛子，豫章天南隔老妻。
一門骨肉散百草，遇難不復相提攜。
我遭遇了這樣巨大的災難，十分痛苦，不由得仰天悲啼。止不住想念故去的父母（一說指朝廷），淚水如血灑落泥土。我自己身陷囹圄在九江，兄弟你卻遠在三峽，怎能如飛仙一般化生羽翼輕易相聚？我的兒子伯禽還遠在山東沂水，我的夫人還遠在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家人就這樣骨肉離散，值此危難之際卻不能相互照應。這一整段都在抒發自己蒙冤入獄的痛苦，表達對親人的思念，根本沒有任何涉及商業活動的內容。
況且李白的詩文中稱兄道弟之處實在太多了，大凡同姓李氏的，李白總喜歡在詩文題目上表明叔侄、祖孫、兄弟的關係，比如從兄、從弟、族兄、族弟等，這其中多數指同姓的宗族兄弟，並不就是指同胞親兄弟。對於那些相交、相知甚深的好朋友、老朋友，李白往往也稱他們為異姓天倫，有時候甚至直接稱他們為兄弟。
所以李白詩中所稱的“兄”（一說“兄”是李白自己）“弟”，未必就是李白的同胞親兄弟。退一步講，即便這兩位親兄弟分別住在三峽、九江，而唐代長江航運也非常發達，何以見得他們就一定從事航運商業活動呢？再退一步講，即便李白的這兩位親兄弟真的從事航運商業活動，又有什麼證據證明他們的商業活動就一定與李白的漫遊有直接關係呢？
要弄清楚李白的經濟收入還真不大容易。既然這幾種推測都不合理，那麼合理的推測究竟是什麼呢？李白這位赤手空拳走天下的浪漫詩人，他的日常經濟生活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下面我們就來盤點一下李白“存摺”上的存款吧。
2 李白有多少財富？
李白離開四川時肯定攜帶了一筆錢財，不然不會在揚州一年花掉三十餘萬錢。那麼，這三十萬錢在李白所處的時代是個什麼概念呢？
唐朝人所使用的貨幣叫做“開元通寶”，它鑄造於唐高祖武德年間。“開元”具有唐取代隋、改朝換代的意思。唐朝規定，十枚開元通寶重一兩，一枚就是一錢。後來各個朝代鑄造錢幣，大都依據開元通寶的標準，而“錢”這個重量單位也就一直沿用至今。
開元通寶的成分中，80%是銅，其餘20%是鉛和錫。由於成分比例合理，幣值相對穩定，鑄造工藝精良。唐朝滅亡後，開元通寶雖已不再發行，但一直與後代鑄造的新錢混合使用，一直到明代後期才被禁止使用。
那麼李白的三十萬錢在開元年間具有多大的購買能力呢？據有關史料記載，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一斗糧食的平均價格大體是二十至三十錢；一匹絹帛的平均價格大體是四百至五百錢；一斤豬肉的平均價格大體是六百錢左右；一斗鹽的平均價格大體是十錢左右；一斗普通酒的價格大體是十錢左右，一斗上好的美酒價格大體是三十至四十錢左右，那些特別名貴罕見的佳釀也許價錢很高。但在普通市場上，即便是一斗名貴的酒也不大可能賣到上萬錢。比如李白詩中所說的“金樽清酒鬥十千”，或者王維所說的“新豐美酒鬥十千”，這其中也許都有文學誇張的成分。此外，一名奴婢的平均價格大體在四萬文左右；一匹馬的平均價格大體在數千至數萬錢之間。由此可見，在當時擁有三十萬錢，起碼應該算是中上生活水平，更何況這三十萬錢不過是李白施捨給別人的，那麼他自己也許擁有五六十萬甚至更多的錢財。這樣說來，年輕的李白當時擁有萬貫家財，算是個富家子弟，若論行俠仗義，也算是個豪俠、巨俠了！
但是這樣出手闊綽的生活持續的時間似乎並不很長。出川之後的兩三年裡，他沿江一路東下，先後漫遊今湖北江陵、洞庭、江西廬山、江蘇南京、揚州、浙江杭州、蘇州、會稽、新昌等地，隨後由東南“溟海”折返吳、楚。
此時他的生活似乎漸漸陷入窘境，情緒也非常低落，甚至染上了疾病：“吳會一浮雲，飄如遠行客。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良圖俄棄捐，衰疾乃綿劇。”（《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徵君蕤》）在後來的回憶中，這一段的生活的確有些落魄：“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其一）。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727），李白在安陸娶許氏為妻，生活相對穩定下來，於是干謁當地官員，並曾西入長安尋求政治機遇。這一時期他的經濟狀況雖然有所好轉，但也時常需要他人的救濟：“而我竟何為？寒苦坐相仍。長風入短袂，內手如懷冰。故友不相恤，新知寧見矜？”（《贈新平少年》）李白漫遊梁園的時候，也曾向侯十一訴苦：“餘亦不火食，遊梁同在陳。”（《送侯十一》）到了“安史之亂”前後，李白的手頭更不寬裕，在給表外甥高鎮的詩中，他說：“欲邀擊築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在《贈劉都使》中也說家裡：“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總而言之，在成家以後，李白似乎再也沒有那種“散金三十餘萬”的壯舉了，其家庭經濟狀況雖然不至於落魄窮頓，但是要說非常富有以至於坐擁鉅萬，那確實與事實相距甚遠。
其實，按照我們平常人的想法，不論是三十萬還是五六十萬錢，雖然算不上億萬鉅富，也算是小家乍富，如果精心籌劃，開源節流，也足夠一家人過上殷實平靜的生活。可李白的政治理想、生活理想都不尋常，他在政治上要一飛沖天、一鳴驚人，要作宰輔之臣，要作帝王之師；他的生活方式也要非同凡響、名動天下。他要實現這樣的政治理想、生活理想，也要採取異乎尋常的途徑與手段，這就決定了他的金錢消費觀念也將是不同凡響的，那區區的幾十萬錢自然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數字了。
李白二十四歲出川，散金三十餘萬，等到二十七歲結婚的時候，已經是兩手空空。他的父親也許是一個商人，積累了一些財富，但李白顯然只懂得消費而不懂得積累，更不用說經營了。這從他對待金錢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這是典型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的理財情緒、理財理念。他說：“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醉後贈從甥高鎮》）哪怕破產貧窮，只要用金錢能夠換來那一刻的快意與興奮，就值得！他又說：“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將進酒》）“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金陵江上遇蓬池隱者》）。可見，金錢對李白來說，只不過是一個符號，一個工具，與他隨身攜帶的寶劍、寶馬一樣，是為自己所用的，並不是用來炫耀自己身份、價值的象徵，更不是自己刻意追求的目標。所以李白從來都不可能做金錢的奴隸，他絕對是金錢的主人。
不過“千金散盡還復來”畢竟是詩人的主觀想法，在現實生活中，千金散盡之後究竟能不能復來？或者說散盡的是千金，復來的究竟是一金還是百金？這就要看你有沒有聚斂金錢的能力與時機了。問題在於，李白究竟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如果沒有，那李白靠什麼“復來”那散盡的千金呢？
3 李白的經濟來源
李白的經濟來源之一，在於撰寫詩文所獲潤筆、稿酬以及實物饋贈。
唐代並沒有官方規定的稿酬制度，但是不少讀書人都因撰寫詩文、碑銘、頌讚、墓誌而獲得報酬，這是當時社會上一種普遍的風氣。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新唐書·皇甫湜傳》記載：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留守裴度闢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彩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常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唐穆宗長慶二年（822），裴度任東都洛陽留守（大體相當於洛陽市行政首長），皇甫湜是他的屬官。裴度修福先寺，要給寺廟立碑，於是請遠在長安的中書舍人白居易寫篇碑文。皇甫湜知道後非常憤怒，抱怨裴度捨近求遠，不請自己，反請白居易，要辭去官職。裴度連忙向他道歉，為他準備一斗美酒。皇甫湜喝得酒酣，提筆頃刻寫成。裴度贈給他車馬、絹帛。皇甫湜大怒，說：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刻薄呢？自從給詩人顧況文集作序之後，我不曾輕易允諾為人寫文章，如今為你寫三千字的碑文，每個字至少得三匹上好的細絹作為酬勞。裴度並不與他計較，按照他的要求付給報酬。
這個故事是為了表現皇甫湜的狂傲不羈、裴度的寬容仁厚，但也說明三個問題：第一、當時邀請文人撰寫相關詩文，約定俗成要支付一定的報酬；第二、皇甫湜過分提升稿酬誠屬狂傲，但也說明潤筆價格的高低是可以商量的。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市場行為；第三、裴度對皇甫湜的抱怨表示道歉，這固然表現了裴度的寬容，但也顯示出知名文人的作品在市場中的影響力。
再比如，唐文宗大（太）和五年（831）七月，著名詩人、武昌軍節都使元稹去世，他臨終委託好友、河南尹白居易為其撰寫墓誌文。白居易撰成墓誌文後，元稹的家人贈給白居易絹帛、輿馬、銀鞍、玉帶等價值六七十萬錢的財物作為酬勞。白居易說：“予念平生分，文不當辭，贄不當納。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訖不得已，回施茲寺。”（《修香山寺記》）以他與元稹多年的深厚交誼，撰寫墓誌文義不容辭，而撰文之酬勞則絕對不能收取。然而元稹家人多次從長安來洛陽，一定要他收下，不得已，白居易只好將這價值六七十萬的財物統統施捨給洛陽香山寺，用以修葺廟宇。由此可見，六十歲的白居易在當時潤筆市場的高昂身價。
李白的詩文之名在盛唐時代四海皆知，他現存的詩文中，就有不少應邀撰寫的碑銘、頌讚、壁記之文及應景奉和之詩。李白在世的時候，詩文便散佚甚多。李白的仰慕者、同代人魏顥在《李翰林集序》中說：“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顥於絳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李白去世後，他的族叔李陽冰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說：“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魏顥、李陽冰都曾受李白委託編輯詩文，與李白的關係非同尋常，他們的判斷是可信的。李白現存詩文總數不足一千首（篇），以此推測，他平生所做詩文不會少於一萬首（篇）。即使只有五六十首（篇）屬於潤筆之作，以白居易、皇甫湜報酬的一半來算，也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
除了獲取潤筆之資，李白通過寫作詩、文，還常常獲得不少價值不菲的實物饋贈。比如良墨：“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今日贈予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山。”（《酬張司馬贈墨》）
[明]唐寅《訓鶴圖》
比如名貴的白鷳：“請以雙白璧，買君雙白鷳。白鷳白如錦，白雪恥容顏。……我願得此鳥，玩之坐碧山。胡公能輟贈，籠寄野人還。”（《贈黃山胡公求白鷳》）
比如裘皮大氅：“粉圖珍裘五雲色，曄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陸離，應是素娥玉女之所為。輕如松花落金粉，濃似苔錦含碧滋。……故人贈我我不違，著令山水含清暉。頓驚謝康樂，詩興生我衣。”（《酬殷明佐見贈五雲裘歌》）
比如桃竹書筒：“桃竹書筒綺繡文，良工巧妙稱絕群。靈心圓映三江月，彩質疊成五色雲。”（《酬宇文少府見贈桃竹書筒》
比如山水字畫：“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開。龍潭中噴射，晝夜生風雷。……聞君寫真圖，島嶼備縈迴。……幽緘倘相傳，何必向天臺。”（《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圖》）
其他還有種種饋贈，數不勝數，如《答友人贈烏紗帽》《酬坊州王司馬與閻正字對雪見贈》《酬張卿夜宿南陵見贈》《答從弟幼成過西園見贈》《酬裴侍御對雨感時見贈》《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等等。
李白的經濟來源之二，在於他的婚姻以及朝廷饋贈。
李白一生經歷了兩次正式的婚姻。第一任夫人乃是唐高宗時期宰相許圉師的孫女許氏；第二任夫人乃是武后時期宰相宗楚客的孫女宗氏。這兩次婚姻都採取李白入贅妻家的形式。許家、宗家雖然比不上鉅富之家，但以宰相後人的家底，對李白的經濟生活當然會有不小的支持。
唐玄宗天寶元年（741），李白接受詔命，進入長安成為皇帝身邊的翰林供奉，這雖然不是一個正式的有品級的官職，在政治上也沒有什麼前途，但必定享受著非常豐裕的待遇。李白在長安的政治追求以失敗告終，但經濟上並沒有蒙受什麼損失，反而有所收穫：“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新唐書·文藝列傳中·李白傳》）“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李陽冰《李翰林草堂集序》）。既然是唐玄宗賜給錢財，讓他回家去做詩人，這筆錢自然不會太少。從李白的詩中，我們猜測他可能用這筆錢在東魯地區購買了龜陰田：
吳地桑葉綠，吳蠶已三眠。
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復茫然。
……
裂素寫遠意，因之汶陽川。（《寄東魯二稚子》）
而這田園的生活似乎也還非常愜意：
一身自瀟灑，萬物何囂喧。
拙薄謝明時，棲閒歸故園。
二季過舊壑，四鄰馳華軒。
衣劍照松宇，賓徒光石門。（《答從弟幼成過西園見贈》）
此外，唐肅宗至德元載（756），永王李璘的使者韋子春到廬山請李白出山，參加永王李璘軍隊幕府，也贈給他一筆不小的聘金：“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不管究竟真的是“棄之”還是視作“浮煙”了，我們猜測，以永王李璘的皇子身份，以李白在天寶末年的大名，以李璘拉攏李白入夥的政治用心，這五百金顯然不可能是區區五百銅幣，至少應該是五百銀幣甚至金幣。如果真是如此，那可就不是一筆小數目了。對不得不避亂廬山的李白來說，這五百金當然不可能是他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理由，但對於身處戰亂中的李白一家來說，它卻未嘗不是一筆可觀的經濟保障。
李白的經濟來源之三，或者說他漫遊生活的經濟來源，還在於朋友們的資助。
李白有不少老朋友都有足夠的條件，資助、款待李白的漫遊生活。比如道士元丹丘，在河南南陽石門山、嵩山、潁陽附近均有山居、莊園。這些山居、莊園，往往成為李白漫遊生活的重要依託之地。元丹丘曾數次邀請李白來自己的山居一同漫遊、修身。這在李白的詩中有明確的記錄：
元丹丘，愛神仙。朝飲潁川之清流，暮還嵩岑之紫煙，三十六峰長周旋。（《元丹丘歌》）
仙遊渡潁水，訪隱同元君。
……
留歡達永夜，清曉方言還。（《題元丹丘潁陽山居》）
聞君臥石門，宿昔契彌敦。
方從桂樹隱，不羨桃花源。（《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蹟僕離群……以寄之》）
尋幽無前期，乘興不覺遠。
……
丹丘遙相呼，顧我忽而哂。（《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
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
沉懷丹丘志，衝賞歸寂寞。（《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既然在朋友的山居、莊園中參禪悟道，那當然不用考慮衣食住行的花費，以至於李白考慮讓妻子女兒也一起來過這樣神仙般的生活：“拙妻好乘鸞，嬌女愛飛鶴。提攜訪神仙，從此鍊金藥。”（《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這當然是一句玩笑話，無非是說自己一家人都有虔誠的求仙之心，但也說明衣食之憂並不在李白的考慮之列。
李白還有一位好朋友元參軍，他的父親在幷州（今山西太原）為將，在當地頗有勢力，元參軍曾邀請李白同遊太原，在李白的記憶中，那是一次多麼難忘的愉悅之旅啊：
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
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
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水如碧玉。
浮舟弄水簫鼓鳴，微波龍鱗莎草綠。
興來攜妓恣經過，其若楊花似雪何。
紅妝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
翠娥嬋娟初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
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
此時行樂難再遇，西遊因獻《長楊賦》。（《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
難怪詩人樂不思歸，看來這位幷州的元參軍不僅仗義輕財，而且真心款待他。每日除了美酒佳餚，還有簫鼓曼舞相伴，加之紅袖添香、美人如雲、歌曲輕揚，當然頓生“行樂難再遇”的感慨。
唐玄宗時宰相崔日用的公子崔宗之，也是李白的好友。他曾專門寫信邀請李白來自己的嵩山別業居住、遊賞：“我家有別業，寄在嵩之陽。明月出高岑，清溪澄素光。雲散窗戶靜，風吹松桂香。子若同斯遊，千載不相忘。”（《贈李十二白》）
其實願意為李白提供漫遊之資或者某種生活便利的，不僅僅是這些有較高社會地位的所謂大人物。以李白在當時的巨大聲望，有不少一般的所謂小人物也都非常渴望能夠一睹李白的風采，他們雖然沒有能力為李白提供巨大的經濟資助，但也有自己表達仰慕的獨特方式。
魏顥為了尋訪李白“自嵩宋沿吳相訪，數千裡不遇……後於廣陵相見”（李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往王屋並序》）。並一起漫遊金陵：“一長復一少，相看如弟兄。惕然意不盡，更逐西南去。同舟入秦淮，建業龍盤處。”（魏顥《金陵酬李翰林謫仙子》）任華崇拜李白，四處追尋他的行蹤，失望之餘，任華不由發出這樣的感慨：“任生知有君，君也知有任生未？中間聞道在長安，及餘戾止，君已江東訪元丹，邂逅不得見君面。每常把酒，向東望良久。”（任華《雜言寄李白》）為什麼在任華的心目中，李白這麼具有吸引力？任華說得好，就是因為李白：“平生傲岸，其志常不可測，數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顏色。”（《雜言寄李白》）人們仰慕的，就是他這種傲視權貴、渴求自由的精神境界。
還有一位姓鄭的博平太守，居然放下太守的架子，遠道尋訪李白一直追到江夏，方才如願：“多君重然諾，意氣遙相托。五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與荷衣樂。”（李白《博平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立馬贈別》）
更有趣的是，當時有一位名不見經傳的中都小官，因為聽說李白路過當地，他特意拎著琥珀色的美酒、汶水的紫錦鱗魚，專門前來拜訪李白。李白被這小吏的一片誠心所打動，他飲盡美酒，飽餐汶魚，作詩相謝：
魯酒若琥珀，汶魚紫錦鱗。
山東豪吏有俊氣，手攜此物贈遠人。
意氣相傾兩相顧，斗酒雙魚表情素。
雙鰓呀呷鰭鬣張，跋剌銀盤欲飛去。
呼兒拂幾霜刃揮，紅肌花落白雪霏。
為君下箸一餐飽，醉著金鞍上馬歸。（《酬中都小吏攜斗酒雙魚於逆旅見贈》）
顯然，一介區區小吏尋訪李白不會有什麼巨大的功利目的，不過是想表達一種淳樸、簡單、真實的仰慕之情。李白也正是被魏顥及小吏們的熱情、真情所打動，才寫下這些情真意切的詩篇。正如剛才所說，這些小人物不大可能像元丹丘等朋友那樣給李白提供相當可觀的經濟支持，他們也不可能成為李白漫遊生活重要的經濟收入來源，但是他們對李白的這種仰慕、嚮往，卻足夠說明李白在當時的崇高聲望與地位。
事實上，李白不僅僅在他榮極一時時受到人們的推崇敬仰，即便在他沉淪下僚的時候，也依然備受大家的關心與敬慕。從李白的詩篇甚至只是詩題中可知，在他流放夜郎的前後，有很多朋友、官員為他送行：
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贈劉都使》）
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江上贈竇長史》）
天地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江夏贈韋南陵冰》）
還有《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流夜郎至江夏，陪長史叔及薛明府宴興德寺南閣》《張相公出鎮荊州尋除太子詹事餘時流夜郎……詩餘答以此詩》《流夜郎永華寺，寄尋陽群官》《竄夜郎，於烏江留別宗十六璟》等等等等。
這哪裡像是在為一個流放的朝廷欽犯送別？簡直就是朋友們的又一次盛大的聚會，正是李白傲岸自信、飄然不群的精神境界，驚天地、泣鬼神的藝術天才將大家聚攏在一起。流放期間的李白非但談不上什麼政治價值，更談不上什麼經濟收入，他所擁有的也只有一個天才詩人的自信、痛苦、牢騷、藝術，在朋友們真摯友情的關懷與感染下，詩人憑藉著天才的藝術表現力，將盛唐時代士人群體歡樂、悲傷、喜悅、絕望、自信、沉淪的情感世界表現得淋漓盡致、無與倫比。這不正是人們仰慕、熱愛李白最主要的原因嗎？他是盛唐時代最偉大的歌手，他的歌聲唱出了這偉大時代光明的理想與暫時的黑暗，唱出了一代人的時代心聲。
我們不妨稍顯誇張地說，李白之所以能夠在當時赤手空拳、漫遊天下而無衣食花銷之憂，雖然不排除他本人具有一定的政治價值，被賜金放還後甚至還籠罩著一層炫目的政治光環，關鍵還在於他耿介清高的人格力量，清雄奔放的詩歌藝術，灑脫飄逸的精神風采吸引著、牽引著不少讀書人的目光、思想與境界，而伴隨著所有這一切複雜過程的，就有必要的經濟饋贈、酬勞以及補償，這就構成李白經濟收入的第三個來源。
正如前面所說的，在當時，李白的這些經濟收入來源並不是特例，許多知名文人都有接受潤筆、饋贈乃至漫遊寄食的經歷。杜甫就曾說：“惟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只恐轉死溝壑。”（《進雕賦表》）又說“傾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進三大禮賦》）。當時有許多達官貴人、豪商巨賈也願意資助文士，常常延請才名出眾的文人到家中做客，而文人們也都喜歡出入貴戚、商賈之門，蔚為一時之風氣。他們“投刺干謁，馳驅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舊唐書·楊琯傳》），他們“驅馳府市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舊唐書·薛登傳》）。
這其中當然不乏欺世盜名、品德低下的人物，但總的來說，文人才士與豪商巨賈的密切聯繫，反映了盛唐皇朝重視才華、重視人才的社會風氣。事實上，唐朝除科舉之外，還開闢了多種有效途徑延攬人才。唐高祖、武后、唐中宗、玄宗也都曾多次下達詔書，通過特別途徑訪求賢能之人。繁榮的社會經濟基礎，也為文人才士顯露才華提供保障。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玄宗時期，“海內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國庫充實，糧倉充盈，物價平穩，酒肆旅店齊備，驛站設施完備，社會治安穩定，這些對長途在外旅行漫遊、尋求政治出路的士人們來說真是太重要了。這也充分說明盛唐社會就是一個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社會穩定的偉大時代。
李白曾不無驕傲地歌頌盛唐：“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古風》）杜甫曾深情地回憶：“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憶昔》其二）正是在經濟繁榮、政治開明、充滿機遇的時代，士人們擁有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空間，所以他們稍不愜意，便會爆發出：“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沖天牢騷。然而這種牢騷、不滿，也是盛世中的不滿、牢騷，也是充滿希望的不滿、牢騷。這種不滿與牢騷的情緒，恰恰表達出對前途、未來更大的希望，所以李白才一邊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一邊又說“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歸根結底，詩人對自己、對這個時代是充滿了自信！
所以我們說，探討李白的經濟收入來源，並不僅僅是在探討他的個人生存、生計、經濟問題。李白經濟收入來源的實質在於：一個社會如何看待知識、看待人才。透過李白的經濟收入，可以窺見盛唐時代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整體面貌，李白就是這個整體面貌的典型象徵。李白這樣一個整天生活在理想、幻想甚至是自己主觀想象中的詩人，雖然並沒有多少穩定的收入來源，卻依然能夠在盛唐皇朝的疆域裡往來馳驅，自由漫遊，並不因經濟窘困而使行動受到束縛，使理想與追求受到限制。這說明盛唐皇朝不僅擁有寬鬆開明的人才政策，還擁有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經濟保障體制。正是由於這些綜合的因素，我們才會以一種相對輕鬆、從容甚至欽羨的心態來探討李白的經濟收入問題，在探討的過程中，我們禁不住向李白、向那個偉大的時代，投去敬重、仰慕的目光。
（本文選自《康震講詩仙李白》）
《康震講詩仙李白》
康震 著
簡體橫排
16開 平裝
9787101128666
39.00元
閱讀更多 中華書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