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 龍希成: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傳染病肆虐與征服

丁學良 龍希成: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傳染病肆虐與征服

對話人|丁學良 龍希成

本文原發表於《21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4月16日


公元前430年,一場瘟疫席捲古希臘,奪走了1/4希臘城邦人的生命;公元165-180年,羅馬帝國發生黑死病瘟疫,導致了1/3的人口死亡;公元700-1050年間是日本史上的“瘟疫時代”;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國的諾曼人中間爆發天花,諾曼人殺死了所有的病人和看護病人的人;公元1347-1351年,中世紀的西歐蔓延黑死病,許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都沒有了;14世紀歐洲殖民主義者把傳染病帶到美洲,掃掉了美洲土著90%的人口,由此引起了大規模黑奴的販賣;公元1555年,墨西哥天花大流行,200萬人不治而亡。


瑞典病理學家Folke Henschen說過:“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疾病或傳染病大流行伴隨著人類文明進程而來,並對人類文明產生深刻和全面的影響,它往往比戰爭、革命、暴動來得還要劇烈,因為它直接打擊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產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類本身,打擊了他們的身體,打擊了他們的心靈。


就人類歷史上幾次大規模的傳染病流行事件及相關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龍希成採訪了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博士。


|傳染病隨人類文明進程而來


問:當前社會上人們對傳染病的關注與議論,不由得使人們特別想知道:歷史上究竟有哪幾次特大規模的傳染病流行,它們對人類產生過什麼樣的影響?


丁學良:可以這樣講,在世界歷史上,任何一次傳染病的大流行,都是人類文明進程所帶來的;反過來,每一次大規模的傳染病又對人類文明本身產生極其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為什麼說傳染病流行是人類文明進程所帶來的呢?因為一種傳染病要成為對人類造成廣泛而深刻的傷害的疾病,得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只有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上才能出現。


具體說來,人類最早的狩獵和採集的文明階段,基本上就沒有所謂的傳染病或流行病,因為那時候人口稀少,每個群體只有幾十人百把人,是自成一體的微型社會。各個互不交往的遊獵群體到處跑,他們那樣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環境不大可能發生傳染病或流行病。


考古學告訴我們,大約在1萬年到1萬1千年以前,生產方式從狩獵和採集轉到了農耕,農耕文明才帶來了傳染病。為什麼?因為農耕文明階段上人群定居在一起,定居點越來越大,這時期人類已經把很多動物馴化成家養的了。這很重要,因為以前狩獵時,人不跟活的動物老是生活在一起,他把它打死以後就吃掉了;進入到農耕文明以後,人就跟家養的活的動物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了。


你看看,1萬年以來,人類歷史上最厲害的幾次大的傳染病流行,基本上都是從動物身上傳到人身上來的。到了農耕文明,人跟動物老是生活在一起,而又沒有現代社會才有的那種高水平的公共衛生系統,人畜朝夕廝守,二者的糞便堆積在居住地周圍,這就使得那些細菌寄生蟲之類,得到非常肥沃的營養。科學研究表明,正是那些農耕文明延續得最久的地區,最容易成為孳生新的傳染病的發源地。


問:人們講傳染病往往只想到人與人之間的傳染,而你強調傳染病的動物來源。


丁學良:傳染病跟動物有密切關係,是有科學史根據的。據美國社會史專家W.McNeill的敘述,人類與狗共有的疾病有65種,與牛共有的疾病有50種,與羊共有的疾病有46種,與豬共有的疾病有42種,與馬共有的疾病有35種,與家禽共有的疾病有26種——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從動物身上傳到人身上來的。


上面這些動物恰恰是農耕文明以來人類所馴養的最重要的動物。這些動物本來就是各種各樣的細菌、病毒的寄生體,農耕文明的環境使得人跟這些動物生活在一起,病菌就傳到人身上來了。即使是今天,你看看那些鄉下,甚至走出城市不遠的郊區,各種動物的飼養場所密集,人跟動物還是生活在一起。各種牲口的排洩物在汙染水、汙染土地、汙染空氣,細菌、病毒就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人的身體。這裡就成為天然的新傳染病的起源地。


|幾次大瘟疫改變西方文明史


丁學良:根據西方史料,最早一次大的有文字記載的——此前只有考古物體證據上的傳染病遺蹟——是公元前430年至427年在雅典發生的瘟疫,希臘大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詳細描述了這次瘟疫流行的情形。當時這個流行病是怎麼來的呢?


人類歷史上傳染病大規模流行的最重要的幾個渠道,第一個渠道是戰爭,大規模的征戰使得士兵們從一個地方跑到很遠的另外地方——今天有的傳染病名字仍然保留著戰爭帶來傳染的痕跡,像“非洲軍團病”就是典型。第二個渠道是通商,商人們從一個地方到很遠的另外地方。第三個渠道是傳教士的宗教活動。這些都是有規模的遠距離人口流動的幾種分類。


據修昔底德記載,在公元前431年,開始了西方史上最早的大規模戰爭之一伯羅奔尼撒戰爭。這次戰爭之前,古希臘人從來沒有遭到像天花這樣的傳染病的攻擊,雖然那時候可能已有流感、結核和白喉等病發生。伯羅奔尼撒戰爭使得新型流行病從非洲傳到了波斯即今天的伊朗一帶,再在公元前430年到了希臘。這次重大傳染病造成的後果非常慘重,它使得雅典軍隊的生力軍1/4死亡,瘟疫繼續在南部希臘肆虐,導致了城邦人口的1/4死亡。


根據修昔底德描述的病人們的慘狀,以後的科學家們推斷,那場瘟疫有好多種疾病,包括鼠疫、天花、麻疹和傷寒等等。這次瘟疫造成西方文明史上一次重大的改變。因為雅典本來有稱霸整個希臘半島的雄心——雅典是古希臘所有城邦國中最強大的兩個之一——但因為這次瘟疫,死了那麼多軍隊,死了那麼多平民,仗也難再大打下去了,雅典就稱霸不起來了。


到了公元165-180年間,在羅馬帝國時期發生了另一場非常厲害的黑死病瘟疫——那時候羅馬是安東尼稱帝,史書稱之為“安東尼時期黑死病”——瘟疫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導致了羅馬帝國本土1/3的人口死亡。很快,過了不到兩代人的時間,到了公元211-266年間,羅馬又遭到第二次傳染病的大襲擊。這兩次瘟疫橫行之後,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羅馬帝國就衰落下去了。這便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改變。你不要看不起小小的病毒細菌,它們把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折磨得氣喘噓噓,不堪重擊。蠻族一入侵它就完蛋了。


公元1347-1351年間,也就是中世紀發生的那次大瘟疫就更不得了了,整個西歐範圍內蔓延黑死病,許多地方1/3到1/2的人口都沒有了。那一次造成的慘重後果,影響了西方文明的差不多一切方面。


比如說它帶來了宗教的改變。因為當時那麼多人痛苦,那麼多人死亡,宗教就要對此作出回應,就要找到新的教義來對這種苦難作出解釋。


那個時期,西歐宗教中死神的形象特別突出,並且藝術也是突出一個“死”字。


也導致了農奴的解放。在此之前,農奴不怎麼值錢,土地相對更值錢,但因為有1/3到1/2的人被黑死病掃掉之後,勞動力一下子就變得珍貴了。


據經濟史學家諾斯的研究,當時很多土地空出來以後,產權一下子就變得容易界定了:土地無主,誰佔了就是誰的了。農奴逐漸獲得了自由身份,成為自由勞動者。這次的影響極其巨大,可以說是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另一次重大的全面的改變。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傳染病大規模的流行對於人類文明有著非常深刻和全面的影響,它往往比戰爭、革命、暴動來得還要劇烈,因為它直接打擊了文明的核心和所有生產力要素中最根本的——人類本身,打擊了他們的身體,也打擊了他們的心靈。


|歷史上大規模流行病的全球傳播


丁學良:讓我們把觀察歷史的眼光從歐洲轉移到世界其他地方,同樣有幾次大流行病值得非常注意。待到歐洲近代向外擴張即殖民主義時期,瘟疫造成了全球範圍內的不同病毒之間的交流,在這之前病毒還基本上只是在以歐洲為中心的包括接近於中亞地區的陸地上的交流,歐亞之間的病毒交流也受到距離的限制。


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的人口,現在的專家們估計在5千萬到1億之間。在歐洲殖民主義者對美洲擴張過程中,真正因為打仗或屠殺而死的印地安人並不佔很大的比例,大部分倒是死於歐洲人帶去的天花、麻疹、霍亂、傷寒、鼠疫、流感、白喉等嚴重的傳染病——它們這些殺人魔王使得美洲土著90%的人口毀滅了。


本來歐洲殖民主義者到美洲去以後,發現這個大陸土地如此肥沃,當地土著人口天然就是豐沛的勞動力,誰知道他們自己帶去的那些病毒、傳染病把當地的經濟生力軍給毀掉了。歐洲殖民主義者就不得不想另外的辦法尋找勞動力,這就引起了大規模非洲黑人奴隸的販賣,這也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巨大的制度性的改變。我們設想,如果印地安人不死於那些病毒,也許零星的奴隸販賣會有,但絕不會成為後來那麼一種規模的制度性的活動。


有很多人問:歐洲殖民主義者跑到美洲去,為什麼他們帶去的病毒能殺死那麼多的本地人,而本地的病毒卻沒有能夠對於歐洲人造成同等程度的傷害呢?任何人口流動尤其是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都必然引起不同細菌病毒之間的交流,至於細菌病毒交流是否會引起人群的疾病則要視具體情形而定。中國俗語“水土不服”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有著豐富的經驗性智慧,也包含了我們這裡所講的病菌交流。


我們再從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病菌存活、傳播之間的關係尋找答案的啟示。歐洲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農耕文明的地方之一,待到14-15世紀白人殖民主義者從歐洲到美洲去的時候,歐洲人種本身已經經歷過不知道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傳染病、瘟疫的“洗禮”了:每次疾病大傳染都要殺死一些人,使一些較體弱的人成為犧牲品,而存活下來的人就有了免疫力,有些免疫力可以傳給下一代。所以,14-15世紀的歐洲人已經與形形色色的病菌來來回回打過無數次仗了。


而美洲人呢?美洲人祖先是在“冰河期”晚期大約1萬2千年以前,從歐亞大陸經由“白令海峽”到達美洲的——那時候“白令海峽”是把歐洲和美洲連起來的狹長形狀的陸地。以後隨著氣候的變化,海水水位上升,陸地被淹沒,使得整個美洲脫離了世界文明的中心,變成獨立生長的一個世界。


最早那批過去的人群,慢慢從北美洲蔓延到南美洲,他們的人口壓力相對來說很輕,在那個土地廣闊資源豐沛的大陸上並沒有發展出像歐洲、亞洲這麼複雜的農耕文明。


他們飼養的動物很少,沒有像歐洲那樣人跟動物之間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所以那時代的美洲人抵抗力非常弱。歐洲人從歐洲帶去的傳染病菌對於美洲人的殺傷力,遠遠勝過美洲本地的傳染病菌對於歐洲人的殺傷力。


如果說美洲對於歐洲或世界其他地方有什麼“疾病報復”的話,那就是梅毒。梅毒是從美洲傳過來的,是西班牙人把梅毒從美洲帶到了歐洲。歐洲航海者很快就把梅毒帶到了遠東,先是中國,然後是日本。


|建立現代化的公共衛生系統


問:傳染病流行既然對人類文明產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那麼直到什麼時候人類社會才慢慢發展出一套對付它的辦法呢?


丁學良:人們認為最重要的是18世紀末英國醫生愛德華.琴納發現了“牛痘”技術對於天花的防禦。其實,對天花防禦最早的辦法可能是中國人發現的,這種方法在公元10世紀的時候,從中國傳到中亞,再傳到歐洲。但中國是用比較土的辦法,成效不可靠,風險也高,而琴納是用生物化學的方法,可以不斷地製造疫苗。1979年世界衛生組織宣佈,天花被徹底消滅,這是人類傳染病史上的大事。


醫學史表明,在工業化早期,對於傳染病的防禦方法基本上來自技術先進國家。那時候在歐洲等地,城市密集,人口密度非常大而又沒有公共衛生系統,容易造成大規模的傳染病,擴散得非常快。17-18世紀倫敦、愛爾蘭等地都發生過嚴重的瘟疫,然後他們政府花大力氣逐步發展公共衛生系統。“預防勝過醫治”就是從天花疫苗開始的,當時變成了歐洲很多國家的一種政策。這種政策為它們的經濟發展和軍事擴張貢獻極大,是歐洲實力增長的中心要素之一。拿破倫軍隊最早推廣天花疫苗預防,這在它的長期征戰中太關鍵了。


即便到了20世紀初,也還有過兩次非常大的傳染病流行。一次是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全球有2500-5000萬人喪失生命;再一次是1920年代昏睡性的“腦炎”——主要發生在歐洲,然後傳到別的地方去。迄今為止科學史家們還沒有一個說法,完全解釋這兩次大流行病為什麼那麼厲害。


美國重大的公共衛生系統的發展是1918年那次大流感。那次大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死亡人數要多得多,所以美國國會就撥款100萬美元——當時這可是一筆大錢——強化公共衛生部門,以便僱傭比較好的醫生,改進資料的收集和處理,建立公共的醫療點,等等。


在這之後,我們曉得,最重要的就是愛滋病、埃博拉病這些東西。可以這樣講,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歷史上最重要的傳染病之大規模流行,都是人類文明進化帶來的。它們是人類文明進程中付出的非常慘重的代價,對人類本身提出了嚴重的挑戰。人類文明每一次戰勝了這些挑戰,就又獲得了更強有力的技術手段和社會組織方式。


問:無論怎麼說,人類文明進化到了今天,傳染病畢竟是少多了。


丁學良:不錯,但是我們要知道,人類文明在進化,技術手段在進化,病毒細菌也在進化。更重要的是,那些使得人類文明進化的技術手段本身也幫助了病菌的擴散。我們今天是一個全球化加速的時代,其實全球化歷來就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人群跟人群之間的交往不斷密切,以前要好幾代人才來一次的對於眾多區域不同社會不同民族造成傷害的傳染病大流行,隨著現代交通工具的快捷頻繁,隨著國際貿易的頻繁,隨著人口流動的頻繁,隨著各類新型食品的運來運去——速度真是太快了——就可能使得以前那些地方性傳染病,很容易就成一個大範圍擴散的傳染病,除非你能很快找到對付它的辦法。


應該說,今天的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們交往更加密集、快速、頻繁,也使得地方性傳染病變成大面積傳染病的可能性大大增高了。這是人類為全球化付出的代價。全球化包括了疾病的全球化。


問:但事實上自20世紀中葉以來,我們很少看到造成大面積毀滅性傳染病流行。


丁學良:是少了,但並非沒有。有時候,一些很重要的傳染病依然造成大規模的殺傷,只是因為沒有在我們的眼前展開而已,只是對於我們的震撼力還不夠大而已。譬如說瘧疾——瘧疾有很多種——少數幾種很厲害的瘧疾在非洲等貧困區域所殺死的人每年有好幾百萬!現在國際上有幾個重要的研究中心,正在研究從中草藥提取成分來對付瘧疾。專家說,如果此舉能夠成功,是應該得諾貝爾獎的,因為它對於人類尤其是不發達地區的人們的健康是個巨大的貢獻。


|加強對生活動物等傳染源的管理


人跟動物的密切關係往往成為新的傳染病的來源。愛滋病是從猴子身上傳過來的,天花是從牛瘟傳過來的,鼠疫是從老鼠身上傳過來的,霍亂也是從動物身上傳過來的,狂犬病是從狗身上傳過來的,很多流感是從雞和豬身上傳過來的,麻疹是從牛瘟或狗瘟傳過來的,蛔蟲是豬身上傳過來的,瘧疾、登革熱是從蚊子傳過來的。這次“非典型肺炎”很多專家也懷疑動物是源頭,正在做實驗求證這個假設。因為細菌病毒總要找一個動物活載體,人也是動物,細菌病毒均“一視同仁”。


問:但在媒體上我們很少聽到有人把傳染病源跟動物聯繫起來。


丁學良:越是沒有我們越是要強調這一點。1995年初我和幾個來自以色列的研究市場營銷學的教授在香港吃飯。他們對香港的“街市”感到很奇怪,人們在街市現場“活宰”、“點殺”雞、鴨、魚、鱉、蛇等活的動物。他們問:為什麼香港這麼發達的地方還有這種市場?我當時也是典型中國人的觀念,說南方人尤其是廣東人講究“生猛鮮活”,賣主要是把它們殺掉以後再來賣就不值錢了,活的好賣。以色列教授說這樣容易引起傳染病,大都市尤其不能這樣搞。果然,1997-1998年間香港就有了那次“禽流感”。當時政府當機立斷,把全香港幾十萬只雞統統殺掉,才止住了更多的人受傷害。


問:我們在南方看到街市“點殺”活物已經司空見慣,國外的處理方法如何呢?


丁學良:發達國家在這方面的管理很嚴格,這種“點殺”基本上看不到。我想他們之所以在“生猛鮮活”和公共衛生方面作出一個選擇,是因為他們以前已經吃過很多苦頭,所以在公共衛生上立法,不許這麼做。


現在,有那麼多人口聚集在東南沿海的城市,所以中國的各級政府,都應該很快吸取教訓。對於農貿市場的管理,非得當作公共衛生系統建設的一個重大的挑戰。當然未必每年有什麼大的疾病流行,但萬一發生一次,後果就非常嚴重,傷財害命。


問:城市家養的寵物將會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丁學良:幾年前專家們對新千禧年作分析時就預言,21世紀對人類健康危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源泉就是家養寵物。像家養的貓容易影響呼吸道,常常引起孩子們的哮喘。


|應對突發疾病的信息與法律機制


問:控制疾病的傳播、保障人們的健康是社會的願望,也是政府的責任,你對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有什麼建議?


丁學良:對於流行病所造成的影響,既可以作客觀的硬性的數量化的比較,也可以作社會心理的比較。這兩項比較不是完全一致的。像這次“非典型肺炎”,它所造成的死亡,全世界截止到4月14日的報告數字是128人,受到感染的也不過幾千人。在同時期內,也許其他傳染病已造成更多人的死亡。但人們為什麼對這次流行病特別敏感呢?因為它的來路不很清楚,傳播途徑不很確定,測試方法不很可靠,醫治辦法也不很保險,就令人難以掉以輕心。


我們現在要討論從社會管理的層次看,究竟該怎麼辦?因為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區域也是人口最為密集的區域,中國又是一個經濟、旅遊開放的社會,包括中國人到外國去、外國人到中國來,十分頻繁。中國經濟已經是全球經濟中十分重要的部分,中國的信息與世界的信息緊密相連。


在此情勢下,如何儘快地發展出一套對付可能突發的有潛在危險的傳染病的制度,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事情。這個制度發展得快速不快速,好不好,不但影響本國人們的健康,而且具有全球效應。無論從長期或短期看,它直接關涉到本國的經濟發展和國民福祉,也會影響到國際關係。


有幾個方面是很重要的。這個制度的首要方面就是信息——醫務專業人員和政府管理人員獲得和提供的信息——必須及時和準確。這要求建立健全的信息系統,包括信息的收集(上報)、處理、傳播和使用。這幾個環節要儘可能地做到跟上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必須向前看,這對於中國是個很大的挑戰。在這方面一定要有非常嚴明的法治,就是任何一個地方,發現了和常規不一樣的疾病的時候,就要立即上報。沒有準確的信息統計,政府的管理就談不上。而且這個信息中心應該是全國範圍內協調的,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的。


其次,信息過程一定要透明。這樣,專家不但隨時向政府管理層上報信息,而且還與社會公眾互通信息。發佈信息的過程要儘可能地快,不能有耽擱。信息只有快速地上報,快速地公開,快速地檢驗,才能達到兩個效果:第一使得這個社會的資源能夠儘快集中來對付突發的傳染病;第二才能夠達到對所有的傳染病來講最重要的處治原則:“預防勝過治療”。只有把信息透明化、公開化,使人們很快知道這件事情,你才能使全社會都自覺地遵守那些基本的公共衛生規則——個人行為的規則和公共場所的規則——這些規則不很複雜,但必須在全社會推廣開來,實際上是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


要使全民建立預防意識,免受謠言和迷信的影響,就要求正式的信息越透明、越真實、越快速,越好。應該把關於突發傳染病的信息管理變得像公佈突發性的天氣變化和自然災害一樣透明,用盡可能快的方式傳播到儘可能遠的地方去。


問:公共衛生系統包括哪些個方面?


丁學良:相對於個人衛生而言,公共衛生系統涵蓋了可能影響到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環境病毒細菌感染的各個方面,並且是對全體國民免費提供傳染病的治療,因為傳染病傷害的是社會整體利益。另外,我們很多中國人吃野生動物的壞習慣也要儘快依法改掉,以前就有報道說有人因為吃野生動物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病。


公共衛生的信息系統要相對獨立,醫務專業人員要相對獨立。專業人員只要在病人、醫院、實驗室裡發現了什麼,就要實事求是地上報和公佈這個信息,而不能根據具體負責的官員的好惡行事。


問:關於這次疾病,目前國外的最新進展如何?


丁學良:及時通報和共享關於傳染病的真實信息,大大有助於醫學界的研究效率和效益(即資源的有效利用)。這次有關“非典型肺炎”病毒基因的研究,全球最好的相關實驗室相互協作,大大加快了研究的進度。4月12日(加拿大時間)有了一個突破:全球第一個破譯病毒基因密碼成功者,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史密斯基因圖譜科學中心。他們發表的報告說,基因圖譜顯示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是“新冠狀病毒”,與已知的其他冠狀病毒特性不同。這個破譯來得很快,是因為國際範圍內的協同作戰。他們的結果在www.bcgsc.bc.ca上可以查閱。以前通常要5年左右的時間,新疫苗才能製作出來;這次大概會縮短到一年的時間。

讓我們作一個簡短的總結:傳染病大流行是全球化過程加速的一個方面;對付新型的傳染病,也必須以全球化的思路和視野,才能奏效。中國在經濟上的全球化之步伐,必須以在信息管理(包括傳染病領域)上的現代化作配合,才能既快速又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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