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明代所築城牆幾經修葺，至今仍存於老城區
“大順”銘文磚是劉文秀在西昌培修城牆時留下的遺物，它見證了他身前的榮光，也在幽冥中守護著他300多年之久。同時，它的出現也為西昌打下了南明時期的烙印，確認了這片土地曾經是南明政權抗擊清軍的基地。
從紀年磚的採集，到成為涼山州博物館的重要文物，古樸、渾厚的銘文磚穿越悠悠歷史，從前世走向今生。
32年前，與銘文磚“相遇”
1986年5月11日，涼山州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劉世旭接到一個緊急的電話，涼山軍分區的工作人員說發現了一匹磚，這個磚與平時他們看見的磚不同，上面還寫有字。
掛掉電話，劉世旭的眉頭皺了起來，憑著多年的工作經驗和考古閱歷，覺著這個事情不同一般，他一邊思考，一邊火速地趕往現場。
“大順”年號銘文磚
劉世旭到達軍分區後，對這匹磚進行仔細勘察、測量，這匹磚長32釐米，寬17.5釐米，厚6.5釐米，泥質灰陶，磚上刻有用隸書撰寫的“大順”二字。這時劉世旭頓時激動起來，他知道這匹代表著一代政權的城牆磚，現在幾乎找不到了，同時他深知這對涼山地區南明史研究的重要性。
19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經濟不斷髮展，很多人都下海經商，當時有一部分人採取了一種捷徑——盜墓，許多墓室十室九空，文物遭受巨大的損失。為了儘可能地保護地面地下文物免遭嚴重破壞，當時各地區的文物部門均採取了保護性採集措施，避免更多地文物流失。這匹“大順”銘文磚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落戶”涼山州博物館的。
一件文物，一個時代的印記
一件文物攜帶著一段歷史信息，這匹有著“大順”二字的城牆磚亦是如此。“大順”是張獻忠在成都建立的“大西”政權的年號，西昌出土的“大順”城磚正是張獻忠的親信——“撫南將軍”劉文秀在西昌培修城牆時所留下的遺物。
早在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王朝在涼山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領五衛、八所，五長官司，西昌為“五衛”中的建昌衛軍民指揮使司。此後，明朝廷在西昌建造了用於軍事防禦的建昌城，據清代《西昌縣誌》記載，“明洪武……建四門，東曰‘安定’、南曰‘大通’、西曰‘寧遠’、北曰‘建平’”，並沿城門左右兩邊又修築了十米高的城牆以御外敵。這些帶著軍事作用的城牆保障了明朝政權兩百多年的穩定統治，雖歷經多次修葺，其中的許多今天依然存在。
西昌白塔寺的《施田崇祀碑記》碑拓片
明末，全國各地戰亂頻繁，民不聊生。隨著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進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明朝滅亡，明朝的山海關總兵吳三桂投降清朝，清軍入關，順治帝登上皇帝的寶座。在這樣的形勢下，不願就此屈服於清朝統治的明朝餘部和農民起義軍，擁立明宗室的後裔在長江以南的地區先後建立了數個抵抗清統治的政權，如：朱由崧的弘光政權、朱以海的魯王監國、朱聿鍵的武隆政權和朱由榔的永曆政權等，這些小政權共維持了十八年之久，史稱“南明小朝廷”。在這些政權中，先後活動於廣西、貴州、雲南的永曆政權是維持時間最長的，共計十五年。
永曆政權建立之初，由於朱由榔為人優柔寡斷、懦弱無能，令其政權一度陷入危機。就在南明政權形勢萬分危急時刻，大順農民起義軍的餘部與明朝餘部攜手掀起了抗清鬥爭，並取得多次勝利。永曆六年（1652年），南明永曆朝廷接受張獻忠部將孫可望、李定國的聯合抗清建議，定都安龍。而此時，清王朝早已定鼎北京，永曆六年即為清順治九年。不久，以大西軍餘部為主體的南明軍對清軍展開了全面反擊，永曆政權也在此事與西昌產生了聯繫。
作為明末農民起義軍的主要將領，起義軍首領張獻忠的義子，劉文秀在大西政權建立後，就與孫可望、李定國、艾能奇並稱為“四將軍”。張獻忠死後，劉文秀與孫可望等率“大西”餘部數萬人進軍雲貴，繼續抗擊清軍。南明永曆六年（1652年），劉文秀受封為“撫南王”，率六萬大西軍圍攻成都，迫使吳三桂敗走保寧（今閬中）。但在繼續追擊吳三桂的過程中，劉文秀因屢戰告捷而輕敵，在戰略部署上發生了嚴重錯誤，被吳三桂和清朝廷“徵西將軍”李國翰聯手擊潰。劉文秀兵敗後回到貴州，遭到孫可望的極度不滿，同時孫可望亦萌生私慾，政權內部的分化逐漸出現。
《修古塔碑記》碑拓片
永曆十年（1656年），劉文秀隨永曆帝南遷至昆明，受封“蜀王”。而孫可望背叛南明，割據四川，劉文秀被任命為“右征討大將軍”，前往討伐孫可望。次年（1657年），劉文秀派手下心腹分路進駐四川雅州（今雅安）、嘉定府（今樂山）等地，本人則率領大軍取道建昌、黎州（今漢源）、雅州，並以建昌作為軍事進攻的據點，駐紮三萬精兵，然後修城邑、殺貪官、接濟貧民，並沿用明朝建置，逐步完善了建昌的軍事機構和行政設置。
原立於西昌瀘山光福寺大雄殿西壁上的《瀘山碑記》碑，記載了當時行政建置的情況，而位於今西昌白塔寺的《施田崇祀碑記》碑和《修古塔碑記》碑上則記載了當時的部分官職情況。
欽命鴻臚寺正卿管監理府事朱奉璽薰沐頓首拜撰
欽命建昌兵糧道按察司副使馬鳴霆
欽命駐鎮建南鐵騎右營都督府劉鎮國
欽命四川行都使司掌印總鎮府孫韜
建昌等衛監理府曹其正
總理四川行都使司操捕遊擊楊世材
管理會鹽都司趙景芳
坐營都司趙楨胤
鹽井衛掌印都司趙君宣
建昌衛掌印都司俞忠良
寧番衛掌印都司王命宣
功授都司趙祥胤
……
這些碑文反映了永曆政權當時在建昌（今西昌）的各級地方行政機構已基本健全，說明當時其在建昌的統治基本上保持了穩定。後來，劉文秀轉戰四川其他地區，留其部下高承恩繼續經營建昌。由於劉文秀對建昌地區的妥善治理，使得建昌局勢基本穩定，逐漸成為提供抵抗清軍所需物資的大後方，西昌成為南明時重要的一處抗清基地。
但由於孫可望逐漸膨脹的稱王私慾，使得起義軍內部矛盾日益激化，這個反清政權最終難逃失敗的厄運。史書上對南明這段歷史記載甚少，對建昌地區的記載更是少之又少。隨著時間的流逝，《施田崇祀碑記》碑、《瀘山碑記》碑上的文字漸漸變得模糊，但是隨著西昌境內發現的“大順”銘文磚，印證了劉文秀培修建昌城池的這段歷史，使南明時的西昌因為它的存在而變得清晰，也為西昌曾經作為起義軍的抗擊清軍提供了重要佐證。
“江口沉銀遺址”出水的“大西”政權金封冊
歷史延伸，一段撲朔迷離的公案
關於“大順”年號，還牽涉著一段撲朔迷離的歷史公案。明末兩位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和李自成的年號、國號均叫“大順”，這種在同一時期兩個政權年號與國號發生重合的情況非常少見，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巧合，是否代表著張獻忠和李自成的暗中較勁，後人無從得知。“大順”年號和“大順”國號的同時出現，讓張、李不和，張獻忠曾想兼併李自成的傳說留下了一個懸念。
談及張獻忠，他是明末農民起義領袖，自幼家庭貧苦，曾建立大西政權，與李自成齊名。1640年，張獻忠率部進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即帝位，年號“大順”。1646年清軍南下，張獻忠引兵拒戰，在西充鳳凰山中箭而死。其人多有奇聞異事流傳，如入川屠蜀、江中沉寶以及野史中關於他和他妃子的故事等等，在史學界也一直存在爭議。
1646年，張獻忠攜帶打劫而來的千船金銀珠寶從成都順水南下，在四川彭山縣江口鎮“老虎灘”一帶遭到川西官僚楊展的突襲，千船金銀珠寶絕大部分隨船隊沉落江中。清人彭遵泗在他的著作《蜀碧》中，關於張獻忠沉銀曾有過這樣的記載：
“獻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數十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鉅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沉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展取所遺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強甲諸將。而至今居民時於江底獲大鞘，其金銀鐫有各州邑名號。”
這段歷史記載中，“獻”是張獻忠，“展”指的是大明參將楊展。二人於彭山江口遭遇，張獻忠戰敗沉船，船上所載大量金銀也隨之沉沒。這批沉寶楊展曾經打撈過，周邊的居民也曾經打撈過，且當時打撈上來的銀錠刻有各州縣的名號。
三百多年來，關於張獻忠沉銀的歷史逐漸成為傳說，並在四川不同地區流傳著不同的版本。彭山江口當地流行的版本是“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而在江口鎮確實有一個石龍村，石龍村的旁邊就有條石龍溝。這條石龍溝一端連著岷江，另一端的盡頭是一堵絕壁，上面雕著一條張牙舞爪的巨型石龍。石龍的真實存在，給本就撲朔迷離的張獻忠沉銀傳說蒙上了更為神秘的面紗。
2005年4月20日，彭山縣城開建引水工程，一施工隊在岷江“老虎灘”河床上用挖掘機開挖鋪設管道的溝槽時，一鏟就剷出一段木頭，讓我們離揭開這層面紗似乎近了一點點。這段木頭中間已被掏空，裡面赫然擺放著7枚五十兩重的大銀錠。
銀錠上銘刻的文字既有“京山”、“湘潭”等地點，也有“崇禎十年”等時間——這無疑是一批來自明代湖廣地區的官銀，但怎麼會出現在彭山江口的岷江河道里呢？那段裝載銀錠的空心木頭成為破解這個謎團的一把鑰匙。
“江口沉銀遺址”出水的虎鈕金印
文獻記載張獻忠正是用這樣的方式運載銀兩，但這到底是不是張獻忠的沉銀？未經過科學考古發掘，證據也顯得過於單一，所以在當時並不太具有說服力。就這樣，隨著河道內工程的結束，岷江又恢復了往日的寧靜，並未引起人們的太多關注。
到2015年，岷江的沉寂再次被打破。一群人念著尋寶訣，做著“買盡成都府”的美夢來到了岷江河畔，開始了瘋狂的盜撈。江口沉銀盜撈案成為當年公安部督辦的一起大案，追繳回的虎鈕金印，再次讓世人的眼光聚焦江口。三億的案值是那麼的刺眼，文物部門的搶救性發掘勢在必行。
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對四川彭山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進行了首次考古發掘，出水各類文物：包括屬於張獻忠大西政權的金封冊，“西王賞功”金幣銀幣，以及銘刻著“大西”國號和年號的銀錠等。此外，還有屬於明代藩王府的金銀封冊，來自貴族和民間的戒指、耳環、髮簪等各類金銀首飾，和鐵刀鐵劍等兵器。發現了這麼多的兵器，更印證了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古代戰場，這些出水文物，證實了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同年，“江口沉銀遺址”當選為2017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018年的第二期考古發掘，將這一歷史事件進一步拓展，“江口沉銀遺址”的名稱也隨之更換成了“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此次出水文物中，和張獻忠大西政權有關的文物仍然大量出現。其中包括了數十枚“西王賞功”金銀幣，張獻忠冊封妃嬪的金冊，更有重達50兩的大型銀錠等珍貴文物。大型銀錠上大量出現四川地名，為研究張獻忠在四川的活動範圍以及實際控制範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實物證據。出水的銀錠中，曾有“長沙府”等各地官府字樣，這些線路與張獻忠軍隊的行進路線記載相符。而張獻忠進軍四川以後，這些刻有川內地名的銀錠，便是最直接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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