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絲綢之路是中國歷史上輝煌燦爛的一筆，可以分為陸上與海上兩種。陸上絲綢之路最早起源於西漢，在漢武帝的提倡下，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漢朝與西域之間的地域限制，促使文化的進一步溝通與交流。“神獸西來”的現象也正是此時產生的，從當時漢代的藝術畫作和文學作品中，不難發現天馬和翼獸的影子。
“神獸西來”出現的偶然性：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陰差陽錯帶來西域“天馬和翼獸”
早在先秦時期，就有資料表明中原地區和西域之間就已有交流。之後，絲綢開始由漢代傳至西域。西漢時期，對西域的定義是，陽關和玉門關以西的地方即在新疆乃至更遠的疆域，統稱為西域。
漢代初期，西域大部分地區被匈奴佔據，戰亂頻發，那為何漢武帝仍然要派張騫出使西域呢？
漢武帝時期，雖然中原和西域已經相通，但由於匈奴的原因，這條文化通道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常常伴有危險的發生。為了加強對西域的經營，擊敗匈奴成為漢武帝的主要目標。而在當時，漢武帝恰巧了解到，之前被匈奴侵犯的大月氏想要報復匈奴。於是就想趁此良機，和大月氏聯手，從東西夾擊匈奴，使之首尾不能相顧。
這件事需要一個精明的人居中進行調和，漢中人張騫便隨即應徵。建元二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原本計劃著聯繫大月氏攻打匈奴，卻沒曾想到，張騫等100餘人在出發西域的途中就被匈奴所擒獲。
在匈奴之地待了十年之久，最終尋得機會，逃離至大宛。但當時孤立無援的大月氏已經被匈奴欺壓的節節敗退，張騫出使的目的也就隨之落空。
張騫只能無功而返，在返回中原時又被匈奴羈押一年。雖說沒有完成出使的目標，但是通過這十多年的潛心蟄伏期間，收集了關於西域的眾多文化，也獲得了大量的史政資料。司馬光將此行稱之為“鑿空”。
元朔三年，張騫歷經艱難回到西漢故土，並受到漢武帝的賞識，封為太中大夫。歸國後的張騫，一方面將自己帶回來的西域文化進行整理、編訂；一方面積極上奏漢武帝希望二次出使，打通後來的“絲綢之路”。
漢武帝也做了些別樣的嘗試，他曾想從羅馬另闢一條通往西域的路線，可後來因無法實行而放棄。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漢武帝決定通過戰爭解決匈奴的問題。之後霍去病的祁連山大破匈奴，漢代取得了河西走廊一帶的統治權，加強了漢代對西域的管理。
戰爭取得勝利之後，張騫也被二次選派至烏蘇。元鼎二年，張騫圓滿完成與烏蘇的合作，共擊匈奴。當時的烏蘇使者和張騫一同返回長安，烏蘇使者看到大漢富足的生活心生羨慕之情，歸國後烏蘇便加強了與西漢的聯繫。
在與烏蘇建立聯繫後，西域諸國也開始加強了和西漢的聯繫，絲綢之路也從此應運而生，張騫後來出使大夏，成功打通了絲路，張騫也被漢武帝封為博望侯。
絲綢之路的貫通，和張騫鑿空西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大漢與西域的經濟互通，也帶來了文化上的交流與深入，其中佛教的第一次傳入也與絲路有關。馬、獅、虎等大型的動物的出現，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們的認知。也正是因為如此，“天馬和翼獸”等原本西漢沒有的形象開始在藝術世界出現。
“天馬和翼獸”傳入主要依託三大方向：文藝創作、民間信仰、絲綢之路
天馬其實最早出現在《漢書》和《史記》中。由此可見，天馬的出現和張騫出使大宛有著密不可分的文化關聯。
那麼天馬究竟是何方神聖？它又有著怎樣的形態樣貌？在中原地區，保留了許多關於天馬的畫像。當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和字面意思一樣，讓馬的身後長出翅膀，成為能夠飛翔在天空中的天馬。
在西漢的文藝畫作中，在天馬的前面往往還出現胡人的影子。有的牽著天馬在走，有的身騎天馬遨遊，部分的圖畫中，還會有仙人的出現。由此，西域的元素對西漢的影響可見一斑。
這些天馬的形象，大都有著短小精悍的雙翼。部分天馬的身上還篆刻著“天馬”的字樣，大漢出現的天馬形象，引發了後人豐富的聯想。在晉代，一些地方誌專門記載著天馬在祭祀時的作用。
“江原縣，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上有天馬祠。”
——《華陽國志》
天馬的出現，同時致使翼獸在漢代的出現。在現實生活中天馬的確不會存在，可是，通過漢代藝術創作者們的加工之後，就會在藝術世界加以體現。有翼神獸的出現，既和天馬為代表的羽翼相關，同時生活原型的加入，西漢的“翼獸”文化也開始發展起來。
石虎、石獅、石人、石柱等由石頭做成的裝飾品上，其身後都帶有著雙翼。東漢的應劭《風俗通義》中就有著關於這些墓前石像的記載。
通過先前的天馬祠、陵前“翼獸”，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現象：漢代人們關於鬼神的信仰開始發生了變化，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此類現象的出現呢？
首先張騫被困匈奴歸漢後，給漢人帶來了匈奴對馬神的信仰。《史記索隱》崔浩注：“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當時的匈奴將“龍神”作為自己侍奉的神明，
而當時的“龍神”即是“馬神”。也正是這一信仰，漢代開始出現了天馬代表的翼獸形象。其二，漢代對“天馬”的信仰與漢武帝求仙長生的舉措有關。一代帝王都想著能夠長生不老，坐擁山河萬里。漢武帝也不例外，之前他因為派人去蓬萊仙境求藥不得，繼而想到通過絲綢之路能夠從西域尋求異寶。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史記》
這一記載，表明從漢代帝王到市井百姓，對天馬的信仰開始日益增強。最後，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關於翼獸的記載，只不過當時並沒有像馬、虎、獅等大型動物的出現，也就不被當時的人們所承認。
西漢絲綢之路的打通，將翼獸的觀念再一次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促使大眾形成對該形象的信仰。所以，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漢代才能夠形成不同於西域的“神獸”文化。
“神獸西來”文化在繼承中創新，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觀念不謀而合
漢代的諸多文化中，為何從西域流傳的“翼獸”卻能夠對後代的鬼神觀產生影響呢？這或許是當時的生產能力所決定的，當時人們的生產生活離不開原始的自然社會，所以無論是漢代還是其後的南朝等都對自然有著天然的敬畏。因而造成了南朝陵前石獸的出現。關於南朝帝王陵前石獸的來源，有著明確的制度規定。
“我便是入他冢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崗上。麒麟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帝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
——《南史》
這段記載是對南朝劉宋陵前，石表、石麒麟的描述，顯示出陵前石獸雕刻的精妙之處有目共睹。哪怕是後世恐怕都無法超越。由此可見，南朝在繼承漢代“神獸”文化的基礎之上進行了自己的創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無論是石獸形象的選擇，還是關於石刻的造型風格，南朝都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在採用石刻的排列以及石刻使用的制度上，南朝人更是重視。如大型的石刻動物：石馬、石麒麟等只能夠用於帝王的陵前，其他的陵墓只能放置小型的石獸。這和自古以來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不謀而合。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漢代的絲綢之路，不僅僅是簡單的商品貿易活動，不僅加強了中原和西域之間的經濟往來。但實際效果卻比設計之初有著更大的效益，例如經濟的繁榮，政治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相互增益。
絲綢之路將我國的“四大發明”傳入西歐，同時也從西方帶來了先進的科學技術，而“神獸西來”是其一大產物，可以說它是絲綢之路的重要成果，漢代文藝創作的重要基石，同時使得中西方文化的不斷深入交流，促進了民族融合，對構建世界文化圈有著不可磨滅的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漢書》
《史記》
《漢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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