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
漢武帝拋棄法家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學說作為大漢帝國的門面工程，讓老百姓相信，皇帝是為他們服務的。讓儒術成為帝國所有知識分子的信仰系統，在思想上完成真正的統一。這是一個影響非常深遠的舉措。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事，值得我們細說。
為什麼呢？因為漢武帝這個人，看起來並不像個喜歡儒家思想的人，而更像是秦始皇再世。
漢武帝是一個性格非常強悍、非常想大有作為的皇帝。他的性格、做事的方式，都酷似秦始皇。他在統治期內，也是拼命地搞財政擴張，千方百計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然後“做大事”：東並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同時還興修起數十座雄偉的宮殿和自己的豪華陵墓，不斷搞聲勢浩大的巡遊。最後搞得老百姓承擔不了這樣大的壓力，各地開始造反，西漢差一點兒亡在他手裡。
這樣一個人，怎麼會決定獨尊儒術呢？
董仲舒畫像
因為漢武帝獨尊的儒術，和儒家的本來面貌已經不一樣了。為漢武帝所用的儒家，實際上是法家化了的儒家，外表是儒家，骨子裡是法家。
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是因為董仲舒對儒家思想進行了一番偷天換日的根本改造，讓儒家思想變得和以前有了很大差別。
怎麼改造的呢？我們先來看一個詞，叫作“三綱五常”。我們後世一提起儒家，就經常會想起這個詞，因此很多人都認為這“三綱”是儒家提出來 的。
但是事實上，這是法家的的東西而不是儒家的。“三綱”，最早是法家的說法。韓非子說過：“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大臣在君主面前，兒子在父親面前，妻子在丈夫面前，都只能馴服，不能反抗。
這顯然是和儒家思想完全相反的。儒家是強調權責對應的。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說君首先要像一個君，臣才能像一個臣；父首先要像個父，子才能像個子。所以“君使臣”和“臣侍君”都要各按“禮”而為。這種原則，多少有點契約的意味。
因此，儒家是反對法家這種單向的三綱的。
那麼，為什麼後來三綱成了儒家思想的代表性詞彙呢？
主要是董仲舒的“點金成石”，把孔孟之道和韓非子的思想巧妙地嫁接在了一起。
董仲舒對儒學的改造，優點是保留了儒家以天命恐嚇君主的理論，而且發展出一套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就是通過種種迷信，什麼“占星”“望氣”之類，來分析“上天”的想法，判斷上天對皇帝滿意不滿意。如果地震了、天災了，皇帝就要反省了，是不是自己哪點做得不對？就得洗個澡，靜坐，反思自己。
也就是說，董仲舒要求皇帝要重視天命，通過“上天示警”讓皇帝有所約束，不要胡作非為，否則就可能亡國。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周代文化的核心成果。
但是與此同時，董仲舒又和韓非子一樣，把皇帝推到了至高無上的絕對化地位，甚至他在有些方面說得比韓非子還要過格。
漢武帝畫像
為了強化皇帝的地位，他不惜穿鑿附會，尋找神學上的根據。他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王是三橫一豎，三橫，代表天、地、人，一豎，代表貫通。皇權是貫通天地的。他說，皇帝是整個國家的心臟，“海內之心懸於天子”，臣民與皇帝的關係，就像四肢與“心”的關係一樣：“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春秋繁露》）心在想什麼，四肢就要想辦法來滿足心的需求；皇帝喜歡什麼，百姓就要順他的意。
所以天下臣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皇帝：“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臣民要無條件順從君主，“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春秋繁露》）這些話比韓非子說得還要到位，皇帝聽起來當然會感覺很舒服，因此，董仲舒明確提出了“三綱說”：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皇帝夫可以不夫，婦不可以不婦。由此，權利變成了單向的、絕對的。
董仲舒還繼承了韓非子的法、術、勢思想，強調一定要大樹特樹皇帝的權威。《春秋繁露》說：“君之所以為君者，威也。……威分則失權。”董仲舒所謂的“威”即是韓非所說的“勢”，都是指帝王獨斷專行的權威。一定要強化皇帝權威，同時還要愚民。法家一直是主張愚民的。董仲舒也說，民的意思就是“瞑”，就是愚昧無知的意思，因此“可使守事從上而已”，只能老老實實地聽上級的命令。
所以梁漱溟曾經說，董仲舒的這套改革，“把生動的理性、活潑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貞節泥於形式，浸失原意，變成統治權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綱五常所以被詛咒為吃人禮教，要即在 此”[1]。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第3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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