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統一直存在著一個影響惡劣、盡人皆知，但無法解決的現象：諱盜。有些官員為了掩蓋案情，不但不為受害者伸張正義，甚至還蓄意栽贓，造成更大的冤案。官員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一、被盜反成殺人犯
所謂“諱盜”，即境內如出現強盜案，特別是多名強盜入室搶劫財物，甚至殺、傷事主的案件，地方官吏往往不願意據實立案，將盜情上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採取兩種做法避免立案。第一是建議、誘導，甚至壓服事主，使其收回報案請求；第二是諱盜為竊，即如果事主丟失的財物不多，且沒有人員傷亡，就將明火執仗的入室搶劫在案卷上改為偷偷摸摸的入室盜竊，以重作輕。如果以上兩種做法遭到事主拒絕，或者被上司發現，有少數喪盡天良的官吏就會採取一種最極端的方式掩蓋案情——將財物被盜、事主傷亡的罪名蓄意栽贓給本非強盜的良民，特別是事主的家庭成員，造成被誣者久陷囹圄，甚至家破人亡的嚴重後果。
道光年間的名臣張集馨在擔任四川按察使時，曾經遇到這樣一件案子。遂寧知縣報告，本縣一名蔣姓青年男子被妻子胡氏與妹妹合謀捏傷睪丸致死。知縣在上報的文書中稱，蔣某患有癆病，其妻欲害死丈夫後改嫁，其妹欲害死親兄後獨吞家產，所以合謀殺人。對於遂寧知縣的說法，張集馨感到難以相信。等胡氏姑嫂二人提解到省後，張集馨親自審訊，見其二人都是纖弱女子，毫無潑悍之氣。張集馨問其為何殺夫殺兄，二女說：“受刑後，書吏叫如此招供。”張集馨又嚴審驗屍的仵作，仵作承認死者睪丸本來無傷，遂寧縣的張師爺怕驗屍單中填寫死者遍體無傷會導致上司駁查，遂叫仵作捏報睪丸重傷致死。張集馨再提蔣某的鄉鄰親友仔細查問，事情真相終於浮出水面。
此案死者蔣某夙患癆病，病情十分嚴重。案發當夜，蔣某與妻子胡氏赤身在床上沉睡，胡氏睡夢中忽聽其夫大喊一聲，她驚醒後發現丈夫已滾落在地。胡氏欲披衣而起，卻找不到自己的衣服。她看到屋內牆根處被挖出一個大洞，透進光來。胡氏一邊驚呼有強盜，一邊趕到小姑房中借衣服和照明工具。胡氏的呼喊聲驚醒了鄰居，隨後，鄰居持燈前來，照見胡氏屋內牆根有洞，屋內絮被衣物盡失，本來身患重病的蔣某受到驚嚇，已經躺在地上氣絕身亡。大門外杳無人影，洞口泥堆上有足跡。正在此時，鄰村隱約傳來逐盜的叫喊聲。
次日，該鄉保長等人到縣衙門稟報了蔣家盜情。知縣執意諱盜，命捕役誣陷胡氏姑嫂謀夫殺兄，以掩蓋盜情。胡氏姑嫂遭嚴刑逼供，受刑不過，即聽捕役教供，自認謀殺。
案件的實情既被張集馨看破，胡氏姑嫂得以無罪釋放。事實上，對於因地方官諱盜而橫遭誣陷的受害者來說，在本省內正常的審轉程序中就得以申冤洗雪的概率非常小。與胡氏姑嫂相比，許多被誣之人的結局要慘得多。
二、諱盜根源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處分條例，地方官諱盜誣良即當反坐。即便並未誣良，只是單純諱盜不報或是諱盜為竊，一經發覺，初審官也會被革職永不敘用。此外，如果上司官員沒能及時發現初審官的以上行為，也有不小的連帶責任。如此嚴厲的處分下，為什麼諱盜問題屢禁不絕，地方官不惜誣陷無辜，以身犯險？問題根源還要從清代的制度上來找。
首先是清代官員的考績制度。根據清代律例和處分條例，地方如果發生強盜案，當地大小文武官員又沒能在一定期限內將盜賊抓獲，就有“疏防”之罪，要被吏部給予處分。處分的輕重根據盜情的嚴重程度、官員對此事責任大小、盜賊被抓獲的時間長短而定。
事實上，在當時的刑偵技術條件下，捕盜非常困難。州縣官一旦將盜案立案上報，十之七八難逃“疏防”。除了疏防處分，如果被捕的強盜在抓捕過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在解審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夥劫囚，關押在監時死亡或是越獄，地方官也都有相應處分。這種情況下，如果能諱盜不報，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對地方官無疑是最有利的。而對於那些由盜而奸、由盜而殺，難以諱言的大案，一些保位心切，人品又極其敗壞的官員，就會冒險做出誣良的舉動。
其次是清代的地方財政制度。一方面，清代的財政收支採取量入為出的管理辦法，由中央戶部統一支配，每一筆開支都要嚴格奏銷。乾隆以後，隨著人口激增，地方社會矛盾也日益複雜，但僵化的財政制度不存在為州縣刑名事務適當增加開支的餘地。至於由地方官府出面增收耗羨補充公費使用，雖然是普遍的做法，但也要有所限制，數量過多容易激起民變。
另一方面，清代刑名大案的審轉程序十分複雜，死刑案件大致要經過縣、府、按察司、督撫四級官府審理，案卷送交北京刑部複核，由皇帝批准處決，中間如有情節審問不清、法律引用不確之處，任何一級都可能往返駁詰，再二再三。十幾名、甚至數十名當事人、犯人、證人及其親屬在省內各級衙門之間輾轉解送，成本非常之高。
因此，地方一旦出現重大盜案，必然經費不敷，這就需要承辦此案的吏役自籌。吏役藉此任意舞弊，一些經驗不足的官員常常因此被其玩弄於股掌之上。一些官員或不欲造成經費虧空，或不願受制於吏役，往往有壓案諱盜之舉。而一些惡吏蠹役如果與大盜相串通，甚至本來就是養盜之人，受官員委派辦案捕盜時，就會出現接受盜賊賄賂，轉而誣陷良民的舉動。
對於諱盜，特別是諱盜誣良這樣貽禍百姓、助長盜情、破壞吏治的“虐政”，清廷和當時的有識之士都有清晰的認識，但又無法徹底打破、更改考績制度和財政制度從而根治這一弊端，只能不斷對地方官進行說教告誡，並通過以上制下的制度設計，在個案層面進行糾錯，省內無法解決，就由中央派欽差處理。而一旦督撫，甚至中央高官也有息事寧人之意，則下面的官員就會包庇盜賊，那麼盜賊猖獗、生靈塗炭的局面自然隨之而來。張集馨在四川任職期間，僅簡州一個州，一年內就有劫案三百餘起，皆未通報。此後，未及五年，太平天國運動全面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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