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邦在微信群里看到一句话：这年头，“活儿挑人”以及变成了“人挑活儿”， 建筑行业大变样了，不再像以前了……
其他人纷纷感慨，确实是这样了！小邦看到这句话也是感触颇深，2019年，建筑行业还是一如既往的红火，但是繁荣的表面下也隐藏着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
“用工荒”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现象。
北京西五环外的一间办公室里，“包工头”杨树林的手机响个不停。他猛吸了几口烟，皱着眉头说：“一天推了三个活，因为挣不了多少钱……”
来北京20年，杨树林从农民工成长为包工头。他和手底下的农民工干了北京不少市政工程。而今“挣不了多少钱”的原因很简单：施工单位给的工程款有限，用工成本却“水涨船高”，中间留给他的利润实在不多。
这背后浮现了一个更严峻的现实问题——曾源源不断涌向城市的农民工数量正在急剧缩减，更难有后继之人。现实中，各工程为了留住工人还不得不大幅调涨工钱。
20年前，杨树林从山东老家奔赴北京。当时赶上工程建设高峰，他学着挥锹铲土，当起了农民工。
“虽然一天只挣20块，但大家照样抢着干。”后来，杨树林成了包工头，带着老乡们一起干工程。村里人想跟着他到北京干活，都得托关系。没活的时候，只要管饭、有地儿睡，大批农民工不拿工资都挤在办公室外等活。
这一景象早已不在。杨树林的劳务公司高峰期聚集着1000多农民工，如今已锐减一半；但凡有一天没活儿，人就跑光了。因为当下农民工已经格外抢手，尤其是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大工”，不愁没地方去。他说，如今已经从“活儿挑人”变成了“人挑活儿”，即便是已经招来的人上了工，只要不是好活儿，工人也撩挑子，说走就走。
农民工也建起微信群“互通有无”。在一个有200多农民工的微信群里，刚有人发布一条东六环工程的招工信息，立刻引来不少人回复。但大家反复打听的是工程的位置、一天给多少钱、累不累。在农民工眼中，满足了收入高、活不累、地不偏等诸多条件，才算好活，这才有吸引力。
在北三环修地铁12号线某标段的项目经理陈华对此深有体会。12号线全线位于地下，地形复杂、管线密布，大多是艰苦的暗挖工程，更不好招工，人一拨一拨地来、也一拨一拨地走。“从年前到现在对1000多农民工进行了入场安全教育，但现在只留了200人干活，剩下的800人都走了。”陈华说，当前是地铁暗挖高峰，但暗挖工人就这么多，工人们通过微信就能知道这条线哪个标段工钱高、活好干，自然就留不住人。
人难招、要求高，归根结底就是缺人。“劳动力从供大于求变成求大于供，与我国人口中长期发展有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说，我国劳动力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就已经开始递减，每年净值减少400万，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农民工。
这个缺口势必反映在钱上。多个工程的负责人直言，近两年招工成本“水涨船高”。比如隧道工程，前年的价格还是每天270元，如今已涨到400多元。
前两年，通州一批房建、市政、配套设施工程同时上马，几十万人大会战。通州某管廊工程负责人说：正常来说，木工每天工资320元到350元，钢筋工260元到280元；但在当年的用工高峰时，木工每天工资已达到380元到400元，钢筋工也在350元左右。“别的工地缺人就开始涨钱，我如果不跟着涨，工人就跑了。”他说。
20年前，杨树林30岁，正值壮年，身边的农民工大多也是这个年龄；今年，杨树林50岁，他发现手底下的农民工也是50岁上下。“20年过去了，干这活的还是我们这代人。”
让他更担心的是，如果这代人“退休”，建筑行业是否就“后继无人”了。
陈华也发现，一个20人的班组里，大部分都是四五十岁的工人，30岁的工人顶多只有一两个。
“80后和90后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只图到城里打工挣笔钱回到村里盖房子、娶媳妇，他们的权益意识更强，更想融入到城市当中。但我们这些年农民工用工制度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乔健认为，建筑行业也应对过去层层转包、分包的用工制度进行改革，应该与农民工签订正式的用工合同，保证相关权益；同时，在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上，也应该更加完善，才能吸引80后、90后进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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