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生得偉大，死得冤屈，彷彿是許多英雄不變的宿命。從而浩瀚厚重的歷史帶來一層又一層的愁雲慘霧，為後世人們帶來無限的感慨和恆久的思考。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為特殊的時代，它中國封建社會最後的一個漢人政權，也被稱為最有骨氣的一個朝代，但是，皇帝昏庸、宦官專權、貪汙腐化、嚴刑峻法······這些中國曆朝歷代的腐朽之處也被大明王朝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很多人甚至說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最殘暴的一個時代。
其實，黑暗與殘暴是封建專制制度的一種本質，是每個封建朝代都無法避免的事情。同時，也正是這樣的黑暗和殘酷，使得歷史上那些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烘托得更加偉岸、高大。譬如大明中期，站在北平城牆上為了挽救國家、保護人民而親冒矢石、不慮生死的于謙。
國之棟樑卻死於非命
于謙以一己之力穩定了“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的慌亂政局，旋即又從容不迫地組織了“北平保衛戰”，拒外敵於城外，揚國威於朝中。可以說，有于謙的這樣的英雄，是明朝之幸，是華夏之幸。
然而，七年後，於大明危難之際“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於將傾”的于謙死了，他被“奪門之變”後復辟成功的朱祁鎮以“意欲謀反”的罪名殺害了。于謙的死對於整個大明王朝來說，無疑是一場“大地震”，甚至對於整個歷史來說，都是一件慘痛的悲劇。于謙死後，明朝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衰落。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于謙的死呢？有人說是因為性格缺陷，有人說是政治站隊錯了，有人說是朱祁鎮心狠手辣…… 然而，這段歷史卻早已離我們遠去，真相也在眾說紛紜中傳得面目全非。我們惟有保留對英雄至高的崇敬與緬懷，對歷史無限的真誠與客觀，從歷史的一些細節中去抽絲剝繭、去尋求我們心中的理解。
得罪小人
朱祁鎮被俘攪亂了大明政局
（正統）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挾帝親征。謙與尚書鄺埜極諫，不聽。埜從治兵，留謙理部事。及駕陷土木，京師大震，眾莫知所為。郕王監國，命群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節選自《明史 于謙傳》
從上述這段史料，我們可以得知，正統十四年，“土木堡之變”令大明京師震動，一片慌亂之際，正式于謙獨排眾議，沉著冷靜才穩定了政局和人心。但同時，于謙強硬的態度無疑是在狠狠地打臉侍講徐珵（即徐有貞）。無獨有偶，後來“奪門之變”中的三大功臣之一恰恰有徐有貞，英宗復辟之後，力主殺死於謙的也正是“奪門功臣”們。
小人是防不勝防的
從歷史上來看，徐有貞絕對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一個國難當頭，首先想到就是逃跑的文臣，一個一旦得勢就大行報復的權臣，我想，稱之為小人是絲毫不為過的。
由此可見，于謙之死，與“得罪小人”肯定是有關係的。孔子說：“天下唯小人與女難養也”，後半部分不一定正確，但前半部分卻是亙古不變的真理。歷史上有多少冤案正是小人們的背後作祟造成的。
換一個角度，于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死於自己的正直善良，這也讓于謙的死更加的悲壯動人。
誅殺奸黨
一身正氣的于謙是當時朝廷的主心骨
郕王方攝朝，廷臣請族誅王振。而振黨馬順者，輒叱言官。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眾隨之。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謙排眾直前掖王止，且啟王宣諭曰：“順等罪當死，勿論。”眾乃定。謙袍袖為之盡裂。——節選自《明史 于謙傳》
從政治邏輯上來講，郕王（朱祁鈺）攝政後，對王振的黨羽進行清算是無可厚非的。但朱祁鈺根基不穩而猶豫不決。此時，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政局的微妙，一方面是廷臣們的不依不饒，一方面是王振黨羽的咄咄逼人，朱祁鈺這個名義上的皇帝簡直就是一個擺設。最後，居然可以荒唐地在朝堂之上自發地鬧出流血事件。由此可見，朱祁鈺的處境當時是多麼的尷尬。
也正是于謙的再一次挺身而出，才穩定了局勢。在這樣微妙的局勢中，于謙的果敢、勇猛是朱祁鈺的定海神針，但對他自己卻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樹立了自己的威信，體現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卻註定了于謙不容於宦官集團和文官集團。
這與于謙被殺時，宦官曹吉祥是直接策劃者，廷臣幾乎無人為其說情，只有天下百姓為其鳴冤，只有劊子手因其自殺，是遙相呼應的。
仗義每多屠狗輩。在利益和權力的誘惑下，往往最先扭曲人性的是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
無私迎帝
于謙不似眾人打著小算盤
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見中國無釁，滋欲乞和，使者頻至，請歸上皇。大臣王直等議遣使奉迎，帝不悅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見推，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以歸，謙力也。——節選自《明史 于謙傳》
景泰元年，八月，朱祁鎮已經被俘一年，眾大臣皆上疏希望接回太上皇朱祁鎮。朱祁鈺臨危受命，接受的皇位，真實情況朱祁鈺是不想當皇帝的，而隨著時間推移，他也體會了權力的滋味，便不想放手。
於是在接回朱祁鎮的問題上，朱祁鈺屢次敷衍或拒絕。所謂一山不容二虎，這種做法也並沒有什麼不對，有哪個王朝會存在兩個皇帝，這明顯是不可能的。
于謙是朱祁鈺一手提拔起來的，可謂景泰年間第一權臣。如果換做旁人 ，是不會希望朱祁鎮回來的，這無疑給自己找麻煩。
不是不通權謀，而是家國為重
精明老練的于謙也必定清楚，朱祁鎮回來之後，不僅是對朱祁鈺的威脅，也是對他的威脅。但恰恰是于謙支持接朱祁鎮回家，並給了朱祁鈺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保證，才讓朱祁鈺同意接朱祁鎮回家。
然而，朱祁鈺為什麼會對於謙言聽計從呢？為什麼會相信于謙的政治保證呢？從中，可以牽出太多的故事了：首先，說明於謙是朱祁鈺的政治主心骨；其次，說明於謙當時手握國家大權；最後，也可以說明於謙是終於大明江山的，而不是純粹忠於朱祁鈺和自己的利益和權勢的。
所以，于謙的死與他的大公無私不無關係，因為在一些陰暗的權謀論裡，這種無私等同於一種幼稚。但恰恰是這種“幼稚”更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輝，襯托于謙的形象。
至察無徒
于謙心中有一個“烏托邦”
前後徵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節選自《明史 于謙傳》
于謙無疑是才高於世的，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在梳理當時的大明亂局是胸有成竹、閒庭信步。但正是因為這種超於常人的才能，讓他對自己、對周圍的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們很多時候是無法保證自己周圍的人都和自己身處同一個層面上的。只有對等的人才能相互識別。于謙的“曲高和寡”是一種孤獨，也是一種悲哀。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于謙“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的行為將他自己孤立到了一個“高處不勝寒”的世界。
雖九死猶不悔
所以，即便是在朱祁鈺對其十分依賴和信任的前提下，依然會有人心生不服，冒死彈劾于謙。
比寇初退，都御史羅通即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躭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之，戶部尚書金濂亦疏爭，而言者捃摭不已。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賴景帝破眾議用之，得以盡所設施。——節選自《明史 于謙傳》
在代宗時期，于謙可以依靠個人的威望、手中的權力和朱祁鈺的信任與支持，對這些負面的情緒進行壓制。但由此可以想象，當英宗復辟成功之後，這些早有怨言、嫉恨的勳貴朝臣對於謙的報復回來得多麼猛烈。
過剛易折
朱祁鈺是于謙的伯樂，也許只是無奈
謙性故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意灑何地！”視諸選耎大臣、勳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眾。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快也。徐珵以議南遷，為謙所斥。至是改名有貞，稍稍進用，嘗切齒謙。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節選自《明史 于謙傳》
一個真正有情懷、有氣節的人是不會輕易向世俗和世故低頭和屈服的，比如古之屈原、魏徵等。于謙心中有他的理想、有他的追求，他的心中只裝得下江山社稷、只容得下黎民百姓；他不屑於與那些蠅營狗苟、搖頭擺尾的俗人為伍。
于謙是清高的，也是剛烈的。但是，過剛則易折。這種剛烈來開了他與其他人的距離，也讓那些小人一方面怕他，一方面恨他。所以一有機會就會咬他。
傲世獨立的于謙
于謙自己也不是不清楚自己這種性格上的缺陷，所以才會發出“此一腔熱血，意灑何地”這樣悲愴的感慨。但是，一個英雄的驕傲，一個忠臣的責任，讓他又不屑於與世俗同流合汙。
即便是石亨這樣的小人，打著“感恩”的旗號，舉薦他的兒子于冕，也會讓他感到面目可憎。至於一心爭權奪利的張軏、曹吉祥等人就更入不了他的法眼了
都督張軏以徵苗失律，為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
慷慨赴死
于謙之死是慷慨就義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與吉祥、有貞等既迎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即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謙等與黃竑構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耳，辯何益？”奏上，英宗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帝意遂決。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于謙死了。一個一心為國的忠臣被冠上了“意欲謀反”的罪名，一個於國有功的功臣被判定了“處以極刑”的死罪，一個剛剛登基的皇帝殺了“國之棟樑”的英雄，一群宵小半逼半諫地坐實了罪名，這一切荒謬而又悲哀的事情和前世的“風波亭案”一樣，如出一轍地在大明王朝暗無天日地上演了。
于謙終如他的詩所云：粉身碎骨渾不怕
石亨、徐有貞、曹吉祥等人急於致於謙於死地，我們尚且可以理解為政治鬥爭的殘酷和小人行徑的卑鄙。但憂鬱的朱祁鎮對“實有功”的于謙痛下殺手難道真的只是“一時狠心”？只怕沒有那麼簡單。
皇太后初不知謙死，比聞，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朱祁鎮或許可以不相信別人，但是他不可能不相信孫太后，至始至終孫太后都是全力支持他的。如果是朱祁鎮刻意要殺于謙，或者是于謙確實對朱祁鎮的帝位有很大的威脅。我想，第一，孫太后不會不知情，第二，不會如此難過。第三，朱祁鎮也不會那麼容易悔改。
我們不要過於去相信政治鬥爭中的善良，孫太后、朱祁鎮在追求自己的權力時，都不是什麼善茬。所以只能理解為，朱祁鎮殺于謙也有身不由己的因素。
這背後的邏輯也是建立在幾個細節之上的。
權力誘惑下的眾生相
其一、朱祁鎮重新即位後為什麼急著給王振平反，甚至還建立功德祠？難道朱祁鎮真的糊塗到了如此的“好壞不分”？王振把朱祁鎮帶入死地，且不說背後有幾分是朱祁鎮自己的意願，但因此說王振有功，顯然是說不通的。只是王振雖死，他的黨羽還在，其他的宦官也要名正言順地上位（曹吉祥），所以，給王振平反是朱祁鎮在政治上迫不得已的讓步。
其二、石亨為什麼在短短一年之後就密謀造反了？不管這個事情是真是假，但是可以推斷出，朱祁鎮“南宮復辟”之初，也就是一個空架子，權力被“奪門功臣”們以“擁立之功”的名義集中地掌握了。所以當這些“奪門功臣”強烈要求殺掉于謙時，朱祁鎮其實是無法拒絕的。
其三、石亨被朱祁鎮滅掉以後，沒過幾年，宦官曹吉祥和他的侄兒公然舉兵造反。這不光是明朝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第一次宦官造反，也是唐朝以後近500年的第一次。石亨造反失敗的例子還近在眼前，曹吉祥為什麼要造反？
一方面，說明朱祁鎮復辟之後，新一輪的宦官專政正在興起；另一方面，和石亨被清算一起，也說明朱祁鎮不甘心成為“奪門功臣”的政治傀儡，在政治上進行擠壓。背後也說明即位之初的朱祁鎮手中是沒有實權的。
于謙其實死的得明白的
于謙在死前選擇“不爭不辨”，顯然是對這些背後的齷蹉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這也正體現了于謙人格上的偉大和政治上的高尚 。如果僅以陰謀論和實力論來說，“南宮復辟”時，在石亨、張輒、徐有貞等人擁護朱祁鎮入城的兵力只有千餘人，而京城的部隊應不低於二十萬，且政令通暢，如果於謙心懷異心的話，結局顯然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于謙的情懷讓他不忍心看到國家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為了家國的安寧，于謙選擇了慷慨赴死。
對於“于謙之死”的終極感想
于謙之死值得歷史永久的思考
有個叫朶兒的人，是冤案製造者之一曹吉祥的部下，在於謙行刑的地方以酒來祭奠他，痛哭不已。曹吉祥知道後非常生氣，用皮鞭痛打他。第二天，他仍然祭拜如故。
都督同知陳逵深感於謙忠義，收其遺骸葬在北京城西。後來，于謙的女婿朱驥（也有說是其子于冕）將其歸葬於杭州西湖南面的三臺山麓。
這是冤案發生後，公開站在於謙這一邊的人——朶兒、陳逵，以及於謙的親人。沒了。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無非幾個方面：一、權力的壓制；二、利益的趨勢；三、人性的扭曲。前兩者固然可怕，但這是皇權政治下的常態。但更可怕和可悲的是後者，殺清官名臣，要麼暗自喝彩，要麼沉默不語，試問當時的明朝整體的道德底線何在？基本的政治覺悟又何在？所以說，“于謙之死”標誌著明朝的政局進入了混亂期，國運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
朱祁鎮昧著良心沒說的話，歷史會說
現在很多人評價于謙，基調是這樣的：是英雄，是清官，但有重大的人格缺陷，跟同僚搞不好關係，四面樹敵，導致被害時孤立無援。
這樣的邏輯聽著沒毛病，但是不堪細想，甚至讓人不敢往深處想。這樣的邏輯是建立在
“搞政治的人不講道德”的基礎上的。筆者在此也不否認這樣的事實。但以潛規則為標準，去評價官場上的道德完美主義者，說你不能太完美，你要隨波逐流，這像什麼話？後果不堪設想呀。如果於謙是一個後世評論者眼中沒有人格缺陷的于謙，他就會愉快地融入權斗的潮流，愉快地接受人情世故的薰陶，一手捧著成功學，一手拿著厚黑學，把自己變成一個圓滑的政治家。
他就會跟後來奪門之變的主謀徐有貞說，你想做國子監祭酒的事，我在皇帝面前也美言推薦了，但皇帝拒絕啊。你先別急，我們再等等機會。
于謙變成石亨那樣，歷史也就變了
他就會對大將石亨向朝廷薦舉他的兒子于冕感到正常，覺得這名大將懂規矩，知道投桃報李，是穩固的同盟黨。而不會糊塗到不僅不領情，還上疏彈劾石亨徇私情。
他就不會眼裡容不下沙子，嫉惡如仇，天天彈劾這個貪汙那個瀆職，而是握著別人的把柄，好讓他們聽命於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治小團體。
他就會專心做景帝身邊的紅人，讓被俘的英宗老死塞外，而不是極力說服景帝迎回英宗，釀成日後殺身之禍。
他就會像嫉妒他的同僚所誣衊的一樣，交結權宦，樹立黨私，挾天子以令群臣。景帝那麼聽他的話，他想做曹操，問題不大的。
他就不會在“奪門之變”後，為了忠義坐以待斃，而是利用手中的兵權，先下手為強，徹底改寫明朝歷史。
于謙是歷史上的一股清流
那他還會是我們民族的英雄嗎？每一個英雄都是人情世故的終結者。一個民族如果以世俗標準去定義他們的英雄，那麼這是無比的悲哀。可怕的是，我們的時代並不缺乏這種悲哀。
當我們以世俗的成功學標準去反推英雄的性格缺陷時，我們對英雄的崇拜已經變得廉價了——很明顯，這名英雄死後500多年，遭遇了新的困境，但需要反思的，是我們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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