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未造文字之前，先有語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毛詩序)，故古人抒情述志均以歌謠為主。
這些歌謠，明馮惟訥《古詩紀》、楊慎《古今諺》《古今風謠》、臧懋循《古詩所》及清沈德潛《古詩源》收錄甚多，而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詩經》。
可是《詩經》就逐漸從口頭歌曲變成文辭篇章了。
一、古代的詩都是歌
《詩經》所收，名之為詩，實皆是歌。故孔子自稱編此書可令雅頌各得其所;《史記》也說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
其中風、雅、頌之分類，頗似古希臘音樂分成立第亞式、伊俄尼亞式、道瑞斯式、佛裡基亞式。立第亞式起於小亞細亞，音樂柔緩哀惋;伊俄尼亞式起於小亞細亞西岸，音樂柔緩纏綿;道瑞斯式起於希臘北部，音樂簡單嚴肅，亦較激昂;佛裡基亞也在小亞細亞，音樂戰鬥意味最強。
這些不同地區的音樂，有點像鄭風、魏風、豳風，既有區域性的差異，也顯示了不同的風格和倫理性質，故孔子推崇雅頌而批評鄭衛之聲淫，柏拉圖則反對立第亞式和伊俄尼亞式，認為它們柔緩哀傷，是文弱的或只適用於飲宴的;他也反對銅絃琴、三角琴，只願提供理想國人享用兩角豎琴、臺琴和笛子。
當時詩實際應用於典禮中的情況，更能顯示它們是樂歌。
例如大射時歌〈鹿鳴〉;王宴諸侯時歌〈湛露〉;鄉飲酒禮時歌〈魚麗〉，笙吹〈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吹〈崇丘〉;歌〈南山有臺〉，笙吹〈由儀〉;合樂周南的〈關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鵲巢〉〈采蘩〉〈採蘋〉。
其中〈由庚〉〈崇丘〉〈由儀〉都沒有辭，不可歌，只能吹奏。
《詩經》中收錄了這些可奏而不可歌的「詩」，豈不顯示了它不僅是一部歌謠集，更是一部樂曲集，是以音樂角度收錄的歌曲和樂章?
二、禮崩樂壞，音樂亡了
春秋之末，禮崩樂壞，據《漢書·藝文志》說：「樂尤微眇，以音律為飾，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道益以寖微」。
樂的衰亡，在六經中最甚，原因是音樂隨時變易，新聲既起，舊樂即難保存。古代又無錄音技術，不比文字紀錄可以久長。即使是樂師們父子師徒相授受，能傳其節奏與儀式，也不知其意義。久而久之，便連音聲節奏都難以保存了。
依《大戴禮》說，當時雅二十六篇，可歌者只有八篇，是鹿鳴、貍首、鵲巢、采蘩、採蘋、伐檀、白駒、騶虞。
這些歌，除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不可考，其餘都在〈風〉中。
故知所謂“雅”，並不是《詩經》原來的大雅小雅之義，而是指這些樂章在漢代已經成了雅樂。〈漢志〉所載：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雅琴師氏八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也都屬於這種雅樂。
但杜夔所傳雅歌四曲，只有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其餘趙氏、龍氏、師氏等則皆不傳，亦不知內容為何。
因此，古代那麼繁盛的音樂文化，到了漢代，竟可說已完全消歇了，六經中的《樂經》，已經淪亡，不復可考。除了〈樂記〉可略知其義以外，遺音尚存，略可歌或奏的，只有三四曲而已。
〈漢志〉另載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列在〈詩賦略〉中。這些曲子與前述各篇不同者，一是非《詩經》體系，二是以聲音紀錄為主，也就是班固說「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的那一種。
列在〈六藝略〉中的趙氏師氏龍氏和「樂記二十三篇、王禹記二十四篇」，卻是以闡發音樂之意義為主的，故班固將它們分開來。
《詩經》之舊曲，在漢末只存這三、四曲，魏晉以後就全亡了。
唐代開元年間制鄉飲酒禮，所傳趙彥肅十二譜，鹿鳴、四牡、皇華、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屬黃鍾清宮;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採蘋屬無射清商。是現今僅存《詩經》樂曲可考者。
但朱熹對之便頗有懷疑。理由一是：「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為此也」。
二是說：「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嘆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譜雖存，而世莫能補」，可是開元十二譜卻是一聲葉一字。
假如古代就只是一字葉一聲，那麼古詩就篇篇可歌了，何來樂亡之嘆?
三、開元十二譜以清聲為調。
案：平調、清調、瑟調合稱清商三調，為漢相和舊曲。《唐書.樂記》雖說：「調皆周房中曲之遺」，但唐以前的文獻都只說清調為漢魏古曲，它是否能代表春秋以前的音樂，不免令人存疑。朱熹因此疑開元十二譜非周朝之舊，不無道理。
也就是說：《詩經》的音樂在魏晉以後盡亡，開元遺聲也未必足據。
由於開元譜以一聲葉一字，因此我們也大抵可推測那些樂師所傳的“聲曲折譜”也亡了，後世所傳，乃是樂師自作之曲。猶如太和年間，左延年改杜夔所傳騶虞、伐檀等曲，自作聲節，而仍用舊名那般。⏤⏤雖然還叫伐檀、騶虞、文王，音樂其實迥異了。
三、以文字譜形式存在的《詩經》
這一大段樂亡的歷史，顯示了什麼呢?
古代歌詩，乃是音樂，辭並不是最主要的。故《詩經》中有根本無辭之曲，在典禮中配的樂，亦不能只由辭語去掌握。像〈魚麗〉、〈南有嘉魚〉或〈關雎〉，其辭都與鄉飲酒無關，歌它或演奏它，乃是藉其音聲以昌美禮儀罷了。
同時，大家都知道：同一聲曲，可以配上不同的歌詞。《詩經》裡面的那些歌，大約也就是該曲調歌謠的許多聲詞之一，剛好被選編入這本集子罷了。
古來有孔子“刪詩”之說，刪詩其實正是選詩。所選的，本是樂曲，但後世樂音既亡，這個本子就成了文辭式的詩篇總集。
這情況猶如後來的宋詞。選家皆依詞牌或宮調，每一個詞牌找一兩首為定式、為舉例。可是因宋詞之音樂後來漸漸失傳，以致明清所有的詞選詞譜都成了文字譜。
《詩經》在漢代，就是以文字譜之形式存在的。
四、望文生義的解釋
鄭玄〈詩譜序〉說：上古之詩「篇章」泯棄，周初政治清明，詩人頌之，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其後政治衰亂，「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迄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可見這個詩譜乃是模仿古代宗族世系譜而作的。論詩，而說篇章、說紀錄，且從文義與政治良窳的關係上說正變，詩歌原先擁有的音樂性質就消失了，把原屬樂章的歌，轉成了文字性的篇章。
由於是文字性的詩篇，因此對詩意的掌握就只能是由文字去把搦。
漢代解詩者，〈漢志〉所載凡六家四百一十六卷：魯說二十八卷、齊後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後氏傳二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傳、說與訓故不同。傳是述傳，說是解說，今存《韓詩外傳》猶可見其體例。但故或故訓就是文字性的解釋了，猶如《尚書》有歐陽章句及大小夏侯解故。
五經中，釋經稱「故」者，僅《詩》《書》兩經，此外就是小學類中的杜林《蒼頡訓纂》。班固說它是因〈蒼頡篇〉多古字，俗師失其讀，故「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於孫杜林為作訓故」。可見訓故主要是文字的解釋，《爾雅.序》：「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即指此。
一般說來，今文學家重口說，古文學家重文本。但在漢代，解詩的今文家韓魯齊和古文家毛四家其實都有「故」，亦可證當時無論今古文學派都是由文字性的詩篇來把握這部經典，而不再就音樂歌曲來看待它。
今文三家之解故今已失傳，以《毛詩故訓傳》來看，其解詩方式是這樣的：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興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
這是對〈國風.周南.葛覃〉的解釋。前面﹝﹞內一段，稱為詩序，是對詩義的解說，中間錄詩;後作訓詁，解釋字詞。其解詁，固然是文字訓詁式的;其序詩亦只解義不論聲。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孔子詩說》論〈葛覃〉卻不如此：「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詩，民性固然，見其美必欲返其本。夫葛之見歌也，則以葉萋之故也。后稷之見貴也，則以文武之德也」，明白說的是歌。
同理，它論風與頌亦皆論聲，如雲：「邦風，其納物也，博觀人慾焉，大歛材焉。其言文，其聲善」「訟，平德也，多言後，其樂安而遲，其歌紳而口，其思深而遠，至矣。」
對照毛詩的解釋，就會發現毛氏都只論義而不論聲。故〈關雎〉只說：「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跟《論語》中孔子論〈關雎〉也有極大的差異。孔子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在《毛詩故訓傳》中卻完全不涉及這類音樂之討論。
古代的詩歌集，經此處理，即變成了篇章，與歌漸不相干矣!
五、詩與樂分道揚鑣
歌曲集的《詩經》，在漢代被改造成這樣的文字經典，當然會留下一些問題。
例如它分為風雅頌三部分，但自宋王質、程大昌以來，不少人都指出：若從音樂的角度看，〈周南〉〈召南〉應該是獨立的一類。故《禮記.文王世子》：「胥鼓南」、《左傳》也有「象篇南籥」之記載。詩〈鼓鍾〉說：「以雅以南」，雅與南都是由不同音樂而形成的樂體。可是毛詩論義不論音，遂將二南視如土風，成為「風」的一部分。豳風的問題也是如此。
再者，毛詩大序說：「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這六義，在《周禮》中稱為六詩，指六種詩，而不是詩的六義。
但在《毛詩》的處理中卻變成了三詩：風雅頌。賦比興則是各詩的寫作手法，例如由上文引〈葛覃〉中我們就可看到它說葛覃萋萋是興。此詩列入風，指其詩體;以葛覃喻后妃德容之盛，則是一種興的描寫方式。
如此解六詩，會引起很多問題。
如賦，不歌而誦謂之賦，墨子曾說：「歌詩三百，誦詩三百」，因此賦應該是指用帶音樂性的腔調去誦讀詩篇。誦之詩，應與合樂之詩不同。但若依毛詩賦比興之解釋，賦就不是詩之一體，只是一種鋪陳直述的描寫手法。
比興的爭論更大，什麼是比、什麼是興，後世聚訟不已。而其原因恐怕《鄭志》說得最明白：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興賦?」答曰：「比、賦、興，吳季札觀樂，已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風雅頌與賦比興相混，主要是歌樂已失之故。
自此詩樂分途。詩字只指文字性的篇章，若是歌，即不能只說詩，一定要註明是歌或詩歌。
如〈漢志‧詩賦略〉所錄的詩歌，就全部是歌謠，包含高祖歌詩二篇、太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出行巡狩及遊歌十篇、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李夫人及幸費人歌詩三篇，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等。並說明謂：「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厚薄雲」。
這樣的目錄和說明，充分顯示了他所錄的就是樂府，又稱歌詩。
漢人論詩，大都如此，凡可歌者稱樂府，或稱歌、歌詩;不可歌者便只稱詩，或只標題名而已，如蘇武李陵之〈河梁贈答〉、漢武之〈柏梁〉聯句、班固〈詠史〉、張衡〈四愁〉、秦嘉〈留郡贈婦詩〉、蔡邕〈翠鳥〉、酈炎〈見志〉、繁欽〈定情〉、蔡琰〈悲憤〉之類。王逸曾編有《漢詩》一百二十三篇，稱詩而不名曰歌詩或樂府，即表示詩是詩，樂府歌詩是歌謠，兩者已呈分途而進之勢了。
漢代的樂府歌曲，本來是繼承周朝采詩制度並模仿《詩經》的，故詩有十五國風，它也有秦楚趙代之謳;詩經學家說由詩可以觀一時一地之風俗，班固便也說漢之歌曲有同樣之功能，或頌盛德或刺窳政。
可是過去的研究者碰到這些歌詩，常不能掌握其性質，總是迷信歌謠起於民間，不但把《詩經》的國風視為民歌，更以歌謠生於民間的想象，硬性劃分漢樂府為民間文學、詩為士大夫文學。
其實在古代以音樂為核心的教育體系中，貴族重樂，遠甚於平民。《詩經》中雅頌均為朝廟樂章，國風中因「關關雎鳩」而云「鐘鼓樂之」，也顯然不是平民聲口。漢樂府也一樣，〈漢志〉所錄高祖歌詩以下八種五十篇，就都不是民間歌謠。
故樂府之性質，重點不在於它是否具民間性或在不在民間，而是它的音樂性。漢代詩與樂府之不同，非文人士大夫所作與民間文學之分，乃文字性新型態詩篇與歌謠之分也!
六、新詩又名古詩
與音樂分開以後，完全靠文字抒情達意的新型詩篇，由於是一種新的起步，因而顯得有些生澀。鍾嶸《詩品.總論》批評漢詩：「自王(褒)揚(雄)枚(乘)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陵)迄班婕妤(昭)，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這就是南朝人對漢詩生澀而且稀少的總印象，評價並不太高。
但是，新的生命，值得珍視。
第一是歷史的，它乃是中國文學中詩傳統的真正開創者。
一方面，古代的歌謠，經過改造後，成為詩篇被追認的典範，這主要表現在對《詩經》的訓詁解釋上;另一方面，則是以這種脫離了音樂的文字性詩篇去展開抒情言志的新嘗試，為後代建立詩的傳統。
漢詩在後來常被稱為古詩，就是這個道理。《文心雕龍.明詩》：「古詩佳麗，或稱枚叔」，《文選》收古詩十九首，《玉臺新詠》收古詩八首，其他還有《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等收了些無名氏古詩。
詩之古，按說《詩經》比漢代更古，為何獨以漢詩為古詩呢?此即因在詩的傳統中，漢詩才是真正的起點，其生澀質樸，遂也就成為詩中古典的風格類型。
第二個值得重視處，是語言的。
《詩經》本是樂歌，樂府也是音樂性的歌謠，句式要配合著音樂，勢必就會長短不協。故《詩經》雖以四言為主，而實有一字句至九字句的句式，樂府歌謠長短句也很明顯。
漢詩則放棄了這種句式，在四字句之外大力發展五七言，如「蘇武李陵贈答」為五言，柏梁聯句為七言。通篇四言、五言或七言，柏梁聯句甚至採句句押韻之方式。這樣的詩，絕不能歌，追求的乃是一種語言性的鏗鏘頓挫之感。
爾後詩史，不但均朝此路向發展，抑且五七言也成為詩語言的主要句式，故鍾嶸說：「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清王闓運說：「四言與詩無關」。語言性代替了音樂性，五七言也代替了四言。後來雖還有少數人模仿《詩經》作四言詩，但都無足輕重了。
第三點值得注意者，是樂府歌詩之詩意是因著樂音而定的。
黃鍾大呂，絕不能唱幽咽纏綿，其調式與樂曲之功能，即嚴格限制著辭意內容的描寫。所以我們看《詩經》有風、雅、頌，漢樂府有廟堂樂(郊廟歌、燕射歌、舞曲歌);軍中樂(鼓吹曲、橫吹曲);地方風謠(相和歌、清高曲、雜曲歌)。橫吹曲當然不能用來歌頌朝廟，廟堂樂也不可以用來唱民謠。此即音樂的規範。
此外還有歌、行、引、曲、吟、辭、篇、唱、調、怨、嘆、弄、操、樂等不同的規定，猶如後來宋詞之有令、引、近、慢，都是因著樂曲上的性質而對文辭篇義形成的規範。相對來說，詩就無此規定與限制，純就作者抒情言志之需，可稱心命筆，題材及詩意都廣泛自由得多。它逐漸取代歌樂，成為後世詩家採用的形式，不是沒有原因的。
所以，觀世者既哀古樂淪亡，又喜詩篇新生，悲欣交集，是謂歷史。
龔鵬程
龔鵬程，1956年生於臺北，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等，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多處。講學於世界各地。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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