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志》:一本啟發了日本的中國新書

《海國圖志》:一本啟發了日本的中國新書

甲午戰爭,一個古老文明為什麼不敵一個新生小國?一百多年來研究者提出許多看法,其中一個重要看法,就是中國固步自封,日本則潛心好學,順勢變革。中國不是沒有人看到問題關鍵,只是統治者不思進取,不知世界大勢,依然陶醉在自己編織的“盛世”神話中。結果,不到半個世紀,中日易位:先前的學生和老師互換了角色。在此過程中,魏源的《海國圖志》扮演著非常奇妙的角色。

緣起:魏源接力林則徐

《海國圖志》:一本啟發了日本的中國新書

《海國圖志》的原本為林則徐主持編輯的《四洲志》,而《四洲志》來源於英國人慕瑞編著的《世界地理大全》。

林則徐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第一人,但歷史沒有留給他足夠時間。1841年6月,承擔鴉片戰爭失敗責任的林則徐被流放新疆,途經現在的鎮江(京口)時,正在此地的老朋友魏源盡地主之誼,熱情款待,“與君宵對塌,三度雨翻蘋”(《魏源集》,781頁),朝夕相談,交換看法。林則徐預感自己可能沒有機會繼續編寫《四洲志》了,遂將書稿交給魏源,希望魏源在此基礎上編寫一部合乎中國人需求的世界概覽。

《海國圖志》:一本啟發了日本的中國新書

魏源沒有辜負老友的期待,在此後一年時間裡,魏源以林則徐《四洲志》為基礎,廣搜新舊資料,成《海國圖志》五十卷,1843年初版於揚州。

此後數年,魏源再接再厲,在地理學家鄒漢勳、汪士鐸等人協助下,1847年增補為六十卷本。1851年擴充為一百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一百卷本遂成為《海國圖志》定本。

創見:首倡“師夷長技”論

《海國圖志》:一本啟發了日本的中國新書

《海國圖志》根據那個時代所能獲得的資料,詳細記述了世界各國曆史、地理、制度、文化習俗,是近代中國一部最偉大的著作。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盛讚這是中國人研治“域外地理學”的開山之作,意義重大。

在《海國圖志》中,魏源不僅依據豐富的資料向中國人詳細介紹了世界各國,而且提出許多偉大的見解,一再叮囑中國人要重建寬廣胸懷,不要將域外文明視為洪水猛獸。東西洋文明儘管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必須承認,這些不同文明均有中國文明所不具備的優點。中國人應該潛下心來,記住先賢教誨,一事不知以為恥。魏源指出,即便從復仇觀點看,也必須“師夷之長技”。

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當的歷史侷限性,這個口號將一個正常的文明交流轉換為“文明衝突”。不過在“天朝上國”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應該是一個比較可行的權宜之計。

無奈:喚不醒的天朝夢

《海國圖志》:一本啟發了日本的中國新書

儘管魏源的主張如此溫和,這一主張在那個時代並沒有在中國獲得應有迴響。那時的中國人並不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東來的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本質區別。一個古老、精緻的農業文明怎樣面對工業文明、商業文明,那時中國人似乎根本沒有想過。

魏源在這部書中建議中國人應該正視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應該儘快發展自己的工業、商業、航運業、金融業。中國不僅應該大度接納西方人來華貿易,而且應該“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國資本開放市場。將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種子,漸漸嫁接至中國農業文明老樹上。更有甚者,魏源在這本書中,還刻意介紹了英美等國民主制度,以為英美聯邦制、選舉制、分權制衡的司法制度,以變古今官家之局,人心翕然,選官舉能,可謂不公乎,可謂不周乎(《海國圖志後序》),實在值得中國人注意借鑑。

《海國圖志》意識到了歷史大轉折,意識到了中國無法固守單一的農業文明,中國應該增強“海國”意識,應該與世界互動,雙向開放。

一百多後重讀《海國圖志》,我們依然能感覺到一個敏銳的知識人對世界大勢的清晰判斷,然而,“天朝上國”的惰性太強大了,失敗很快成為過去,剛剛醒來的雄獅打個哈欠又睡著了。中國辜負了林則徐-魏源的一片苦心。“書成,魏子歿,廿餘載,事局如故”(左宗棠:《海國圖志序》)。

意外:竟成日本“教科書”

《海國圖志》:一本啟發了日本的中國新書

日本翻印的《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在自己的國家沒有贏得應有尊重,沒有轉化為變革的力量,根據魏源好友姚瑩分析,這主要是因為《海國圖志》“犯諸公之忌”(姚瑩:《與餘小波言西事書》,《東溟文後集》卷八),談論了不該談論的事,從而使中國錯失至少二十年機遇。(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與中國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個偶然機會讓《海國圖志》傳到了日本。此時的日本還處在鎖國狀態,但魏源這部書卻讓日本人如獲至寶,在此後五年間,《海國圖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幾個,深刻啟發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識。江戶晚期思想家佐久間象山讀了《海國圖志》後,格外佩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以為應該像魏源那樣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規劃日本方略。在許多人仍將西方文明視為“奇技淫巧”的時候,佐久間象山由魏源啟示開始了對世界及日本前途的重新思考。

《海國圖志》傳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美國“黑船”叩關江戶灣。或許是基於十幾年前鴉片戰爭的教訓,或許是《海國圖志》已將世界經濟必將交流的意義說得很明白,或許是因為日本人已有與歐洲人(荷蘭人)打交道的經驗……總而言之,日本通過談判,達成了妥協,日本既沒有像中國那樣長時期沉浸在失敗陰影中,也沒有單純地成為西方工業品的傾銷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商業基礎,用不太長的時間實現了在遠東建立一個西方式國家的夢想。日本學者井上靖說,幕府晚期之所以能發生“開國主義”思想,其契機主要是因為那時的日本知識人普遍閱讀過傳來不久的《海國圖志》。

我們當然不能說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中國完全得益於《海國圖志》,就像中國在這場戰爭中失敗不能歸罪於任何單一原因一樣。但是,我們似乎可以說,《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截然不同的遭遇,不僅讓中日師生易位,而且折射了這兩個東亞國家勝敗中的深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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