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傳統是一個歷史淵源流長、且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我研究儒家文化始於孟子心性之學，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學開展出精神性的人文主義，使之能應對目前人類遭遇的倫理困境？這是個集體課題。在此，想與大家分享交流一下正在進行的思考並以此拋磚引玉。
文明對話與儒家心性之學
問題的蝶變
我在高一時接觸儒學併產生了濃厚興趣，此後報考東海大學，跟隨牟宗三先生學習中國哲學。赴哈佛留學期間，我最想修哲學，但當時由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主持的哲學系只關注五大方向：邏輯學、認識論、分析哲學、語言哲學和本體論，並無我最關注的倫理學、美學與宗教哲學，所以我經常在其他院系學習神學、社會學、人類學、比較文化、世界宗教等課程。
但我的學習過程是一種真正的文化間的交流，赴美留學，我並非完全拜師，自認為還帶有使命，那就是和他們交流儒學。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國很多學者願意認真聆聽我的觀點。這使得我能在文明對話的基礎上，重新理解、重新肯定、重新發掘儒家心性之學。
當時，美國學術界普遍的認知是：儒家學說是東亞文明的體現，面向世界只有發展的潛力。但伯克利大學列文森教授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直截了當地說，在中國，“儒家的傳統已經逐漸地成為歷史現象、一種博物館化的記憶，不可能再現輝煌。”他還舉例，“像梁啟超這樣的知識分子，在感情上還緬懷中國的過去，但在理智上已經選擇了認同西方文明”。
許多人認為，列文森對儒家的沒落顯示出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他去世後，我和他的不少學生和同事交流，他們認為列文森是在為儒家命運“哭泣”，因為他從中看到了所有傳統的精神文明面對現代化的遭遇，特別是他堅信的猶太教。儒家的命運只是其中一個。
“列文森對儒家傳統的誤判，讓我感到這是一個人類文明的困境”
從1962年開始，我就認為我應該證明列文森誤判了儒家傳統。 這些誤判背後隱藏著一個邏輯就是現代化。中國當時尚處在前現代化，一旦進入由科學、工業革命所代表的現代化社會，一切傳統的力量都會被消解。
這激發我思考一個問題，假如我們無法證明儒家這一精神文明還可以在20世紀存活，就無法證明傳統的價值可以對現代化、現代性進行批判反思。因此，對我而言認同儒家不僅僅是一個現代中國人或是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考驗，而是我們對人類應當走向何處？依靠何種力量和平共處？萬物一體的觀念是否已成為一種空想？之類哲學課題有沒有發言權的問題。
1960年代末，列文森突然發現孔子正成為中國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對象，這讓他震驚——一個學說真正的消亡在於它被遺忘，尚在被批判足以證明其生命力和現實的關懷與意義。
1978年，我跟隨美國科學院的學術代表團短暫回國一個月，我意識到應該多瞭解大陸的儒家文化，1980年我受邀到北京師範大學研習了8個月，我問自己，儒家這個學術傳統在中國大陸是否存在發展的前景？
在和老中青三代學者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儒家的終極關懷是學習如何做人，儒家的生命力來自人的自覺，有志於“為己之學”的人即使堅決反對孔孟之道，他們對儒學第三期的發展也必有助益。
“‘仁’如同康德的自由意志，具有主體性，其本體意義可與天地一體。”
對困境的探索
孟子心性之學超越了同時代的軸心文明思想，在終極意義上以現實為旨歸。孟子所代表的心性之學，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特殊價值，但都是一種對人的重新認識。強調孟子是一個“性善論”者，其實著眼點是孟子所關注的“做人”的道理。
“性善”的觀念是指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內心的惻隱之情，即內心對外部情境的靈活回應，發揮自己做人的基本價值。這讓我想起公元前800至500年的軸心時代，印度文明、希伯來文明、雅典文明與中國文明四大文明同時出現。當時只有中國文明未曾出現在被學術界中稱作的“超越”的突破，即人的最終極的價值關懷必須超越到現實世界之外，在上帝或在另一個理想世界裡。孔子選擇的人生意義在凡俗世界中俯拾皆是。因此，儒家傳統的選擇是在軸心時代對人類的自身進行的反思。這也是一種質的飛躍，是對何謂人、如何學習做人、人生意義何在、成己何以能成人成物、盡己之性如何可以參天地之化育、乃至如何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等大問題的反思。由於關注點不集中於外在的超越，許多西方學者認為，中國人過於關注現實，沒有更高的境界與價值。儒家的人學可以對此做出強有力的回應。孟子認為，人有很多向度（經濟，社會，政治，歷史，藝術，信仰），應當同時開展。個人的主體性是“為己之學”的起點。“己”不是孤立絕緣的個體，而是網絡家國天下的中心點。它是開放的，多元的，包容的。我們可以從人人皆有的“四端”切入。
其中，仁的這一端發自人的惻隱之情，包含著同情的意思，這種惻隱之情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能夠充分發展人性最重要的資源。孟子認為同情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能夠將同情推己及人，就逐漸可以將個人與家庭、鄰里、社會甚至國家、天下都聯繫起來，成為一種向外推的精神世界。這種推己及人的情，發展到陸象山、王陽明時期，他們提出必須要優先樹立我們作為人的大體，即道德理想的最高價值。陸象山曾說，“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立志，若可推到家庭、他人即為大志，這也是孟子所說的“先立乎其大”。
對於四端之一的“仁”，中國學者的研究目前已做出較大貢獻。在馬王堆的出土資料中，“仁”字是上“身”下“心”，身心為仁，這與一般意義上說的“仁”字有所不同，具有非常深刻的哲學意義。所以，人的價值既是內在的、自我的，也是能在關係網絡中呈現的。
通過對孟子的瞭解，我認為，仁愛的“仁”是指個人的主體性，這類似於康德說的“自由意志”。沒有自由意志就不會成為真正獨立自主的道德人。而儒家仁愛的仁裡包含的同情必須推向他人。一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主體與其他所有人進行對話，而這種相互對話所形成的社群以仁愛為主。仁愛不僅僅是愛人，而且還要愛己和自愛，三者不能分離。這就是孟子說的“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因此，孟子傳統中存在一種強烈的自由意志，即我要發揮我的仁，是我自己的選擇。因此，“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就是孔子主動自覺的“我欲仁斯人至矣”！。人人皆可體現“仁”因為是我內心所固有的。這一觀念是陸象山 “心即理”的基礎；也是王陽明“致良知”的根本，將良知推廣擴充到事事物物。每個人內在都有仁心，所以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這是科學無法反證的。也就是說，我們的心對外在世界有著無限反應的可能，它開放、多元、包容，從最遙遠的行星到眼前的草木瓦石，對我們的心量來說，都可以到達。
那麼，如何到達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精神世界呢？這是一個人成為獨立自覺的人必須要走的路。首先，仁一定是在人的成長、發展的過程中進一步豐富的。王陽明說，每一天都相當於春夏秋冬的過度，都有一種新的意念，這就是生生不息；其次也是一種覺悟，他的力量與所有人都能夠成為一體，所以他有公共性。第三，仁能通達，一定要往外通。人的主體性的本體意義在於，能與天打通，因為以天地為性：“天命之謂性”。所以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仁”主張“天生人成”，地球的存活是人類無可推卻的責任
西方世界裡，人是因為上帝的意志而誕生卻永遠無法知悉上帝在做什麼。而儒家如充分體現仁，不僅可知他人，也可以知天。這個觀念建立在個人的主體性之上，這勢必要破除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破除家庭的侷限，否則個人就沒有滲透力，參悟到社會、國家、天下甚至是宇宙。
從仁的價值往前看，如何面對現在人類遭遇的存活困境，嚴格來說，就是人還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的問題。自然世界有其內在的價值而非僅僅具有外在價值。從科學發展中，我們瞭解到，人是地球演化過程中的結果，而現在也成為演化過程中的積極因素，影響了包括化學、生物各過程在內的整個演化過程。由於人的投入是不斷繁衍，促使演化過程受到干擾。人在地球能否生存，能否發展，僅是從人類中心來考慮問題是不行的，按照中國“天生人成”的觀念 ，就應該思考如何與地球相輔相成地存在。
錢穆認為中華民族對世界的貢獻是天人合一，我延伸為“精神人文主義”
錢穆先生在96歲高齡時口授完成其最後一篇論文，闡述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人心與天道合一，即天人合一。 這樣就意味著人不僅對這個世界的持續發展負有責任，還應對存活環境大自然負有責任。
由此看，我們應該把握四種關係。
第一種是自我本身的內在關係，就是身心靈神的統一。個人的身體、心靈和自己最高的理想進行融合，這種融合形成的作用力來自於內部的反思。除反思外還需有一個內在的意識，即良知。良知的能量來自個人主體性中自覺的動力。
第二種是將心比心的個人與他者的關係。他人可以是個人或社會，正是我們自我瞭解的另一種情況。個人與社會如何進行健康互動？這才是最早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修身是基本，齊家和治國是同步關係。比如當下，我們應當通過互聯網發揮正能量，這源於每一個人的力量，但同時也對社會有貢獻。
第三種是與自然的關係。人類與社會、人類與自然需要一種持久的和諧，這樣不僅對人有意義，對天地也有助益。
第四種是人心與天道能夠相輔相成。
以上是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義的四個向度，是我和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以及許多其他宗教對話後，逐漸摸索到的人文價值，而這一人文價值是可以和世界公民分享的普遍價值。
道德金律與“學以成人”
最後分享我的兩個實踐體會。
第一個是關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001年是世界和平年，聯合國邀請18位世界各界思想家討論用何種價值重建文明的對話。當時德國思想家孔漢斯提出用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即“己所欲，施於人”，我則提出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你認為不好的東西，不要強加於人。這說明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和儒家恕道文化中有相通之處，這中間引申出的就是仁道，自己發展的同時也要幫助他人發展。這次討論的結果是大家達成共識：我們應當開發各種文明資源，發展世界文明對話，促使世界逐漸形成一個對話的環境。
第二個比較現實，明年8月將在北京召開世界哲學大會。我提議的“學做人”被西方哲學界的主力接受為官方的大會主題，“Learning to be Human”被翻成多國語言，中文表達是“學以成人”。會議委員會經過考慮認為，在“學以成人”的主題之下，自我、社群、自然（地）和精神性（天）四個向度缺一不可。
我認為，這四個向度的理解要兼顧各種視角。第一，我們不能自傲地認為這只是中國的傳統與價值，而應將其推廣至世界。第二，孔子提出“學做人”就是“為己之學”，旨在發揮自己的潛能並推己及人。如孔子對顏回所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依靠自己而非別人達到仁。“己”就是我說的主體性，這在儒家傳統裡非常關鍵不可忽略。
我最後要提醒大家，“仁”與“禮”的關係是中國哲學界很重要的一個話題，突出“仁”，絕不意味著西方哲學界特別重視的“禮”就會受到限制。“禮”是發展制度，進而培養制度形成的一種文明意識，具有許多豐富的內涵。強調“仁”即不能忽略“禮”，因為禮是仁最恰當的表現形式。有禮未必有仁，有仁則必然有禮。非洲的諺語“烏本圖”：“我的存在是因為你的存在。”表面上這和儒家的“為己之學”很不相同。 其實“己欲立而立人”正蘊含著立人和立己是同步進行的。可是，推己及人還是有本末先後的次序。 心學強調人的主體性。王陽明說 “為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自己深厚的主體意識，就會迷失方向。‘精神人文主義’就是以仁為“頭腦”，但又開放包容，涵攝天地群己，注重交流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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