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王愚的生前身後
1985年，我走進陝西省作家協會院子，成為一名《延河》的編輯時，常見一箇中年人在與《延河》編輯部相鄰的《小說評論》的四合院裡走動。我一眼望去似曾相識，因為這個中年男人與魯迅先生長相頗為相似。
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到大，讀得最多的作品是魯迅先生的，能在圖片中看到最多的作家形象的，也是魯迅先生的。我曾經見過一副版畫作品，畫面上是呈沉思狀的魯迅形象。
對照著記憶中的這幅版畫，再看省作協院中的這個中年人——個頭不高、濃密的頭髮硬而直立的平頭，一雙亮晶晶、炯炯有神的黑眼睛，瘦削而堅毅的臉龐，尤其上唇修剪整齊亦濃密的鬍髭，真彷彿魯迅就在陝西省作協院子裡栩栩如生。
這個酷似魯迅的人，就是已經大名鼎鼎的王愚先生。他是1985年1月創刊的《小說評論》的副主編，時任主編是省作協的黨組書記、省作協主席胡採先生。所以，王愚當時實際主持著《小說評論》的編輯工作。
起初，我所瞭解的是有著各種頭銜和榮譽光環的王愚：茅盾文學獎的初評委、陝西省作協書記處書記、聞名省內外的文學評論家••••••
我所看到也都是思維敏捷、激情四射的王愚：每次省作協開會，或是一些文學活動上，總少不了王愚發言。此時，我們就能見識他過人的口才，他很少手拿稿子照本宣科，卻能在不同場合，或明快清晰、或高深莫測地侃侃而談。口若懸河的王愚，操著一口標準的帶點京腔兒的普通話，援引古今，滔滔不絕••••••
說不來他講話怎的就帶著京腔兒？不過私底下聊天時，只要有說陝西話的人在場，他立馬就能調整頻道，一口地道的西安話流暢地懸河瀉水。
陝西作家聚會，以下順時針方向：王愚、劉成章、和谷、楊韋昕、鄒志安、京夫、汪炎、路遙（1988年）
1986年的4月1日，《延河》編輯部召開紀念《延河》創刊30週年大會。到會的有省委及文學界、新聞界、作家代表、《延河》新老編輯一百多人。當時的《延河》主編是白描，副主編是曉雷和聞頻，老編輯張沼清還健在，作家子心時任編輯部主任，已故作家王觀勝才調到編輯部任小說組組長。而《小說評論》的王愚、李星、李國平等都曾是《延河》評論組的主力編輯。1984年底他們開始籌辦以評論小說為主的理論期刊——《小說評論》，這三人後來分別在不同時期擔任《小說評論》主編，並且也在不同時期擔任“茅盾文學獎”的評委。
在這次《延河》創刊30週年的會上，王愚不僅出色的口才令我敬佩，更因為了解到他早在1956年，也就是《延河》創刊不久，就進入《延河》做了理論編輯而讓我心生崇敬。
文學編輯這個職業，通常被我們做編輯的自稱為“擺渡人”，“為人做嫁衣”。儘管大多數作家，在他們初入文壇時，得到過編輯的發現和扶持，然而，一旦他們風光於文壇，當初編輯的工作就被許多作家看做微不足道了。文學界有一句流行語：一作家、二評論、三編輯。編輯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做編輯的最大苦惱，不是被這些作家成名後迅速遺忘，而是在文學事業發展過程中，儘管有編輯創造性的勞動付出在其中，但是，文學編輯價值卻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
《延河》曾經因發表《紅巖》《紅日》和《創業史》而輝煌於文學期刊界。而《紅日》的發表，出自文學編輯王愚之手。1956年，時任《延河》的副主編魏鋼焰從北京組稿回來，將吳強的長篇小說《紅日》交到王愚手中。王愚閱讀後立即簽上建議發表的送審意見，並且意猶未盡地連夜趕寫了評論文章，認為《紅日》是建國以來優秀的軍事文學作品之一。《延河》當下將《紅日》選編了幾章，隨同王愚的評論文章同期刊出。後來，《紅日》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並改編成電影，反響極好。吳強在看過《延河》發表的評論文章後，曾寫信給王愚表達感謝。
因為遇到了充分認識作品價值的如王愚這樣的優秀編輯，《紅日》等作品才得以公之於世，否則它們的命運究竟如何呢？翻看現當代文學史，每一章節，都在評作品，論作家，卻從來沒有一章節是屬於文學編輯的，而文學編輯在文學發展過程中是沒有缺席過的。
由於我與王愚不在一個編輯部，業務聯繫不多，只有參加文學活動時，才可能相遇。有一次，一個文學活動結束後，王愚先生和一個作家坐進省作協的一輛小車裡，兩個前輩都招呼我一同乘車返回省作協。那時，省作協的小轎車只有一二輛，但是，我們這些小編輯卻沒少乘坐。進入新世紀，省作協“高大上”的轎車劇增，不過都成為領導的專車，我們反倒不再有資格乘坐了。
那天與王愚和這個作家乘車回家的路上，作家突然與王愚發生爭執，高一聲低一聲的。起初我聽不懂他們為何爭吵？擔憂他們同在一個院子裡工作，吵翻了今後怎麼共事呢？然而，是我杞人憂天了。事後，王愚和這個作家關係如常——依然平心靜氣地交流和交往。那天快到家時，我才聽明白，兩人酒後的爭吵，多為彼此的出身。作家高聲嚷著，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當然比不上你，我就是農民子弟。你出身高貴，你是富家子弟。平時快言快語的王愚，此時聲音不僅難以拔高，而且也不再行雲流水，他口將言而囁嚅：我怎麼會瞧不起你？我怎麼會瞧不起你？
此後，我方瞭解，王愚有著顯赫的出身。其父王一山，陝南旬陽人，12歲時隻身闖蕩西安。先上軍校，後從事陝西重大軍事活動，辛亥革命時任炸彈隊長，守藩庫（財政局）有功。後與楊虎城一見如故，任17路軍參謀長。“西安事變”期間王一山以陝西省政府民政廳長身份代理省政府主席，在這個大事件中，為中華民族立下了汗馬功勞。46歲時王一山得獨子王愚，故王愚自小受到百般呵護自不待言，但也因寄予厚望而得到過分嚴厲的教育。尤其王愚三歲時喪母失恃，深宅大院中，常常踽踽一人，孤獨相伴，也由此使王愚少時就養成閱讀和思考的習慣。1955年10月上海的《文藝月報》發表了王愚的《談中的人物描寫》文學評論，就此聲名鵲起。緊接著，《文藝報》上又見王愚的《藝術形象的個性化》一文發表。1956年，陝西省作協領導在看到王愚文章末端有“寫於陝西”字樣，便由《延河》編輯部的董得理先生出面，按圖索驥找到王愚家中，邀王愚入《延河》編輯部做編輯。
1957年，任《延河》理論組編輯的王愚，應《文藝報》敏澤先生之約，撰寫了一篇文章《從文學實際出發》。文中針對此前周揚的文章和觀點，對當時的文學界，尤其是文學評論界的教條主義，以及違反藝術規律的風氣進行了抨擊。這篇文章尚未發表，“反右”浪潮鋪天蓋地襲來。於是，這篇只出了清樣的文章，成為王愚“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鐵證”，地獄之門就此開啟——王愚先是被打成“右派”停職，後強制勞動、監督改造、長住牛棚。再後又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五年，蹲監獄，勞改場燒磚、背磚，刑滿就業看守倉庫四年••••••1979年雖然平反了，但是因為他是判過刑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為除掉強加於他身上的汙衊之詞，他反覆奔走法院兩年多。難以想象，身高不過1.60米，體重不足百斤的王愚，是如何挺過這苦難卓絕的21年的？又是如何在生死邊緣掙扎了21年的？
平日裡，說起省事國事天下事文學種種事，妙語連珠滔滔不絕的王愚，不論是自己顯耀的出身，還是21年的苦難，我們卻幾乎不曾聽到他有隻言片語吐露。他既不炫耀自己閥閱世家的出身，也不訴說21年遭受的肉體與心靈的迫害。當我們這些後輩在老同事口中得知，在血雨腥風的歲月裡，王愚是做過“右派”、蹲過監獄的人，小個子王愚的形象，立即高大威武起來。在我們後輩眼中，這個經歷本身已經與“英雄人物”無二了。然而，關於種種這些，王愚自己選擇了不說。即使酒後也從不失言半句。
是因為不堪回首，是因為苦到難以言說，王愚有意將這段痛苦記憶刪除了嗎？
在閻綱先生撰寫的《為王愚安魂》一文中講到一個細節：80年代回西安，王愚請酒，交談甚歡，突然，他的臉色變了，驚慌失措，非常害怕的樣子，順著他的視線望去，白光一閃，一位表情毫無異常的警察從前方走過，定身之後，他解釋說，由於監獄裡被專過政，見到警察就害怕，明明知道警察不會抓我，哎，習慣成自然，身不由己！”
到這裡，讓人不禁唏噓不已。瘦小而單薄的王愚，在21年裡飽受精神與肉體的蹂躪與摧殘，這就是一場噩夢！如今，儘管噩夢已然結束，儘管冤獄的高牆已然倒塌，王愚已經在榮譽的光輝照耀之下。然而，21年的傷害至深，他無法輕鬆地走出痛苦的囹圄。由此，倘若我們不能理解王愚的驚魂難安與不說，無疑是對他的第二次的傷害。
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陝西省作協院子裡經常有肖雲儒、劉建軍、暢廣元、費秉勳、王仲生等評論界的大腕身影出現，我認識這些評論家也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他們都是王愚領銜的“筆耕組文學研究”成員。
“筆耕文學研究組”成立於1980年12月，適逢改革開放的年代，成立之初由胡採任顧問，王愚、肖雲儒、蒙萬夫任組長，宗旨是團結西安地區的文學評論工作者，開展創作評論、研究活動，成員有11人。
“筆耕組”沒有任何活動經費，開展活動的場所，不是在王愚簡陋的辦公室，就是王愚的家中。這些思想活躍，藝術感覺靈敏的評論家，吸納新鮮的文學理論成果，包括西方文藝批評論點，積極關注文壇動態，從藝術的角度分析衡量文學藝術創作，對文學創作起到了直接的有益的幫助，同時張揚著各自的文學批評品格。很短的時間裡，“筆耕組”就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對推動陝西文學創作走出陝西區域立下了汗馬功勞。
陳忠實曾經這樣評價王愚領導的“筆耕組”的歷史作用和突出貢獻：“我們不能忘記，王愚對於陝西新時期文學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從新時期伊始，王愚、暢廣元、劉建軍、蒙萬夫、李星、肖雲儒等陝西一批重要的評論家，以民間的形式組成“筆耕文學評論組”，一直關注全國的文學發展態勢，尤其是對陝西新時期以來出現的這個作家群的關注和研究，陝西新時期湧現的主要作家，都在王愚和筆耕組的評論視野之內，尤其是那些發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品，像路遙的《人生》、賈平凹的《臘月•正月》等這些作品都受到過巨大的關注，有過深入的研究討論，產生了一批評論文章，對作家創作的進一步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對作家群體也發生重要啟示，每當他們感覺有必要對陝西文學創作發展狀態做一次階段性的分析時，筆耕文學組就開會。這一段過程我是經歷過來的，因為我也是被他們關注和評說的對象，在我是記憶猶新的，難以忘懷的。”（陳忠實《心齋，一個海闊的文學空間》）
“筆耕文學研究組”另一個突出貢獻是，在促進陝西文學發展走向全國的同時，也培育和支持了一批才華卓越的文學評論家活躍並聞名於全國文壇。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不僅失去了80年代良好的爭議氛圍，而且在市場化現實秩序的衝擊下，急速地滑向世俗層面，其中滲透了商業習氣、市儈習氣以及傳媒習氣。絕大多數的文學批評只停留在作品具體的表象之上，友情贊助式的文學批評大行其道。
魯迅曾說：“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乾淨了，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魯迅：《看書瑣記(三)》）
在日漸華而不實，虛誇浮躁的文風氛圍裡，王愚曾對自己從事文學評論定下三準則：一，多一點理論建設，少一點尖酸刻薄；二、多一點認真讀書，少一點隨意而談；三，多一點實事求是，少一點片面的深刻。作為《小說評論》的創刊人、主要負責人，他也將這種嚴謹的學風，滲透到《小說評論》的辦刊過程中。一份刊物辦得是否精心，體現在刊物的各個細節上。刊物的風格，其實就是辦刊人做人做事的風格。面對普遍存在的文學批評的缺席或文學批評的墮落，《小說評論》能見出一種學術期刊鮮明樸實的風格，和卓爾不群的風骨，恰似王愚文學評論的風格和風骨的體現和培養。
上世紀九十年代，《延河》編輯部、《小說評論》編輯部，還在年久失修四面漏風的老房子裡。我所在的辦公室後窗就是省作協的家屬院。1996年4月初的一天，王愚夫人張素文先生，從窗戶外遞給我們一沓文稿，是美國“飛虎隊”空軍將領陳納德將軍夫人，陳香梅女士的一組小說：《窄門》《茶花怨》《秋之花》《女秘書及其他》。
時任常務副主編的子心和我閱讀了陳香梅這一組小說，其中的《窄門》娓娓道來，言語不俗，寫得極好。當時《延河》有一小說專欄，發一個作家一組小說，再配一篇對這組小說或作家創作的評論文章。我們向張素文先生建議，請王愚老師寫一篇評論。張素文先生答道，王愚也有此意，只是突然中風，現在醫院裡。要看身體狀況能否允許他完成評論。我們震驚之餘表示，哪怕這組小說沒有評論而留下遺憾，也祝福王愚先生早日康復。
然而，時隔不多日，張素文先生就從窗口將王愚的評論文章送來了。這篇題為《悄無消息到今朝——陳香梅女士小說四題小議》的文章，是王愚寫於4月14日病榻輾轉之時，文中寫道：“1996年，陳香梅女士第四次訪陝，對陝西省海外聯誼會顧問陳祥林先生轉達，一本散文集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四篇小說由《延河》發表。桑梓之情，溢於言表，並且請我作點小敘，對背景略作詳述。我當時表示義不容辭，既是美學的審視，又是名流的揮就。
對於《延河》編輯部，也願意發表陳香梅女士的短篇小說，至少是一段難得不易的文字因緣。小說四題，特別是《窄門》《茶花怨》，對生存的沉重，力透紙背；對人生的轉側，如火如荼，文字的功力還在其餘，文學的深沉時見精采。很想對這幾篇小說談出一些較為特別的評點，可惜今年四月，我突然中風，腦梗塞，腦血栓，言語紊亂，所幸陝西省人民醫院幾位醫生療治及時，還沒有全部廢棄。詳細的評點，實再難以勉為，便趁在病床稍輕的時候，說些對陳香梅女士的塗鴉，也申明她的高誼，唐突之處，望請海涵！”
這一組小說在1996年6期《延河》刊出之後，反響極好。《窄門》被各大選刊轉載。
說到王愚，好像不說他的酒名就不完整。的確，王愚的酒名與文名比肩。其實他酒量不大，且每喝必醉。最初喝酒，大概是為在痛苦與黑暗的年月裡，消解心中塊壘，沒成想一喝不可收拾。省作協院子裡經常聽到王愚酒後的趣聞，比如，醉酒後，王愚從不坐車，硬是走著回家，醉眼朦朧中，還不忘糾正街道兩旁牌匾的錯別字；比如，醉酒後，王愚捧著一瓶酒下樓，不料腳下踏空，連著幾個趔趄，頭碰到牆上，站起來時，那瓶酒依然牢牢地抓在手中絲毫無損。醉酒後，跌落到省作協前院的噴水池裡，那次我倒是親眼所見。那一日傍晚，王愚酒後踉蹌著走進省作協院子裡，本想坐在前院高桂滋公館小樓前的噴水池邊略微歇息，卻因坐立不穩栽倒進水池中，幸好被旅居省作協招待所要趕火車的路人發現，並及時拖出池來。《小說評論》現任主編李國平形容王愚：“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在酒的燃燒中，王愚這個矛盾體，在忘卻著許多，嚮往著許多，爭取著許多。”
1996年這一次的突患中風，很傷了王愚身體和情緒。一向口齒伶俐的他，一度幾乎失語，後來雖恢復如初，各種場合依然眾橫捭闔，然而，從此聽從醫生警告，徹底戒了酒。朋友都在感慨：不喝酒的王愚是否還是完整的王愚？
2002年，我搬離了住了17年的省作協院子，而王愚也因再次中風，身體狀況大不如從前，就很少與他在院子裡相遇了。偶爾見到的王愚，是一個步履緩慢，低頭不語的老人。2008年之後，我又因掛職米脂縣政府，而遠離了省作協院子，與文學圈也漸行漸遠，更少機會再見王愚。
2010年清明節，一個噩耗傳來，王愚因患肺癌去世。當時，我還在米脂掛職尚未結束。
王愚早已知道自己身患肺癌，然而，他選擇了隱瞞，選擇了沉默，選擇了承受。直到八個月後，因為再也無法照顧已經確診患有結腸癌的老伴兒，王愚才不得已公開自己的病情。難以想象這八個月裡，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承受的該是怎樣的痛苦。
我病逝的父親得的就是肺癌。當年，我眼見日益劇增的疼痛摧殘著父親卻無能為力。好在父親身邊還有我的母親和四個女兒悉心照顧，而王愚卻是獨自一人在家，該吃飯了，他就拖著病體下樓，在省作協家屬院附近的一家麻將館裡，讓人為他帶一份外賣。
2010年3月，我從米脂回到西安，在省作協，見到《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李國平說，王愚拒絕住院，拒絕人去探望，並且說他死後不要舉行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不保留骨灰。他請求說，就讓他無論活著還是死去都保留一份尊嚴。
那天，我本想去王愚居住的省作協家屬院看望老人的，可是，想到了王愚那句擲地有聲的“尊嚴”，我止步於那條通往省作協家屬院的金家巷口。
王愚是在病逝前的十幾天才住進醫院的。他生命的最後幾天，病房裡大模大樣走進一個小偷，偷走了王愚病床枕頭邊的一個小包。王愚眼睜睜看著小偷拿走了這個裡面只有十元錢的小包，卻沒有任何力量阻止。
讓王愚著急的是包裡有一個多年使用的通訊錄。王愚只會用這樣傳統的方式與他人聯繫，王愚以為，失去了這個通訊錄，就意味著阻隔了與外界的一切聯繫。
（王愚與夫人）
王愚是參透了最終告別儀式上的場景嗎？平時很少見面的熟人、朋友、同道，在殯儀館院子裡相遇，帶著驚喜互道問候，寒暄，感慨。然後，懷著真誠，或是佯裝的真誠，向曾經的一個鮮活的生命告別。之後，又各奔東西，該怎麼活著還怎麼活著，絲毫不會因為失去了一個故人而改變什麼。
我們沒有聽從王愚的臨終遺言，還是去向他做了最後的告別。那天很多愛趕各種會議、湊各種熱鬧的忙人沒有出現，所以，王愚老人走得很清靜。這大概正是他所希望的。
2014年5月，我隨作家莫伸去陝南的旬陽縣參加一文學活動，我早已期待能有機會去旬陽，因為這是王愚的故鄉。雖然其父王一山年輕時就走出旬陽，而王愚也是西安生西安長，但是，故鄉始終以他們父子倆為榮，併為王愚建立了紀念館。
“王愚紀念館”開館於2013年10月，坐落在旬陽縣城關鎮原來的一座小學校園，走進院中，迎面是王愚先生的一座形象神似的半身雕像，在院中一座三層小樓的二層，依王愚先生在省作協家中的會客室、臥室的原貌設置，擺放著他用過的桌子、椅子、筆墨和一書架的藏書，以及王愚珍貴的手稿等。
我默立王愚“家中的書架”前，感受著書籍散發出的他的氣息。想起多年前我去王愚在省作協的家時，曾在他家客廳兼書房的昏暗燈光下，看到過這一整面牆的書籍、兩把省作協最多見的老舊藤椅、一個老式的書桌，書桌上是一摞摞的書籍和雜誌。
比起“王愚紀念館”復原的家，王愚真正的家逼仄、凌亂又清貧。
離開“王愚紀念館”時，紀念館負責人送我一套四卷本《王愚文集》，沉甸甸的。文集出版於2013年3月，由王愚夫人張素文先生拖著病體整理編輯。在文集編後記裡，張素文先生有一段話，讀得令人窒息：“從王愚走後，我的心情就沒有好過。我現在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世態炎涼，人走茶涼”。王愚在時，來求王愚寫序的，題字的，看作品的，叫寫文章的等等。來人不管吃飯、休息與否。
可是王愚去世以後，情況大變。過去來人見了老王和我，嘴上不停地叫著：王老師長、張老師短的，說一些酸溜溜的奉承話，能把王愚捧上天。現在真正體會到人們常說的一句話：“過去門庭若市，現在門可羅雀”，一點不假。這真反映了現實是多麼殘酷和無情。”
因文而罹禍，坎坷半生的王愚，也因文而得到鮮花和喝彩。谷底與巔峰的境遇他都經歷過，他本就不是等閒之輩，自不待言，他早已看盡塵世人生、參透“現實的殘酷和無情”。不然，王愚不會總結自己一生：也無風雨也無晴。這風清雲談之中是睿智，是寬和，是仁愛，是豁達，是深厚的閱歷而生成的胸懷和心境。只是此刻，他如何能安撫年邁體病還為他備感不平的愛人呢？
張豔茜，黑龍江綏化市人，1985年畢業於西北大學中文系，分配在陝西省作家協會《延河》文學月刊，從事文學編輯工作28年，曾任《延河》常務副主編，陝西省米脂縣政府副縣長（掛職）。1985年開始文學創作，出版有散文集《遠去的時光》《城牆根下》《從左岸到右岸》，長篇小說《貂蟬》長篇傳記《平凡世界裡的路遙》（獲柳青文學獎），《路遙傳》。陝西省優秀編輯獎獲得者，陝西省四個一批人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編審。2013年調入陝西省社科院，現為陝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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