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之謙早期交遊與其篆刻風格流變之關係

作為晚清藝術史上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趙之謙詩、文、書、畫、篆刻無所不精。在其藝術生涯中，篆刻最為突出，融合浙皖兩派，融古開今，深刻影響了後來的吳昌碩、黃牧甫、齊白石、趙叔儒、易大廠等人。

目前，學界對趙之謙篆刻風格流變的研究集中於1862年赴京之後，這一時期，趙之謙和他的朋友胡澍、沈樹鏞、魏錫曾等，廣交以潘蔭祖為代表的大收藏家，並在京城分頭蒐集了各種碑拓、字畫，賞奇析疑、鑑別真偽、考證年代、論文詠詩，大大開闊了眼界。反應在篆刻上，則體現為“印外求印”理念的進一步成熟，在刀法章法上持續不斷地從碑碣、鐘鼎文、鑄鏡、六國幣銘、秦詔版、漢金文、磚瓦刻、封泥、金石文字中汲取營養。

然而，學界也恰好忽視了，赴京之前的趙之謙隨繆梓宦遊石門、衢州、常山等地，由此接觸名跡古物日多，臨習了大量不同風格流派的書畫篆刻作品；在青年時代，趙之謙還結識了傅以豫、傅以綏兄弟及郭成勳等人，他們收藏的金石碑版、鐘鼎權銘，都為他奠定了厚積薄發的基礎。鑑於對這一時期研究的薄弱，筆者依據現存早期印作的風格變化，特將該時期劃分為三段，結合趙之謙的交遊經歷，詳作解析。

一、1853年以前—學習浙派時期

大概是受地域風尚的影響，趙之謙的篆刻最早學習浙派，自稱受陳鴻壽影響：“餘少學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則僅棄之。”他的至交魏錫曾也作過類似評價：“善學修能者，惟丁鈍丁；善學曼生者，惟吾友趙撝叔，不似之似，難為不知者道也。”胡澍言：“初遵龍泓，既學完白，後乃合徽、浙兩派，力追秦漢……”從其現存印作來看，趙之謙在34歲結交魏錫曾之前，一直有模仿浙派的作品。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趙之謙最早的、有明確紀年的印作，是刻於1852年的“理得心安”白文印，字形方整，切刀遲澀，呈現鋸齒狀，作品章法也沒有大的瑕疵，雖然顯得有些中規中矩，但卻顯示出趙之謙的模仿把握能力。

另一方面，趙之謙17歲時跟隨沈復粲學習金石之學。沈氏是紹興著名的藏書家，他晚年與越中藏書家杜春生來往密切，杜春生撰有《越中金石記》，沈復粲有《越中金石廣記》《小云巢金石目》，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趙之謙的眼界。

趙之謙自1850年起進入繆梓幕府，在從事文筆之職的同時，也追隨繆梓學習考證之學，與胡培系、胡澍、王晉玉、周丈等人同門，一同切磋學問和藝術。當時的繆梓“不薄辭章，不右宋，不左漢，主於有用”。鹹同時期，程朱理學興起，推崇考據的漢學遭到排斥，沈復粲和杜春生比較推崇陽明心學，而繆梓在當時的學術爭端中，明確地擯棄了門派之見，“訪求遺聞故事，考載記，按圖籍，識古法以準今時，徵成敗利鈍之故，觀斟酌變通之幾”。這種治學態度深刻地影響了趙之謙。在咸豐三年（1853）寫給胡培系的信中，他談道：“弟少事漢學，十年後潛心宋學者七年，今復為漢學。竊謂，漢宋二家其原則一，而流則殊。康成諸公，何不嘗明理道，周程諸子何嘗不多讀書？流極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據，子虛烏有之性命，此類為二家作奴，恐亦在屏逐例。”黃賓虹跋《吳讓之印存》：“趙撝叔經學得常州學派之傳，於治印不立門戶……欲以其治經之學，通於治印。”這在一定程度上為趙之謙日後敢於打破浙派積習，兼收幷蓄兩家之長奠定了基礎。

然而，囿於地域風尚的限制，再加上繆梓、沈復粲皆非印人，趙之謙早年學習浙派幾乎是不可避免的。1852年，趙之謙“躬恥”朱文印，呈現長形，線條很細，用衝刀刻成，邊款稍近顏字，刀法較稚嫩，也屬浙派面目。該印款曰：“滌甫夫子大人正。壬子四月，受業趙之謙記。”滌甫即宗稷辰，他與沈復粲交好，為鹹同年間理學復興的骨幹人物，還為後者撰寫墓誌。咸豐二年（1852）宗稷辰來杭州講學，趙之謙、周星譽、王星諴、李慈銘等人投其門下，請教學問。

躬恥

咸豐四年（1854）四月趙之謙自刻的“趙之謙印”朱文印和“益甫手段”白文印也都是學習浙派的佳作，進一步佐證了趙氏早期的治印淵源。

理得心安

二、1854—1861年—由浙入皖時期

（1）與傅以豫、傅以綏的交遊—漢銅印意和追摹黃易

咸豐四年（1854），趙之謙隨繆梓調署而客杭州府。他為金石收藏研究的同好傅以豫和其五兄傅以綏刻了一批印章。

傅以豫又名以禮，嗜藏書、金石，曾任福州府事、加鹽運使，後官至正五品臺灣府海防兼南路里番同知。傅以綏，字艾臣，號萊子，傅以豫五兄。傅氏二兄弟是以往學者分析影響趙之謙印風形成中比較容易被忽視的一股力量，但二人的交往，對趙之謙“印外求印”思想的形成，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傅以豫曾將其所藏金石器物輯成二冊，題為《華延年室金石小品》（今已不可考），一冊為古器物銘、泉幣、化布，一冊為造像題記，因趙之謙為小品題匣板而推測受之影響深遠。但據我們考察，尚未發現存世的文字、圖像記錄能夠論證這種觀點。

因而關於傅氏兄弟與趙的交往，我們姑且從印章的受贈方，即傅氏兄弟的趣味來分析趙之謙印風的變化。

傅以禮藏書頗豐，專門傳有《華延年室題跋》，錄有為收藏的印譜所作跋文。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為汪啟淑的《漢銅印叢》所作之跋，傅氏有收藏《漢銅印叢》，專為做跋。而汪啟淑集印自周、秦迄宋、元，收藏達數萬鈕，輯印譜二十八種，最為人所知的當屬《飛鴻堂印譜》，傅以禮的《華延年室集印》中說他見到的《飛鴻堂印譜》“印質不詳”“例各不同”，未見溢美之詞。而且在題跋中還提到他收藏的汪啟淑另外一套漢印譜，即《訒庵集古印存》，稱“餘齋亦有存本”除去流傳的因素，傅以禮特選《漢銅印叢》和《飛鴻堂印譜》漢印作跋，可見品位。

汪啟淑的《訒庵集古印存》序文中提到，“近世臨摹盛行，既失古人淳樸之趣，而寡識者昧於甄鑑，贗刻惟就險怪粗俗……僕幼即嗜古印好古之家”，可以看出，“摹古”是這套叢書的基本品位，我們猜想，傅氏應該也是對這種風格有極大的興趣。

從目前可以見到的《漢銅印叢》與該時期趙之謙所刻仿漢意的印來看，漢印在趙之謙的篆刻中影響作用可見端倪。“成相私印”白文印、“鄧植私印”白文印、“寒邑私印”白文印均出自《漢銅印叢》。

更早的一位汪氏也引起了傅以禮極大的興趣，即明朝《寶印齋印式》的作者汪關。汪關制印，不染時俗，一宗漢法，篆法精嚴，章法沉穩，善用衝刀。蔣香生太守得《印式》一套，傅以禮“借觀累月，愛玩莫釋”，並“以漢玉印易得”，可見推崇。《印式》所收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汪關收藏印，一部分為汪氏自制印。在本文看來，對於《寶印齋印式》，傅以禮似乎更看重汪氏自己的作品。他言《賴古堂印譜》後附有汪關手製印若干，而一直不知道有單獨的《寶印齋印式》，得之狂喜，並稱“尹子固不必藉人而轉”。“張冣私印”、“宋長私印”、“萬湯私印”便是汪關收藏的漢代私印。

汪氏自己的刻印，多依據朱文印、白文印的不同特點而進行發揮。他所刻的白文印與其所收藏漢印類似，呈現古樸的面貌。

從以上二人的收藏及篆刻，不難看出傅以豫的趣味，即對嚴謹純正、典雅靜穆的漢印的愛好。

此時的趙之謙的確也應傅氏之託，刻了幾枚仿漢印意的印章送與傅氏。

咸豐四年（1854）趙之謙的白文印“以豫白箋”，款曰：“節子屬仿漢印，刻成視之，尚樸老。冷君記。”這時的趙之謙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擺脫早期二陳的影響，從篆體上來看字體“尚樸老”，顯得更為渾厚。與這枚印風格十分類似的是“以綏私印”白文印，款曰：“作小印須一筆不苟，且□渾厚□□□□□到此地步也。撝叔為艾翁刻。”在風格上這枚印與“以豫白箋”極為類似，都是有意識地嘗試擺脫浙派積習。

具體對比可以看出，趙之謙的這兩方印有明顯的仿漢印意味。但也還是有區別，以上所舉漢印之“印”字，多上下一般體量，五五分；趙之謙的印字則下面明顯長一些，

“以豫白箋”

“白箋”二字在《寶印齋印式》中出現，如“誌慶白箋”，但白字形態略有不同。總體來說，趙之謙的更加柔美、誇張。另有“清河傅氏”朱文印，款曰：“撫漢人小印，不難於結密，而難於超忽。此作得之。冷君制。”雖言模仿漢印，但可以對比看出，與上文所示漢印形態有較大區別，趙之謙在《章安雜說》中言：“古人書爭，今人書讓。至館閣體出，則讓之極矣。古人於一字上下左右筆劃不均平，有增減，有疏密……天道也。”說的正是這個意思。從這方印的“氏”字可以看作是趙之謙在尋找佈局疏密的嘗試。

除了漢印，在汪關自己的朱文印中還有其他風格。如“家在鳳皇山下”，我們從中也不難尋覓到傅氏兄弟的趣味。“陶山避客”朱文印款曰學完白山人，但就篆法而言，汪關的影子很明顯。只是與上文情況相同，柔美、纖細的感覺依然存在。

同時，可以看到的是，雖然趙之謙漸失對學習浙派的興趣，但他更傾向於向早期浙派代表—黃易的方向發展。傅以禮有一子，名傅栻，傅氏兄弟去世後，他們的收藏均留給傅栻，但傅栻無子，在他去世後將全數收藏留給侄子俞序文。俞序文有《荔庵印存》，輯錄印章多來自西泠八家。其中有黃易之印“魏嘉轂印”等印。

趙之謙“艾臣讀過”白文印款曰：“艾臣五丈屬刻，為仿黃小松司馬法。冷君識。”從字形上，方正飽滿的字體取代了纖細陰柔的浙派程序化路線的字體，呈現出古樸的特點。從直觀的佈局上看，黃易治印左邊斷右邊連，趙氏則剛好相反，但在字體上又與黃易“魏嘉轂印”很相像，唯在具體筆畫的粗細變化上略顯生硬。

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趙之謙處於博採眾長的階段，但這並不與學習浙派相沖突，並且似乎都指向一種更古樸的、包容的方向發展。

2.與郭承勳的交遊—追摹秦漢

趙之謙對古樸渾厚的追求，在與郭成勳結交後體現得更為明顯。趙之謙於《從古堂款識學跋》曰：“咸豐初，餘客嘉興，於郭止亭家見所考釋金石文字數十通。”僅憑“咸豐初”無法確定趙之謙與郭承勳的具體交往時間，但在咸豐五年（1855）為郭承勳刻“郭承勳印”、“止亭所書”白文印和“嘉禾老農”、“定齋”朱文印，可見兩人至少在這時已有來往。郭承勳（？—1860）系浙江嘉興人，字止亭、銘之，號定齋、嘉禾老農。齋堂為寒香書屋。收藏書籍及漢古銅印甚富，嘗輯《漢銅印選》兩冊，《古銅印選》三冊。同治二年（1863）趙之謙在北京獲得唐春帆贈送的古印譜，作《銅鼓書堂集古印譜記》一文，記述了自己以往古璽印印譜的收藏經歷：“餘所得集古印譜，以《西亭印纂》為最精，又得童山人枉手拓北平朱氏所藏古印一夥，又得《強恕堂鑑存古印》，又郭止亭《漢銅印選》，合計閱古印不下三千，率大同小異，蓋一聚一散，仍此數顆不壞之寶，萬事類然，無足異也。”

郭承勳編訂的《古銅印選》得以留存，其中收錄了漢初至新莽時期的官印，有一部分來自少數民族地區。以中下級官吏使用的“新西國安千制外羌伯右小長”為例，“新”“西”“安”“千”等都屬於謬篆字體，趙之謙的印作也約在此時開始出現同類型字體，如“趙之謙印”的“謙”，“安樂”的“安”等。

然而，趙之謙在這一時期的治印方式，依然未脫浙派窠臼—他為郭承勳所刻“郭承勳印”、“止亭所書”、“嘉禾老農”朱文印、“定齋”朱文印四方印中，“止亭所書”儘管在邊款風格上近似黃易，有獨到之處，但刀法純屬浙派風格。

事實上，郭承勳本人的治印風格與金石交往，也帶有明顯的浙派趣尚。他本人的篆作選刊《金石癖》於1796年完成，重印本為1825年所刻，以他為張廷濟（叔未）所刻“金石癖”長方滿白文印為例，邊款雲：“道光乙酉七月模小松先生篆法。”雖然這枚白文印模仿了黃易宗法秦漢、善用碎刀、在方筆中求圓潤的特點，但在章法上也趨近於程序，“金石癖”三字過於緊湊，雖無不妥，卻顯乏味。此外，與郭成勳交往密切的印人中，也不乏浙派印人，如徐楙（問渠）、孫桂山（三錫）、吳傳經等人。

但為郭承勳治印最多的當屬曹世模，此人與郭承勳同為嘉興人，篆刻以二週、秦、漢為宗，工整秀雅，深得古鑄印之旨，不為浙派時風所囿，與孫桂山（三錫）、文後山（鼎）、錢幾山（善揚）有“鴛湖四山”之稱，存世有《勉強齋印譜》。曹為郭承勳所刻“郭承勳”正方白文印款雲“止亭大兄屬仿漢銅印”，“止亭”正方朱文界格印款雲“仿古泉文”，“郭承勳印”正方回讀加框白文印款雲“仿小秦印”，“金石因緣”正方白文印款雲“止亭大兄得魯侯角”，“郭承勳印”正方回讀滿白文印和“壽禾老農”正方朱文寬邊印邊款分別雲“仿漢銅印式”和“仿漢朱文”，由此可見兩人的治印理念確有共通之處，但並沒有完全反映在郭氏本人的印作中，而趙之謙在這一時期的印作也雜糅浙皖兩家，“坦甫”、“益甫手段”等印學習丁敬等人，而“季歡”等印則學鄧石如一路的圓朱文印，顯然還處於探索階段。

靈壽華館所藏金石記

三、1862—1864年—創新時期

1.與魏錫曾的交遊：印學思想的進一步反思與確立

1861年，避亂溫州的趙之謙應在福建為官的老友傅以豫的邀請，航海到福州。次年三月，魏錫曾來訪，兩人一見如故，結為金石交。

魏錫曾為咸豐年間的貢生，曾官福建鹽運使，雖不刻印，卻對印學有精解，且好集印譜。趙之謙印名在外，魏早為之心儀。趙之謙本人並不好刻印，只“以少合故”（《何傳洙印》邊款），即便遇到魏錫曾這樣的知音，也不輕易奏刀。魏錫曾也深知其為人，故以激將法迫使其刻印。首先，魏氏約於同治元年（1862）六月提出為趙集印譜，索趙的舊作，所集不過幾十方，不足以成譜，而面對舊作，趙之謙自己也不滿意。為此，趙之謙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批量性的刻印。在寫給魏錫曾的書信裡曾明言：“……此信到，印稿必須寄來。倘仍不寄，則各印在我手，盡磨而攫之矣。”其次，二人探討印學時，魏錫曾或有意將趙與丁敬、黃易等前輩高手相比，以為趙不及丁、黃，這樣就激起趙之謙要與古人爭雄的創作心理。魏錫曾在《書巴予籍別傳後》雲：“趙撝叔論印，並稱丁、黃、巴、鄧、龍泓行輩，於吾家在高曾祖之間，黃為大父行，並締交誼，里居日，曾手輯其譜。”趙在為魏刻“魏錫曾”、“稼孫”對印時，刻款道：“稼孫目予在丁、黃之下，或在丁之下、黃之上。”又在另一方“趙之謙印”刻款雲：“完白山人刻小印，亦不如是工。”更在“松江樹鏞考藏印記”刻款雲：“取法在秦詔漢燈之間，為六百年來模印家立一門戶。”趙之謙創作欲被激發，一發不可收拾。他在致秦勉鋤函中言：“弟在三十前後，自覺書畫篆刻尚無是處。壬戌以後一心開闢道路，打開新局。”這種創作慾望，應該說與魏錫曾的促使不無關係，而為趙編印譜是一個關鍵性契機。

松江樹鏞考藏印記

魏錫曾早年與毛庚、何夙明、朱芑孫、鄂卿等人過從甚密，曾“手拓丁、黃、蔣、奚、二陳之作，裒然成譜，其他名家手製，別為一集。”毛庚（？—1861）原名雍，字西堂，工書法，擅長鑑別古代書畫，間作墨筆花卉，刻印宗法浙派，嗜印好譜，其親自手拓的精美印譜，最得魏錫曾的賞識。咸豐十年（1860），魏錫曾寓居紹興，毛庚從諸暨來造訪，飯畢取出其精心鈐拓的《西泠六家印譜》，二人評玩良久。但在印學思想上，魏錫曾最認同何夙明。何夙明是清代藏書家、金石學家何元錫之子，他曾評論丁敬：“鈍丁碎刀從明朱簡修能出。”這句話深得魏錫曾認同。事實上，何夙明對印學的深刻理解源自其父與西泠篆刻家，尤其是與“西泠八家”中的前四家交往密切。

除了推崇西泠前四家，魏錫曾對浙派後期代表如陳鴻壽、趙之琛程序化的治印風格也多有批評。在《書賴古堂殘譜後》評價朱簡的篆刻時言：“修能用凡夫草篆法，筆畫起訖，多作牽絲，是其習氣，從來所無。如近時陳曼生刀法之缺蝕，亦從來所無。”《吳讓之印譜跋》中雲：“鈍丁之作，熔鑄秦、漢、元、明，古今一人，然無意自別於皖。黃、蔣、奚、陳曼生繼起，皆意多於法，始有浙宗之目，流及次閒，偭越規矩，直自鄶爾。而習次閒者，未見丁譜，目謂浙派，且以皖為詬病，無怪皖知有陳、趙，不知其他。餘嘗謂後起而先亡者此也。”這種觀點大概對趙之謙產生重要影響，趙氏在為東甫所輯《杭四家印稿（附二陳）》所寫的序言中，就對浙派印人分出了高下等級，並痛斥其弊病：“杭人摹印四家。丁、黃為正宗，蔣逸品，奚則心手不相應。其實可稱者，止三家耳。秋堂更弱，曼生乃一變而為放蕩破碎，舉國若狂，詫為奇妙。吾家次閒出，變本加厲，俗工萬輩效尤以覓食，而古法絕矣。魏子論印學，貶次閒而諱曼生，久而知其非也，則盡棄之。論印學，退之恐誤，來學貶之。東甫於諸家無所退無所貶，故敢告之。雖然入室而操戈也，餘能無罪乎？能諒之乎？同治乙丑七月，撝叔倚裝書。”

趙之謙在34歲與魏錫曾結交後，其後兩百多枚印作中浙派風格已急劇減少，而且形式更為多樣，變化豐富。比如他在35歲時刻的“積溪胡澍川沙沈樹鏞仁和魏錫曾會稽趙之謙同時審定印”所採用的界欄形式，最早可追溯至早期的隸書（古隸）石刻，較著名的如《居攝二墳壇刻石》《萊子侯刻石》《禳道刻石》《王文康闕》《嵩山太室石闕》《延光殘碑》《文叔陽食堂畫像題字》等，皆採用直行界格，趙之謙也確實曾經摹刻過《萊子侯刻石》，在刻此印時採用篆書而參以隸意，追求古拙渾厚。而“靈壽華館”印，款稱“法鄐君開褒斜道碑”，顯然是有意模仿摩崖石刻依據自然石勢所呈現的奇趣結字，印文字體大小及筆畫長短、粗細皆有參差不齊之處。趙氏於35歲時所刻“鉅鹿魏氏”加有十字界格，師法秦漢璽印（西漢中期之前的璽印廣泛採用界格）。

2.與吳讓之的間接交往：對以往治印理念的反思

正是由於魏錫曾，身在福州的趙之謙與揚州的吳讓之之間才會發生間接的印學交流。同治二年（1863），魏錫曾訪吳讓之於泰州，將所集拓的趙之謙印稿請吳讓之審閱並撰寫序文。

除了稱讚趙氏的印是“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贊一詞耶。”吳讓之認真地評價道：“竊意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在此主要針對趙之謙在刻制仿漢白文印時，有意地挪讓篆字筆畫，造成朱白分配不均勻的效果，這在“靈售華館”一印中已看出端倪。

其他諸印中，以《二金蜨堂印譜》中的“大慈悲父”白文印為例，“父”字上面部分收緊，下部分的一撇一捺伸長彎曲，感覺上下比例失調。再如“魏稼孫”白文印，款雲：“悲盦撫漢鑄印，癸亥十月八日也，風定日暖，作此尚不惡。”儘管“魏”字在結體上模仿漢魏時期的官印，但“孫”字左邊的“子”明顯頭重腳輕，“王履元印”中的“王”字上面兩橫距離很近，第二和第三橫之間卻留出大量空間，“元”字上面兩橫幾乎重合，但下面的撇和折鉤間卻故意留出紅色空隙，以與“王”字的硃色面積相呼應。

在看到吳讓之的批評後，趙之謙本人也毫不示弱，他將吳氏的批評理解為：“讓之稱次閒，由此讓之論餘印，以近漢官印者為然，而他皆非。且指以為學鄧氏是矣。而未盡然，非讓之不能知也。”魏錫曾認為：“皖印為北宗，浙為南宗。餘嘗以鈍丁譜示讓之，讓之不喜，間及次閒，不加菲薄，後語撝叔，因有此論。蓋讓之生江南，未遍觀丁、黃作，執曼生、慈閒譜為浙派，又以次閒年長先得名，誡相輕，且間一仿之，欲示兼長。其不喜鈍丁習也；不病次閒時也。”

目前尚無確切的文獻材料可以力證吳讓之學習的就是趙之琛，但從兩人現存的印作看，確有共通之處，在仿漢印作中體現的尤為明顯。趙之琛的印文佈局平穩秀美，但在筆畫與邊框的處理上頻繁使用碎刀，刻意造成斑駁破碎的效果，不免顯得造作，容易讓人審美疲勞。吳讓之所模仿的漢印，大多筆畫厚實，結體方中帶圓，字形趨於方正，從而達到方中求圓，但在刀法上也多近浙派一路，以“富貴日昌”為例，便是以切刀法刻出，故線條斑駁而古韻有致，細勁猶如鐵絲線。此外，趙之琛還以切玉法聞名於世，也為吳讓之所楷模。以“玉壺天地小蓬萊”為例，其邊款雲“仿漢玉印”，可謂極盡朱白分配之能事，力求線條的平直方正，而吳讓之也有許多仿玉印之作，強調小篆的筆意，採用婉轉流麗的筆勢刻制，他為魏錫曾所刻“魏錫曾私印”，在章法佈局上與“玉壺天地小蓬萊”類似，再如“日利”白文印（，以衝刀刻成，與巴慰祖所刻“日利”相比，線條明顯更為細勁而圓轉流動。

而趙之謙本人更欣賞，接觸更多的是漢銅印，以及六朝時期風格隨意奔放的急就章、將軍章，魏錫曾在《書賴古堂殘譜後》中，評論擅長玉印的江皓臣言：“皓臣切玉如泥，自是絕技（多仿漢鑄，且能作朱文，無尋常玉印蹊徑）。但論印文，則頗有瘦軟之病。”

3.與胡澍的交遊：積學相長

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趙之謙客於繆梓幕時便與胡澍相識。在趙之謙學術和藝術生涯的早期階段，胡趙二人便經常在一起探討經世之學。“一時同門之士如績溪胡丈（培系）、胡丈（澍）、溧陽王丈（晉玉）、餘姚周丈，暨武烈群公子，相與稽考辨難，質諸武烈，以定是非。”此外，兩人在治印理念上，始終堅持“印從書出”的傳統。

胡澍擅篆書，從現藏於上海中醫藥大學醫史博物館的七言聯中可以看出其篆書受鄧石如的影響。“妝樓作記思張泌，椽燭修書憶宋祁”，此聯用筆清健，轉折處自然流暢，長腳曳尾，圓潤流暢，章法嚴謹，技法高超。趙之謙在為弟子錢式寫的《嶧山碑》篆書冊題跋中言：“我朝

除了書法，胡澍對於篆刻藝術的見解也與趙之謙有很多相似之處，“竊嘗論之，刻印之文，導源篆籀，子姬彝鼎，嬴劉權洗，多或數百言，少則一二字，緐簡疏密，結構天成。以之入印，實為雅制，它如漢魏碑版、六朝題記，以及泉貨瓦磚，措畫布白，自然入妙。苟能會通，道均一貫。……吾友會稽趙撝叔同年，生有異稟，博學多能。自其兒時即善刻印，初遵龍泓，既學完白，後乃合皖徽、浙兩派，力追秦、漢。漸益毌通，……故其摹鑄鑿也，比諸三代彝族、兩漢碑碣，雄奇噩厚，兩美必合。規放陽識，則漢氏壺洗、各碑題額、瓦當專記、泉文竟銘，迴翔縱恣，惟變所適。”可見胡澍已經注意到將漢魏碑版、六朝題記以及泉貨瓦磚引入篆刻的創作中，這與趙之謙“印外求印”的藝術思想相一致。

4.與沈樹鏞的交遊：拓寬眼界

沈樹鏞是東南鉅富，熱衷於金石收藏與研究。據劉鶚在日記的記述，沈樹鏞所藏碑刻拓本有漢碑五十餘種，六朝造像七十餘種，唐碑一百餘種，宋碑三百餘種，是當時碑帖的大收藏家。同治二年（1863），趙之謙與同客京師的沈樹鏞相識，共同的金石嗜好使二人結為摯友。趙之謙幼時家道中落，仕途上也未謀得任何高官厚祿，這樣的出身和經歷使得他很難有機會去接觸豐富的古代文物收藏。但與沈樹鏞的相識卻改善了這一情況。在與沈樹鏞的交往中，趙之謙有幸觀摩到很多珍貴的金石拓本和文獻資源，

同治二年（1863），趙沈兩人分別買到碑文和碑額拓本，沈樹鏞便將碑額讓與趙之謙。“癸亥客京師，餘買得碑，沈均初買得額，因以界餘，書此誌喜。”沈樹鏞的慷慨贈與使趙之謙得以獲此珍貴資源，促進其對魏碑的深入研究。同治四年（1865），趙之謙在致友人的信札中提到自己見到“鄭僖伯所書碑”後收穫頗多：“弟讀《藝舟雙揖》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來此間，見鄭禧僖伯所書碑，始悟卷鋒。見張宛鄰書，始悟轉折。見鄧山人真跡百餘種，始悟頓挫。”其中的“鄭僖伯所書碑”是指《鄭文公碑》，其結字寬博舒展，筆力圓勁雄強，是魏碑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趙之謙到北京後，通過沈樹鏞得見此碑，用心臨摹學習，對北魏碑刻有了更深的體會。

沈樹鏞的豐富收還促成了《補寰宇訪碑錄》的完成。在該書的編輯過程中，趙之謙就涉及相關考證、蒐集、編撰的事宜，多次與沈樹鏞來往信函。在此書的序言中，趙之謙提到：“同歲生沈均初亦為此學者畢力助搜討，寒暑風雨，奔走告語。”在沈樹鏞的協助下，《補寰宇訪碑錄》得以收錄包括碑刻、墓誌、造像記、瓦當、磚文、塔銘、石經等各種文字。

在增長金石學知識的基礎上，趙之謙“印內求印”和“印外求印”的治印理念日漸成熟。所謂“印內求印”，即從已有的印章中尋找刻印的方法與技巧，並進一步提高篆刻修養，在包攬沈樹鏞所提供的金石碑版收藏的前提下，趙之謙更進一步地以秦漢為宗，追求古拙渾厚的治印風格，代表作有仿照秦印的“鄭齋”朱文印、參臨漢銅印的“沈樹鏞”白文印。

壽如金石佳好兮

而所謂“印外求印”，旨在將石刻、陶文、簡卜、瓦當等視為篆刻藝術的文字素材，從中汲取章法形式、字體結構等多方面營養。儘管這一思想極可能源自胡澍，但正是沈樹鏞的宏富收藏，為趙之謙提供了深入實踐的條件。他嘗試將錢幣、石鼓文、碑刻、泉文、鏡銘、秦權、詔版、漢金、漢磚等各種金石文字融入到篆刻中，例如“松江沈樹鏞考藏印記”白文印款雲：“取法在秦詔漢鐙之間，為六百年來撫印家立一門戶。”“壽如金石佳好兮”朱文印款雲：“沈均初所贈石，刻漢鏡銘寄次行溫州。此蒙遊戲三昧，然自具面目，非丁、蔣一下所能。不善學之，便墮惡趣。悲翁並志。”“鄭齋所藏”朱文印款雲：“略似六國幣。”這些印作在字體筆畫上有增有減，佈局也更為錯落有致。

綜上所述，趙之謙1864年前的篆刻雖不成熟，卻因趙之謙的積極探索和廣泛交際而呈現出豐富多樣的面貌，也是他本人篆刻生涯中成果最為豐碩的一個時期，奠定了他作為晚清印學史上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的歷史地位，應當給予重視。而在1864年後，趙之謙的篆刻不僅在數量上明顯減少，風格變化上也遠不及此前豐富。

（作者單位：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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