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體意味的碑在最遲不超過孔子時代已作測方位、定時辰等器物使用，作銘記功能使用，最早在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上開始。
戰國 中山王鐵足銅鼎 中山王陵文物陳列館藏
石刻可以看作是青銅銘文的延續。而兩者之間的過渡為戰國秦國《石鼓文》，此後，“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故其得以繼續發展，《史記》記載《泰山刻石》之制：“高三丈一尺，廣三尺，秦之刻石雲。”後《琅邪刻石》，“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廣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
戰國 中山王青銅方壺 中山王陵文物陳列館藏
又據金其楨的研究：“《琅邪臺刻石》是一塊‘高一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厚二尺五寸的‘立石’。”儘管，始皇刻石之稱謂有別，或曰刻石，或曰刻所立石。然馬衡記載“所謂立石者即碣。”如是，始皇刻石實則為碣。
事實上『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而後，至漢代，碑刻形制發展成熟。如此，圓首碑之制由石鼓之制，經始皇刻石至漢代定型。
秦 陝西鳳翔秦公大墓槨室兩壁外側的“木碑”實物 秦公大墓陳列室藏
所以，碑刻形制具古豐碑之遺軌應是比較正確的。圭首碑由玉珪之制形成，而圓首碑由《石鼓文》，後經始皇刻石發展所成。因此，漢碑形制繼承了古碑之制，同時，亦有所發展。
戰國 石鼓文 故宮博物院藏
事實上，每一個時代的藝術都有對前代的繼承，但又非一種完全不變的繼承。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著自己獨特的社會發展面貌，而這種特殊的時代性造就了藝術的獨特性，碑刻藝術亦是如此。
東漢 倉頡廟碑（公元177年，圭首碑）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東漢衙縣縣令孫羨奉劉明府之命，為頌揚倉頡而立。
碑學研究，大多關注碑刻銘文的歷史價值和書法價值，對碑刻的起源關注不多。今天少數關心起源者，大多又只注意碑的形制乃至碑的材質，如從名“碑”的器物去尋源，或從石刻上覓根。
而從碑的功能及載體，碑的本體上探源，深究碑的功能和本體及其載體材質在不同時期的演變和多種變體，則可以指出在漢代才迎來二者的結合並在後世“碑刻”意義上的定型。
戰國 韓國宗廟碑新鄭市博物館藏
這裡研究碑刻探源，把碑刻功能的探究上溯至青銅器銘文紀功頌德載事之用，且與後世石鼓文及石碑相同功能相應合，指出載有銘文尤其是長銘之青銅重器堪為碑刻之變體與濫觴。
而戰國秦公大墓木製豐碑是考古學上早期碑之形制本體的實物舉證，後來青銅銘文漸漸向後世之刻石及石碑轉化，即劉勰雲“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
內容整編自：張宇《碑刻前的碑刻——中國獨代碑刻探源》，榮寶齋2019年9月號。感謝《榮寶齋》及作者提供資料，如有疑問請私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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