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紅十字，已經有百餘年曆史。
以救護中國萬民為己任的中國紅十字及其工作人員，曾經是國人心目中的提燈天使，他們用專業的知識救助患者，用視死如歸的精神履行責任。
01
起源
1894年，甲午海戰後，國際紅十字運動開始在中國大陸傳播。
1904年2月，為救護中國難民，上海海關道沈敦和等人出於義憤，發起成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這是中國最早的和紅十字有關聯的組織。
1904年3月10日，清朝商約大臣呂海寰、工部左侍郎盛宣懷等人在上海邀請中立的英、美、法、德代表，共同協商成立了“萬國紅十字會上海支會”。
1907年，更名為大清紅十字會。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成立，清政府滅亡。
大清紅十字會改名為中國紅十字會。1933年，改名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撤退到武漢。
由於戰線太長，中國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顧此失彼，陷於極端尷尬的境地。轉變救護策略，重整旗鼓，勢在必行，且急不可緩。
為配合戰事需要，中國紅十字會做出了兩個重大舉措：一是，12月6日，總會成立了臨時救護委員會；二是聘請林可勝為救護委員會總幹事，“負責綜理醫療救護事宜”。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在漢口正式宣告成立，林可勝擔任總隊長。
救護總隊是中國紅十字會“專負軍事救護之機構”，它的成立，讓中國紅十字成為了救國救民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國紅十字最高光的時刻，就在那時，而起源地，就在武漢。
02
愛國者——林可勝
這裡，要重點介紹下林可勝，他是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的靈魂人物，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
紅十字運動起源於戰地救護，在整個近代中國各類社會救助活動中，戰爭救護是紅十字會工作的重心。其中尤以抗戰時期的救護業績最為輝煌，而這又與一個關鍵人物——林可勝密不可分。
林可勝，1897年10月15日生於新加坡，祖籍福建省海澄縣。
父親是新加坡著名醫生、社會活動家林文慶，母親黃端瓊是著名同盟會員黃乃裳之女。
林可勝8歲被送往英國愛丁堡上學，中學畢業後考進愛丁堡大學，專攻醫科。
求學期間，適逢第一次大戰爆發，林可勝應徵入伍，被分配到英國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軍醫院當外科助理，並以英國印度遠征軍廓爾喀團准尉軍醫身份在法國服役兩年，主要從事新兵的戰地救護訓練工作。
這一經歷，為他之後經營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林可勝復學。
1919年以優異的成績連續獲得醫學內科和醫學外科學士學位，並留校擔任生理學講師。
此後，他又以過人的精力，於1920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21年獲得生理學博士學位、1924年又獲得科學博士學位。
1923年底，林可勝獲得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赴美留學一年，在芝加哥大學生理系卡爾森實驗室，對胃液分泌的調節機制進行研究，多有創穫。
有人曾經這樣評價林可勝的學術天賦，如果他不是回中國，他會拿諾貝爾醫學獎。
林可勝在國際生理學界的影響與日俱增，但報效祖國之心，未嘗能忘，他決定回國效力。
1924年10月，林可勝如願進入協和醫學院，擔任生理系教授兼系主任，“為協和醫學院第一個華人教授”。
在這裡說下，那時的協會，和現在的協會，是不一樣的。
那時的協會是大學，醫科大學。現在的協會，是醫院。
協會醫學院是美國鉅富洛克菲勒家族捐助興建，其教學設備和師資，是全亞洲最好的，達到世界頂尖水平。
在協和的12年中，林可勝開拓進取，銳意創新，在科研、教學、人才培養諸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同時，林可勝也是位愛國學者。
1925年上海發生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他毅然兩次與協和學生一道上街遊行示威，抗議英帝國主義的暴行，同時積極策劃、支持學生成立救護隊，以援救在示威活動中受傷的學生和市民。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佔東北，進窺華北，長城各口，烽火連天。林可勝組織協和學生，成立救護隊，開赴古北口前線，實施救護。
林可勝敏感地意識到，抗日戰爭將是長期的、持久的，因而，他在協和醫學院組建了軍官救護訓練隊（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簡稱MOTC）。
在課餘時間，除實習醫生外，一至四年級同學一律參加。訓練科目主要是戰地急救和擔架搬運操練，指定外科講師楊靜波主講外科急救，文海樓舍監負責督導擔架操練。
他還制定標準手術器械箱和急救藥箱示範。
實踐證明，這是以後紅十字會救護總隊部的一次小型預演。
協會醫學院師生大合照
03
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救國救民
隨著華北局勢的日趨緊張，全面抗戰勢將不免。
有鑑於此，“七·七事變”前夕，林可勝特向協和校長美國人胡恆德建議，派遣協和醫療隊南下首都南京待命，以便在戰爭爆發時為前線將士提供服務。
但胡恆德怕破壞美國中立的態度，所以拒絕了林可勝，並設法把他留在協和。
林可勝以赴英國度假為由，轉道南京，置身抗戰救護事業。
淵博的學識，精湛的醫術，拳拳的報國之心，使林可勝成為組建中國紅十字救護總隊的首推人選。
為了使自己無牽無掛，一心一意參加抗戰救護工作，林可勝說服妻子和兒女，把他們送到新加坡父親家裡安頓下來。
當時，父親年事已高，家道衰落，生活拮据，不過老人非常支持林可勝的選擇，舍小家成大家
林可勝含淚告別父親和妻兒，踏上了返回中國參加抗戰救護的艱辛征程。
林可勝為紅十字救護總隊確定了“救死扶傷、博愛恤兵”的宗旨，並訂立8條救護信條：具豐富情感，抱犧牲志願，本博愛襟懷，獻科學身手，作精密準備，求迅速效率，保傷兵安全，增人類幸福。
這些信條對激勵和規範救護人員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救護總隊
救護總隊成立後，林可勝立即部署指揮所屬各大隊、中隊、區隊趕赴戰區的各個戰場開展救護工作，他自己帶隊先後組織指導臺兒莊戰役、武漢會戰、四次長沙會戰和宜昌保衛戰等戰役的戰場救護。
1939年2月，救護總隊經長沙、祁陽，來到貴陽圖雲關安營紮寨。
在這裡，林可勝組織隊員平整土地，修建房屋，建起了可容納2000餘人工作、生活和存儲物資的用房。
創設了救護總站，開辦了抗戰時期中國最大的醫護人員培訓基地——戰時衛生人員訓練總所，為軍隊培養了近2萬名基層醫療骨幹。
林可勝利用自己在國內外的聲望，彙集了一大批全國最優秀的醫學專家開展醫療教學和科研工作，吸引了許多國際友人來華參與醫療工作，得到海外進步團體、個人以及愛國華僑的慷慨資助。
在林可勝的苦心經營下，圖雲關救護總隊部蓬勃發展，切實發揮了全國抗戰救護中心的作用。
規模最大時，救護總隊有114支醫療隊、3420餘名醫護工作人員。
據檔案記載，救護總隊自成立至抗戰勝利，共進行手術20萬次，敷傷900萬人次，內科門診軍人248萬餘人，對保存和恢復抗戰軍隊戰鬥力作出了突出貢獻。
第三次長沙會戰之後，美國《時代》週刊有一篇文章這樣寫道：“在東方古老的中國對抗日本帝國的血腥戰爭中，有許多的醫生和護士走向戰場，在戰壕裡為受傷官兵裹傷。請先記住兩個偉大的名字，中國的林可勝先生和加拿大人諾爾曼·白求恩先生。”
04
專業、仁心的紅十字救護隊
林可勝除了在救護工作中作出重大貢獻外，在指導戰時防疫工作上也頗有建樹。
1939年後，林可勝就堅持救護與防疫並重，把戰時防疫作為救護總隊的經常性工作，派出醫療隊到軍隊駐地和農村，協助設立各種防疫設施，改善環境衛生，宣傳公共衛生知識，有效地促進了軍地基層公共衛生事業的進步。
抗戰初期，前線由於缺醫少藥，傷兵得不到及時的醫護，往往輕傷轉重，重傷致死，造成不應有的傷殘與死亡，嚴重影響了士氣和戰鬥力。
正如保衛中國同盟的代表1938年夏天視察南昌附近的傷兵收容所時所描述的：“那裡活像一幅地獄圖。那些軍服上血跡斑斑的傷兵，被炸彈炸掉了手腳，身體半裸著，被收容在幾個臨時搭成的髒房子裡，擠得滿滿的。醫師告訴我說：頭部和腹部中彈，便沒有什麼希望了。即使是輕傷，在醫院生疽死去的也不少。”
自救護總站在前線設立戰地醫院後，情況大有改進，傷兵運到後，及時加以醫治，輕傷者醫至痊癒即重返戰場，重傷員則經過緊急處置後，轉移到後方醫院。
1938年10月長沙大火後，大批傷病員湧向後方，由於衛生條件差，大多數官兵患有皮膚病，痛苦不堪。
當時林可勝正移駐湖南祁陽，他把大汽油桶改裝成鍋爐，設置成簡易滅蝨治疥站，在56個後方醫院進行滅蝨、治疥，並給予特別營養，療效顯著，深受廣大官兵的歡迎。
1940年夏，林可勝親自率領醫師深入到各戰區考察軍醫設施。當時有許多地區不通公路，全靠步行。
盛夏烈日下，他時常光著上身，頭包白布，走在前頭。每天午飯後，他就在小村的長凳上躺著歇息。
他訓練自己該睡就睡，要醒即醒，始終保持充沛的精力。
他們行走了70天，回貴陽後就擬定一個“水與汙物管制計劃”，主要是針對水致傳染病與腸胃病的預防，先在長沙前線試行，後也推廣到各戰區，從而減少了軍隊的傳染病。
這對改善廣大官兵的健康狀況，增強部隊的戰鬥力，起著積極的作用。
他認為，部隊駐紮鄉村，不僅部隊本身的環境衛生要搞好，還要訓練部隊改善鄉村的環境衛生，將來勝利後，大批士兵復員回到自己的家鄉，便可把農村的衛生搞好。
這樣，當前的工作即可為將來建國時期的公共衛生打好基礎。
這一頗有遠見的計劃，也體現他的拳拳愛國之心。
他懷著對抗戰官兵的深摯感情，在醫療上總是精益求精。
平時辦公，他對報銷單據之類，連看也不看就批上“OK”，交出納去辦；而對醫療報告，則總是認真審閱，從不放過。
有一年聖誕節的傍晚，從前線轉來一大批傷兵，救護總站的工作人員因時間已晚，推說病房已滿，不予收容。
時近半夜，林可勝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下山視察，當場大發脾氣，命令立即停止歡慶聖誕的晚會，全體醫護及事務人員緊急集合，打開訓練示範病房，安置好全部傷兵，並煮粥給他們吃，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
林可勝的工作作風及作為一個醫務人員救死扶傷的責任感，由此可見一斑。
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於1940年率領南洋華僑慰勞團回國慰問，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現象頗多非議，唯獨對林可勝專心任職及其“努力之精神”極其讚許，並主動應承逐月由南僑總會捐助1萬元給救護總站。
05
林可勝與中共的緣分
1937年底，林可勝派出三支醫療隊奔赴陝北和山西，協助八路軍開展醫療救護，還派出兩支醫療隊到新四軍參與戰場救護工作，並送去藥品和器械。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林可勝經常瞭解八路軍、新四軍傷病員救護情況，適時增加救護力量，採取各種措施運送藥品、器材，有效地改善了八路軍、新四軍救護條件。
更為可貴的是，他衝破阻力，親自帶隊到延安、晉東南抗日根據地指導救護工作，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稱讚。
紅十字救護總隊支隊在陝甘寧地區給士兵做手術
06
林可勝作為一名人道主義者，不僅救治抗日官兵，也關注難民、平民，做了許多善事、好事。
救護總隊在從湖南祁陽向貴陽轉移途中，看到很多逃難的平民拖家帶口，缺衣少食，有些人因凍餓和疾病倒在路旁，慘不忍睹。
林可勝決定，在湘黔公路上每隔50公里設立一個救護站，支起帳篷，插上紅十字會會旗，為路過難民治病，並分發藥品、食物、衣物及救濟款，許多難民感激涕零，紛紛磕頭謝恩。
1941年11月，日軍在湖南常德發動細菌戰，造成嚴重鼠疫。
林可勝接到報告後，立即派總隊專家趕赴當地調查核實。
隨後，他冒著生命危險，不顧同事勸阻，帶隊趕往常德，會同當地各方人士和專家研究防治措施，全面展開防治工作。
針對得病初期症狀不明顯、百姓看病怕花錢的情況，林可勝對常德市民全部實行免費門診，疫苗由救護總隊提供，從管住傳染病源、管住流動人口入手，有效地控制了疫情。
林可勝和他率領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在抗戰中的作用和影響，日軍早有所聞，他們一直暗中派人調查，並數次出動飛機轟炸救護總隊駐地。
1942年，日軍佔領新加坡，他們認為迫使林可勝屈服的“機會”到了，因為林可勝的家人在這裡。
林可勝的父親林文慶是新加坡著名華僑，很有影響力和號召力。
日軍把林文慶和林可勝的妻子、兒女全部抓起來威逼利誘，在兒媳、孫女相繼被殺害的情況下，為保住孫子，林文慶老人被迫答應為日軍做事。
噩耗傳來，林可勝痛苦不堪，但頂住巨大壓力，繼續堅守崗位。
就在林可勝家庭慘劇發生後不久，位於貴州省鎮遠縣的日軍戰俘收容所發生暴亂，十幾名日軍戰俘受傷需要及時治療。
國民政府軍醫署要求救護總隊派人前去救治。
滿腔悲憤的林可勝趕到事發地，看到痛苦呻吟著的戰俘，把仇恨壓在心底，馬上開始救治傷員。
有些戰俘得知林可勝遭受的不幸時，不禁跪地謝罪。
07
1942年，應中國遠征軍之請求，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要派一支救護隊隨軍服務。
此時，林可勝因為與中共走得太近，已被蔣介石解職，且剛剛當選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還收到美國某大學的聘任書，許多同事和學生都勸他去美國就任，但他執意要求去緬甸。
林可勝率領50名醫生、10名司機到緬甸開展戰場救護、建傷病醫院、轉運傷員等工作。
仁安羌大捷之後，林可勝和其他救護隊員護送400多名傷病員，冒著槍林彈雨，越過恐怖險惡的野人山，進入印度境內，馬上又承擔起中國駐印軍的軍醫訓練工作，直到回國接受新的任務。
林可勝率隊追隨遠征軍
1944年，林可勝協助救護總隊組成15個救護隊和10個運輸隊參加了中國遠征軍收復滇西和駐印軍反攻緬甸的一系列作戰，救治轉運傷病員數以萬計，僅治癒重傷官兵就達7000餘人，為鼓舞士氣、鞏固戰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期間，由於戰況緊張，他經常每日工作16個小時，真可謂身心交瘁。
08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林可勝將各軍醫學校和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調整改組為國防醫學院，創建軍醫中心教育制度，培訓中國自己的軍醫人才，同時還負責籌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
1948年，蔣介石擬委任他為國民政府衛生部部長，但他堅辭不就，而於1949年5月去美國。
想當年他懷著發展中國現代生理學的雄心壯志而慨然歸國，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創業，使我國的生理學已初具規模。
在經歷了8年抗戰的磨難之後，正擬大展宏圖，但面臨的卻是全面的內戰和人事的難處，迫使他不得不遠離祖國，他曾對親密的朋友表示離開祖國的悔恨心情。
到美國後，林可勝先後任伊利諾大學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克萊頓大學醫學院生理學與藥理學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後，他又受聘於印第安納州邁爾斯實驗所，負責生理、藥理研究工作及醫學科學研究指導，直到1967年退休。
1969年7月8日，我國生理學的一代宗師林可勝在異國他鄉走完人生的最後歷程，因患食道癌在牙買加的京士敦逝世，終年72歲。
臺灣紅十字組織前會長陳長文曾撰文說：“如果南丁格爾被譽為克里米亞戰爭的‘提燈天使’，那麼林可勝可謂是抗日戰爭的‘提燈天使’，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醫師與紅十字會志工。”
希望現在的紅十字會和裡面工作的人，不忘初心，牢記歷史，想想當年的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當年的林可勝是怎麼救國救民的。
閱讀更多 狐狸先森幾點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