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最後一次教職員工例會進入尾聲。
時任校長的費季平同志又一次提起：“近些年來，學校教學質量提高幅度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校聲譽，我們應該怎麼……”
費校長的講話才起個頭，臺下便人聲鼎沸了。
確實，近些年學校教學質量長幅低微。如果究其原因，則眾說紛紜。
領導說：“教師的教風和師德都有問題。”
教師說：“生源質量太差，學校決策很不合理。”
學生說：“老師講的聽不懂，作業不會做，不想學。”
瞧，三個層次的人物一種姿態，只會用手電照別人，不會使鏡子照自己。
聽，三個層次的人物一種腔調，我行，你不行！
哎，不知何時，大家竟然成了足球運動員。
對於上述議論，我不會參合，只管做自己該做的事，因為他們討論的事情是大事。既然是大事，得由肉食者謀之，由英模扛之，由骨幹撐之。我，只是一名赤裸裸的高中生物教師，不在名師行列。
我不怨別人，只怨自己不爭氣。
不去吹拉拍送就算了，也不礙事，卻還愛一股勁兒地鑽牛角尖，愛講實話，還好“發大火燒人家”。我能進名師行列嗎？誰敢！
我特自以為是。我做的都是小事，別人瞧不起是應該的，我從沒不生氣過。可是，為了某種目的，有人要拿我的東西去做插花，並且沒得商量，還嘴上嘀咕我怎麼怎麼的。這，我就不喜歡了，心裡也就瞧不起他們。
當然，平日裡，不是沒人蒙我。幾乎每一天都有人叫我“老主任”，喊我“李校長”、還有叫我“李教授”，稱我“老專家”。多麼炫啊，這些稱呼。朋友，你知道嗎？他們在諷刺我，在挖苦我，在打擊我！
事實的確如此。
有一次，我不明不白地受到永州市教育科學研究所領導的批評。
他說我：“你呀，瞧不起省裡的學術職位。”
“哪有啊。”我急了，臉上火辣辣的。
接著，他告訴我，他把某學術機構職位審批表寄到我們學校，結果提交的表格是我們學校××領導為自己填寫的。
我問這位領導：“他成了嗎？”
這位領導告訴我：“××不夠格，刷了，把你補上了。”
我誠懇地說：“真不該刷他，幹嗎補我嘛。人家需要，又有官職，或許他作用更大呀。”
事後，我很納悶很長時間。我有何能何德呀？上級教研主管領導憑什麼如此關注我呢？
……
大會結束時，老費在臺上叫我留一下。老費要跟我說什麼，我心裡有數，因為我跟老費曾在祁陽一中就是愉快合作者。當然，他官比我大。
1975年9月1日，是我從教第一天。從這天起，我就比較關注學困生。我在區鄉中學執教十四年，一直思考著初中學困生轉優教育問題。
1980年10月，為了有效轉化學困生，我曾給華南師範學院，即今天的華南師範大學的阮鏡清教授寫過信，葉忠根老師代阮教授給了我回信。那封回信，主要內容是給我開列了一個讀書清單，包括普通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心理學名著，給我堵點了迷津。由於多搬家，那封珍貴的書信被人弄丟了。
從那時起，我照單購書。到1988年只買到一本《語文教學心理學》，阮教授開的書單裡沒有這本書。
不忙的時候，我總是想：班上學困生太多，學科成績上不去，自己會吃虧。還因為國家實行計劃生育，一對夫妻一般只有一個孩子，如果這個孩子因學業問題成了廢品，將來這孩子可能難以立足社會，則家長比我更吃虧。
憑著上述不上正腔的想法，我做過不少學困生心理探究扣轉化教育的個案，積累了一些經驗，我教所的班級所教育的學科考試成績排名漸漸地升到班道，並且連年有相關文章在全縣評為優秀成果獎，縣內小有名氣了。
1990年9月，我有幸調入祁陽一中。該校到底是老牌名校，我在那裡讀完了阮教授開出的全部書目。現在想起來，與其說我是一中的教師，不如說我是一中的學生才更貼切。
我剛調到祁陽一中，就參與了“探究提高差生學業成績的最佳途徑”的研究總結，執筆撰寫研究報告。之前，《關於探究提高差生學業成績最佳途徑的實驗報告》被零陵地區教育局3次打回重寫。時任祁陽一中校長的王剪先生提議讓我寫，時任學校副校長曾祥富先生把我叫到校長室給我交代了任務，還提升我試看，幹不了早點作罷。我認為這的確是一次學習的好機會，因而我連忙趕到學校圖書室，去翻閱參考文獻，學習教育科學研究報告的寫作。拿十幾篇優秀研究報告來比對《關於探究提高差生學業成績的最佳途徑的實驗報告》原稿，發現其不足之處是內容完整和結構不規範，且研究結果只有百分數例說。我向教科室主任桂夏至同志索取課題研究的原始資料，進行了去偽存真和去粗取精，熬了兩天兩夜，我自己滿意的研究報告分娩出來了。我把交給了桂主任，他提交給學校領導，他們看了都很滿意。然後，我用原始材料和數據作附件，裝訂成冊，被學校提交到市教科所，市教科所把它作為研究成果推薦到省教育廳參加湖南省中小學教改教研成果評獎，結果被省政府頒發了三等獎證書和獎金。學校領導都很高興，熱情洋溢地表揚了我。之後，我受到許多老師的青睞，從此我在祁陽一中站穩了腳跟，更覺得教研總結和研究報告很重要，原始材料和數據的科學處理更重要，應用教育統計分析研究結果是殺手鐧。
1991年9月，我作為主要研究成員，參與了“高中生自律能力培養的實驗研究”，執行課題日常研究檢查、資料收到管理、文稿起草等工作。三年後，我整理研究資料，執筆撰寫研究報告，打包研究資料。1994年4月，該課題研究成果獲得湖南省中小學教改教研成果二等獎。1996年5月，我作為學術秘書參加了“運用三主共進摸式提高課程教學效率的研究”，2001年1月被評湖南省基礎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
上述雞毛蒜皮，老費確實都知道。不然，2002年9月我不會三湘名校祁陽一中走進蕭湘名校祁陽四中。
我坐在座位上，老費走過來。
他說：“繼猛子，現在忙不忙，覺得累不累？”
“一般般吧。”我說，“只要你不給添麻煩，我不會很忙。”
“好，我不給添麻煩。”可他還在往下說，“你組建學校教育現代化研究小組吧，磨磨你的老刀。”
“老刀鏽得太過，一磨就會沒了。”我犯愁了，“你還是另打新刀吧，冒號。”'
“這事就這麼定了，至於今後你該做什麼，我想，你一定明白。”
看在老夥計的面子上，還因為我是祁陽四中的一分子，也算是基礎教育界的老傢伙了，沒有不知趣地往下說，只好點了點頭。
第二天，我便把研究視角投向了高中學困生轉化教育。
幾天後，我提出了“高中學困生優勢培育方法研究”，起草了課題研究計劃。我把計劃遞給他，他拿著看了看，臉上盪漾著高興。他把計劃還給我，我覺得未來的日子更艱辛，活得很緊張，業餘搞教研，開夜車便是家常便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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