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7年，唐國公李淵晉陽起兵，次年於長安稱帝建立唐朝。作為一個全新朝代，大唐在行政制度上沿襲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即皇帝以下，設門下、尚書、中書三省，尚書省下再設工、刑、兵、禮、戶、吏六部。
大家所熟知的“宰相”這一稱謂，其實就是三省最高長官的統稱。比如太宗時期的名相房玄齡，就是當時的中書令。作為全國最高權力機構的一把手，三省長官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然而遍讀唐史，我們卻可以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在唐朝長達兩百多年的統治期裡，居然只有兩個人擔任過尚書令一職，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唐朝的第一位尚書令，就是大名鼎鼎的秦王李世民，第二位則是不太大名鼎鼎的雍王李適。李世民大家都知道，後來的唐太宗，貞觀之治的締造者。李適其實也不差，他是唐朝第九位皇帝（除武則天和唐殤帝）。
說到這大家是不是找到了一個共同點：只有皇帝才能擔任這一官職！唐朝官方給出的說法就是這個。我們知道，在古代，人們取名用字是有一定避諱的，這裡主要是指和皇家相關的一些東西，從名字到吃穿住行不一而足。
比如唐朝法律規定：“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吃,號赤鯉公,賣者杖六十”。唐朝不能吃鯉魚，連賣鯉魚都要挨棍子，原因是“鯉”跟國姓“李”諧音；再比如清康熙年間及往後很長一段時間，私塾老學究教授蒙童《千字文》開頭只能念：“天地元黃”而不是“天地玄黃”，原因是康熙皇帝叫玄燁......
有點扯遠了。總而言之，皇帝用過的東西，凡夫俗子是不能用的，以此類推，皇帝當過的官，其他人就不能當了，不然那就是跟皇帝平起平坐，大不敬。
似乎很有道理。
然而事實上，這只是一個藉口。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還是從太宗說起。李世民還是秦王的時候，除了擔任尚書令，還擔任了太尉一職，在他即位以後，這個官職被他交給了凌煙閣第一功臣長孫無忌。如果真是為皇者諱，那長孫無忌當這個太尉就沒有道理了。所以說，不設尚書令是避諱太宗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為什麼同時皇帝當過的太尉能給，同是三省的中書令、門下侍中能給，偏偏尚書令就不能給呢？我們仔細看看尚書令的權責，就應該明白了。
雖然名義上三省並列，都是國家最高行政機構之一，但是尚書省和其他兩省還是有很大區別的。首先從品級上看，門下侍中和中書令最早都是正三品官（公元767年才升為正二品），而尚書令自開朝以來便是正二品官，其副手左右僕射是從二品，連下屬的六部尚書都是正三品官，很明顯，品級上就不在一個檔次。
再從具體職能來看，簡單講，中書負責決策，門下負責審議，尚書負責執行。從表面看，尚書省就是個跑腿幹苦力的。然而從實際運作機制上，卻不是那麼回事。唐朝的一項政令出臺，首先是皇帝授意、由中書省擬定好草案，然後交由門下省封駁審議，然後再回到皇帝那裡，經皇帝裁定交尚書省，由尚書省交到對應部門實施貫徹。很明顯，中書、門下兩省基本是附屬於皇帝，類似於秘書部門，而尚書省則相對獨立，更像是政府部門。
同時，因為三省共議國事，作為實際實施部門，尚書省是有權參與到前期的決策和審議當中來的，而中書和門下對於政令最後實施的情況如何，卻未必瞭然。
因此，說尚書令“總領百官,儀刑端揆”，為三省之首，當之無愧。
唐朝建國初期，全國政權並未統一，地方上還有十餘股割據勢力佔地為王，包括王世充、竇建德這些著名勢力都還存在。為了適應瞬息萬變的戰爭，高祖李淵只能把權利放出去，確保文武大臣能夠隨機應變。因此，總領百官的尚書省在此時權利達到頂峰：在中央，以尚書令為首，在地方，則設置大行臺，最高長官依舊是尚書令，可不經過皇帝，直接進行官員任免、兵員調動。
但是，隨著各方割據勢力的逐漸消亡，各項制度的完善，國家開始進入平穩發展階段，皇帝需要把權利收回來，這時候，尚書令就顯得十分刺眼了。深諳此中奧秘的李世民怎麼可能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呢？於是就找了個避諱的理由，從此不再設尚書令，尚書省工作由左右僕射兩位副手主持。
說到唐朝的尚書令，還有兩件趣事。一為在安史之亂中立下大功的名將郭子儀，曾經被唐代宗封為尚書令，把老郭嚇了一大跳，立馬上書稱：
“太宗嘗踐此官，故累聖曠不置員，皇太子為雍王，定關東，乃得授，渠可猥私老臣，隳大典？”
大概意思是唐太宗李世民當年做過尚書令，所以歷代皇帝都不任命。皇太子（唐代宗之子李適）擔任雍王，平定關東，才授此官，怎麼能夠因為偏愛我，違反祖制呢？
在郭子儀的再三退讓下，這次封賞最終作罷。郭子儀是不想要還是不敢要已不得知，代宗這個封賞有幾分真心又有幾分試探也已然成謎。至少君臣最終都得以和氣歸天，這件事也就成為一樁美談。
第二個人就沒那麼幸運了。唐朝末年，將領王行瑜專權，在擔任侍中兼中書令的情況還不滿足，要求擔任尚書令，惹唐昭宗大怒，王行瑜居然領兵造反，最終為其部下所殺，落得個傳首京師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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