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對中國和世界來說都不平凡。在中國前行路上，迎來五四運動100週年、新中國成立70週年、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一年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先後七次出訪，主持了四次主場外交。從地中海海岸到西歐平原，從莫斯科河畔到中亞谷地，從大同江邊到大阪灣畔，這背後體現出中國利益在全球的延伸，中國方案正一點一滴影響世界。
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在推進改革和全球治理方面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世界大變局中，強權政治和冷戰思維阻滯國際合作進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擾亂全球產業鏈。為了應對世界的不確定性,中國應清晰認識到自身的不足，實現從粗放的經濟大國向精緻的“仁智大國”過渡，也是向“仁”的社會和“智”的外交轉變。
世界上第一個以“進口”為主題的國家級展會——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於2018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舉行。博覽會吸引了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000多家企業，有超過5000件展品在中國市場首秀。
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反思
在2019年的新年賀詞中，習近平曾說：“放眼全球，我們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信心和決心不會變，中國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誠意和善意不會變。”
究竟應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內涵呢？一些人覺得，中國是百年變局的起點和終點，正是因中國的崛起而引發了百年變局，未來將通過中國方案一勞永逸地改變西方主導的局面。事實上，這樣的想法並不妥當。
過去所謂的百年鉅變，都會在世界史的框架內，被各大洲的政治家和民眾所認知和接受。出現世界鉅變，可能因為戰爭（如兩次世界大戰）、重大政治變化、科技革命（如三次工業革命）、疾病肆虐（如中世紀末黑死病）、氣候或地質變化（如冰川期）等。與今天的變局相比，一戰、二戰、冷戰結束是真正產生世界影響、締造不同世界的鉅變。
二戰以後的世界，科學實現進步，技術飛速發展，信息快速擴張。所以百年鉅變的另一層含義也包含技術革新，人們生活水平提高，汽車變成日常消費品，家用電器得以普及。像是看電影一般，這些變成百年變局的組成部分，每一個部分都有其歷史重要性及侷限性。
從歷史連續性來正視這個時代，中國經過長期貧困、動亂，從休養生息到恢復發力、羽翼漸豐，如今進入到躊躇滿志、向世界進發的狀態。中國正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也是百年變局中的一部分。但百年變局需要有百年之久，它不是始於中國，也不一定終於中國。現階段的中國，只是百年變局的推手之一。
中國領導人所說的“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是依據中國在世界範圍的定位和影響力的變化。這背後其實是有條件限制的，只不過現在很多領域都不加區分地使用這種表述。強調今日之百年變局，亦是說，中國正成為時代的開拓者和潮流的引領者。這種真實而突出的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弱到強、由小到大的漸進過程，是昂揚向上的積累和“好運道”的共同結果。
中國的確處於劇變的當口，正在開創自己的新畫面。這個畫面跟以往不同，但目前由中國引起的東亞板塊的變動，和蘇聯解體的衝擊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生靈塗炭和殖民主義體系的崩潰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我們需拿捏好分寸來看待這種變化，要清楚百年變局的定位和指向，避免盲目的戰略性誤判與透支。未來除了追求大規模增長效益，還應量體裁衣，追求個性化和髙質量的發展。
“一帶一路”得到細化和拓展
“一帶一路”在六年前還只是一粒種子，如今已是枝繁葉茂、碩果累累。截至2019年8月底，已有136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與中國簽署了195份政府間合作協議。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阿聯酋阿布扎比碼頭、馬來西亞關丹深水港碼頭正式開港，中尼跨境互聯網光纜正式開通，越南永新一期項目1號機組投入商運，一大批項目陸續簽約或開工，一批綜合效益好、帶動作用大的項目完成建設。
根據海關總署2019年7月發佈的數據，僅2019年上半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額達6175億美元,同比增長9.7%。這一增幅高於同期中國貿易總額3.9%的穩定增速。其中，對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的進出口分別增長11.5%、34%和11%。
發佈這一統計數字的同時，中國領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成員數量增至100個。雖然亞投行與“一帶一路”尚未正式建立聯繫，但兩者是互補的。亞投行可以為支持貿易增長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金。
新加坡《海峽時報》援引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的報告指出，中國在東南亞的“一帶一路”投資呈現復甦跡象。2019年上半年新簽署的“一帶一路”合同主要流向印度尼西亞、柬埔寨、新加坡和越南，以交通和能源項目為主。
不久前的2019年10月，希臘港口規劃和發展委員會確認批准了中國航運巨頭中遠海運集團對於比雷埃夫斯港的“總體規劃”。美國《財富》週刊評論，中遠海運收購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後，“幾乎一夜之間就把這個港口變成了對集裝箱船而言極具吸引力的目的地”。
如今，“一帶一路”的重點放在了構建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網絡體系上，包括打造“海陸空天電網”這樣的立體網絡體系，將直接促進全球產業體系更好實現一體化。在此之上，絲路基金、亞投行、金磚基金等也都在逐步細化之中。
與此同時，習近平在11月14日舉行的第11屆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上提出，致力於共築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構建攜手共進的中拉命運共同體，構建開放包容、創新增長、互聯互通、合作共贏的亞太命運共同體。這一目標的提出，順應了開放融合的時代潮流，指出亞太地區各國正確的合作方向，也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內涵的豐富和拓展。
美國想讓中國與世界“脫鉤”
呈長期化發展的中美貿易摩擦使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也讓其他國家左右為難。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所說，“大家都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理查德·哈斯認為，如果美中兩國在技術領域走向不同方向，對全球供應鏈來說會產生很大影響，因此其他國家並不希望看到中美貿易摩擦的加劇。
2019年，美國的確想讓中國“脫鉤”——不僅在中美雙邊的重大關聯問題上“脫鉤”，還要在全球的關鍵鏈條上“脫鉤”，例如高科技產業鏈，包括全球最好的實驗室及大學等鏈條上的全方位“脫鉤”。這是因為美國看到了中國的雄心，也看到了中國的可能。作為世界老大，美國不允許，也不樂見第二大國進一步增強實力。中美“脫鉤”是全球性的博弈，不僅僅是貿易上的爭端，美國背後的算盤是層層設限，讓中國在更多領域被束縛。
在高新技術、軍工、大學尖端項目、航天等美國傳統優勢領域，美國決策部門看到了中國的崛起，就像拿著放大鏡般檢查中國。雖然我們看到基辛格等知華派一再表示美方不會跟中國冷戰，中美還會進一步合作，但中國向世界中心逐步靠近的趨勢使得未來中美只會加劇競爭。中美過去幾十年合作為主的日子已經不再繼續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避免形勢失控，如何在不斷加劇的矛盾中間，讓中美關係避免產生更大沖擊。
在我看來，中國應該反其道而行之。美國越希望中國“脫鉤”，中國越要以各種形式與全球“掛鉤”，更深度地融於世界。例如，美國某些實驗室對中國研究者關閉了，我們可以去歐洲、日本尋求合作，甚至一些相對小的國家，如以色列、瑞士、新西蘭、荷蘭等，也有很多好的實驗室。當全球發展呈現越來越多元的局面，美國一家獨大的優勢將難以為繼。
例如2019年，華為公司計劃將俄羅斯研發中心的員工數量增加近3倍，未來5年內還將招募1000多位新的專家。北京大學最近也有一個嘗試，希望吸引國外頂尖大學的外籍學者來當教授，而不再只是華裔或海外歸來的中國學者。但這些還遠遠沒有成為全國標配。
冷戰時期，盟友會在美蘇之間選邊站，那個時候採取中間立場是很難生存的。但據我觀察，如今絕大多數國家在中美之間都會選擇中立。這是因為當時的蘇聯在世界貿易、金融以及全球產業鏈條上並沒有太大力量；但現在中國已經深度與全球各個鏈條、各個價值端“掛鉤”，想從已經“掛鉤”的產業鏈上“脫鉤”，不是件容易的事。與此同時，我們還應歡迎來自全球的技術在中國開花結果，讓我們的產品擁有多國技術含量，而不只是自主研發。
中日可成為東亞地區“雙引擎”
談到2020年的中國外交，最亮眼的事件莫過於習近平春季對日本的國事訪問。這是習近平上任後首次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或許會呈現出重大戰略性佈局。
櫻花盛開的季節是日本最好的時期，中日雙方都在為中國領導人的訪日做著精心準備，雙方都渴望獲得重大碩果。如何讓中日兩國從“一山不容二虎”變成亞洲新時代的“雙引擎”，帶動整個地區前行，是中日兩國都在琢磨的事。
為了解決中日之間的歷史包袱，雙方多年來一直在討論一個想法——德國和法國解決歷史恩怨的做法或許能為破解中日僵局提供借鑑。我親耳聽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說，他曾向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過“中日關係能不能效仿德法關係”的想法。
德法兩國是歐洲整合的強力引擎，在全世界恐怕找不到第二對這樣的組合。但它們並不是天生的最佳搭檔，反而曾是勢不兩立的死對頭。德法由百年世仇蛻變為堅強盟友，歷史性和解給雙方帶來了極大的紅利，併成為歐洲一體化的“雙引擎”。在德法的推動下，歐盟由簡單的關稅同盟發展成如今具有經濟和政治雙重性質、高度融合的區域性組織。
中日學術界普遍注意到了這一想法，但又覺得會有很多障礙。比如中國會擔心釣魚島的主權問題和美日軍事同盟的情況。日本商界看到了中國市場帶來的商機，但政府和軍界仍把美國當成老大。
對華外交是安倍晉三的大盤算，他在第一任期的2006年就提出“日中戰略互惠”關係，只是最終沒能落實下去。我們也要認清，日本的外交首要考量仍是美國，這意味著它會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搞小動作，也會與印度、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展開很多玩法，這是日本多邊外交的謀略行動。但無論如何，中日關係迎來了新起點和新契機。這不僅對中日雙方，對整個東北亞、亞太甚至對世界都會有積極影響。
東北亞地區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朝鮮半島。未來半島局勢平穩與否，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對全球的評估，其中最大的影響因子取決於中美關係。大棋局朝哪個方向走，局部也會朝什麼方向用力。中美關係穩定向好，半島局勢就會穩定走好；中美關係交惡，半島局勢也不容樂觀。該地區的問題不只是核擴散的威脅，還包括漁業糾紛、“薩德”問題、領土主權糾紛等。
2019年8月12日，康京和、王毅與河野太郎出席中日韓外長會記者會。
美國當前的對朝政策是混亂、猶豫不決的，直到2020年總統大選恐怕還將維持這個局面。因此中國不需要著急出手，解鈴還須繫鈴人，中國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在促談、促和中發揮積極作用。值得肯定的是，中國目前與朝鮮、韓國關係相對穩定。特別是在2019年6月習近平訪朝以後，中朝關係上了一個新臺階。中韓關係也從前兩年的低谷逐漸恢復向好，朝鮮半島正迎來近幾十年來最為穩定的一段時期。
打造“仁”的社會 與“智”的外交
這一年我在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時候，總有外國學者拿著十九大報告來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不斷髮展，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請問中方，全新選擇意味著什麼？原有的國際秩序是美國老大，西方世界主導。中國是不是想取代美國？”可以看出，對於中國的崛起，大多數國家感到既新鮮又疑惑。
今天的中國正處於由大到強的關鍵階段，面臨的內外壓力只會越來越大。由大向強、將強未強之際，往往是國家安全的高風險期，這是中國發展進程中無法迴避的挑戰，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繞不過去的門檻。
應該思考的是，在大而不強的時候，如何避免跟一些傳統重大利益相關方去衝撞。中國不能孤立於世界之外，一定要介入世界。不只是倡導積極進取、角色活躍的對外態度，同時要對自身有清醒認知，努力成為有風範、進步、被本國人民熱愛並受國際社會歡迎的國家。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建設“仁”的社會，施行“智”的外交，提升自己的大國地位。
綜合先賢智慧和歷史經驗，我將“仁”的社會定義為五個方向：一是重百姓生計，讓民有恆產恆心和不受盤剝；二是促司法公正，做到仁至義盡、透明公正；三是倡導以人為本，看到民心向背對政治安穩的決定性作用；四是用仁治天下，提倡以德服人、以智化危的“王道”治理；五是善反思學習，始終保持開放和謙虛精神。
這不僅是一種態度，也是要告訴世界，中國不是經濟機器，而是充滿想象力與熱心腸的國度，是能夠帶動世界進步的國家。這就需要思考：中國的發展能給世界提供哪些制度、教育、科技方面的新現象？中國帶動的歷史能讓世界變得更文明和更環保嗎？
目前中國能在海外發聲、有些外交優勢，靠的是上萬億的外匯儲備、企業的大量投資和“一帶一路”的項目等。對於很多全球性挑戰，例如反恐、中東問題、全球流動人口、海洋爭端、資源環境乃至氣候變化等，中國應提出更加有價值的方案。
此外，地方與國際社會的聯結也不容忽視。如今浙江寧波、遼寧瀋陽與中東歐國家打造的“17+1”合作；中國東北、內蒙古與俄羅斯遠東互相開放空運市場準入，加強這幾方在“一帶一路”中的互聯互通；為了實現一體化協同發展，京津冀三地也正與國際平臺相對接。如何將國內發展與國際規劃相聯繫，同樣是值得繼續努力的課題。
總而言之，未來中國的成敗更多在內不在外，中國的全球影響更多在於能不能打造“仁”的社會。而要從粗放的經濟大國邁向精緻的“仁智大國”，從單項冠軍變成全能冠軍，除了要有錢、有力量，還要該慷慨則慷慨、該節省則節省，在更多領域擁有話語權，讓世界心悅誠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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