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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凌晨2點58分，醫生李文亮去世。
年僅35歲。
2月1日，李文亮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接受隔離治療。就算在治療期間，他心裡想著的，還是上前線救人。
他說：“好了就上一線！”
脫去白大褂，李醫生也是一個普通人。生於1985年的他和許多80後一樣喜歡玩微博，發朋友圈；每次去火車站，總會點德克士的手槍炸雞；閒暇時間，也喜歡追劇追星。
他的微信頭像是蠟筆小新一家，他一直在期盼二胎的降生，如果沒有意外，他們四口小家一定溫馨又幸福。
當大家都在為李醫生沉痛哀悼時，醫生們又毅然披褂上陣。他們逆行而上，成為了平凡百姓與病毒之間的一道防線…
一位醫生在朋友圈寫道：
“昨晚還在為李文亮醫生致哀，今早就在各自奔赴相逢在武漢前線”，在疫情面前，無論有沒有選擇，他們都會投入其中，這是希波拉里誓言賦予的使命，也是一個醫生的責任。
醫生的職業比較特殊，救死扶傷、懸壺濟世，我們總是給醫生太多的期待，
可是我們真正瞭解醫生麼？最近有這麼一部新開播的醫療題材紀錄片，以醫護群體為主角記錄了全國六家醫院裡的幾位醫生的日常，幫助大家瞭解醫生都是如何工作的。推薦大家看看：
《中國醫生》
這部紀錄片大年初三開播，一共9集，每集45分鐘，豆瓣評分高達9.3。
就像紀錄片裡講述的那樣：
所謂醫生的責任與擔當，不過是一群普通人穿上了白大褂，開始救死扶傷。
朱良付是河南省人民醫院國家高級卒中中心主任醫師。在醫院忙到夜裡12點多是他的生活常態。
“有一天朱主任的病人，做到凌晨十二點，還有十六臺造影，做到凌晨五點他們才休息。”
“每次做綠色通道急診，不管是凌晨幾點，他都要親自來的。”
腦卒中，又稱“中風”，是我國死亡人數最多的疾病，6小時內得不到及時救治，就會致殘甚至致死。
這也意味著，這根線上的醫護人員必須24小時全天待命。只要電話一響，不管凌晨幾點都要到崗。
朱良付醫生的交通工具，是一個小電驢。就是為了能夠讓他儘可能節省時間，避開擁堵，從家中趕往醫院救治病患。
只要有急診，不管幾點，他都會騎著這個小電驢，風裡來雨裡去。
由於常年勞累，作息不規律，他常常擔心自己突然死掉。
但他不敢死。
他說：“我是主任醫師，國家花25年培養出一位。我今年44歲，要是死了，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社會責任未盡到，不敢身死。
儘管如此，醫生也會經常也會遭遇醫患矛盾。有數據表明，59.79% 的醫務人員表示他們曾遭受過語言暴力，13.07% 遭受過身體上的傷害。
他的一個患者因為併發症去世。患者的妻子一邊衝他叫囂著：“我想把你撕成碎片”。
轉頭又對他說：
“我最近血壓高了，你給我看看。”
根據醫庫調研 2018 年針對「如果可以重新高考，你還會選擇學醫嗎？」的調查，在 1520 份有效投票中，有 41.4% 的醫生選擇了「不會」。
當涉及子女時，醫生們的考慮慎重了許多，很多醫護人員並不太希望自己的子女當醫生。
縱然當醫生這麼辛苦還會遭受很多誤解，朱良付還是很希望他的兩個女兒長大了當醫生，對待下一代，他的口頭禪總是：“當個醫生吧？”
他經常對還是嬰孩的小女兒唸叨：“長大當個醫生吧？”
大女兒上一年級的時候，朱良付去她的班級裡做了一次“醫招會”，號召小朋友們以後當醫生。
如今大女兒升入高年級了，他計劃著再去一次。
對於患者小朋友也是一直在鼓勵：好好學習，當個醫生吧~
什麼是好醫生？
他說：“好醫生只有自己知道，醫心也只有醫生自己知道。”
問心，才知無愧。
王東進是南京鼓樓醫院心胸外科主任醫師，在他從業三十餘年，已完成數萬例心臟外科手術。被稱為“心臟上的拆彈專家”。
由於工作性質的原因，他每天站立的時間近17個小時。
光2017年全年經手的手術就近3000例，
經常早上8點進手術室，出來時已是深夜……
下了手術檯，他邊揉腰，邊開玩笑道：
“心臟外科得是身體最好的，身體不好的，連站都站不住，肯定都要被淘汰掉。”
其實他早已得了靜脈曲張，平常需要穿彈力襪。頸椎也早就出現了問題，做手術時需要佩戴頸託。
面對鏡頭，王醫生笑著吐槽自己：“要殘疾了”。
他語氣輕鬆，聽的人卻心情沉重。
雖然疼雖然累，他卻閒不住，自稱“勞碌命”。只要有時間，便下鄉義診，參加學術交流會和科普講座。
直到今天，他依然戴著頸託，穿著彈力襪奮戰在手術檯上。
他知道，自己多做一臺手術，就意味著多救一個人。
俗話說：醫者不自醫。作為醫療健康行業的工作者，醫生群體的個人健康情況不大樂觀。
根據 2010 年衛生部門的調查，在 4032 名受訪醫生中，1/4 患有心血管疾病，近一半醫生有高血壓，40 歲以上醫生的患病幾率是普通人群的 2 倍。
醫生這個行業，極具考驗耐心和毅力。
《中國醫生》沒有刻意神話醫生這一職業，而是以旁觀者的角度記錄著職業背後常人難以想象的：
辛苦與意義、掙扎與堅持、矛盾與希望，風險和收穫……
南京鼓樓醫院燒傷科住院醫生徐曄，今年28歲，是一位任職三年的年輕醫生，也是這部紀錄片裡的顏值擔當。
他25歲便取得中山大學臨床醫學博士學位。
中山大學醫學院掛著塊牌匾：
“上聯是救人救國救世，下聯是醫病醫人醫心。”
看過紀錄片後你會發現，他的帥不僅在於顏，更多體現在對對病人的盡心盡職。
他會像哄孩子一樣，讓病人好好恢復；
徐曄有一位60多歲的患者，因煤氣爆炸燒傷，全身皮膚燒傷達到95%，需要進行多次植皮手術。
對於重症燒傷患者來說，換藥時的疼痛無異於“酷刑”，徐曄每次都一邊輕聲安撫老人，一邊迅速換藥。
徐曄感慨說：“你可能感覺到的他的痛苦，再乘以100，可能是他現在的痛苦。”
這位患者的前期治療已花費近30萬，整個治療過程保守估計要100萬，對他的家庭而言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徐曄一直都在努力，儘可能用便宜的藥，每降低一點成本，讓老大爺就多一點留下來的可能。
一邊找家屬談話，一邊向基金會申請援助。
在聽到院方“同意“的剎那，緊繃了好幾天的徐曄鬆了口氣，終於笑了。
基金會的支援對於重創的患者家庭來說仍然是杯水車薪，家屬最終還是決定放棄治療。
有一天，家屬強行帶著患者出院，甚至都沒跟他告個別。
徐醫生很傷心，但他也知道，這也怨不得任何人。
每一次送這樣的病人離開，徐曄都會看著空蕩蕩的病床，沉思一會兒。
“你可以做到，但是沒有給你機會，和你拼盡全力沒有遺憾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感受。”
但只要來了新的救助病人，徐曄臉上的失落、自責瞬間就會不見蹤影，緊接著是投入下一場手術的專注和專業。
從徐曄身上，不僅僅看到了了醫生治癒疾病的成就和滿足，更多的則是他們幫助病人戰勝痛苦中感受到的脆弱、緊張甚至無奈。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修行，何況是醫生呢？
在《中國醫生》中，醫生們脫掉被神化的外衣，撕下各種刻板標籤，作為一個鮮活的，立體的人呈現在觀眾面前。
這部紀錄片不僅展現了醫生的職業素養，也從平凡生活的角度向大家展現了醫生下不為人知的一面。
這也讓我想到了那些奮戰在武漢的醫生和護士們。
無論是17年前的非典，還是今年的新冠肺炎，很多醫生都義無反顧地在一線上和病毒作戰。
84歲的鐘南山，18號已經衝向了武漢防疫的最前線；
73歲的李蘭娟院士奔赴武漢：
武漢金銀潭醫院，是這次抗擊疫情一線中的一線。院長張定宇，患有漸凍症而他的妻子也被感染了，而他卻留守在最前線。
他說：“我性子急，是因為生命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我必須跑得更快，才能跑贏時間，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我必須跑得更快，才能從病毒手裡搶回更多病人。”
敖忠芳醫生，已經92歲了，她在知道武漢疫情的嚴重性後，主動請戰回到崗位。
怕醫院領導拒絕，她說：“作為醫生來講，醫學的戰士死在戰場上，也是死得其所。我自己願意來的，我承擔一切。”
86歲的董宗祈坐著輪椅出診，他說：
“你說這一輩子我為了什麼，不就是為了病人嘛。”
醫生們寫下請戰書，按下紅手印，告別家人，成為這個冬天最美的逆行者。
為了和時間賽跑，他們甚至不吃東西，不喝水，不上廁所......看著拼命的同事們，連見慣了生死的主任醫生，也沒能控制情緒，落了眼淚;
而這名醫生，更是每天只堅持睡兩個小時，7天后，嗓子都快啞到說不出話了……
另一名醫生說，同事的老公、母親都病了，她自己也被傳染了，他知道後哭的泣不成聲，可轉過頭，還是邁進了那間重症醫務室。
22歲的感染科護士每天忙碌，雙手終日被滑石粉、消毒液、洗手液浸泡，皮膚受損，不忍直視。
為了節省一套防護服，醫護人員連續工作9小時，期間不吃不喝。
因為每天戴口罩穿防護服，很多醫護人員的臉被勒出了印子甚至傷痕。
他們生死兩忘, 冷暖不休, 在苦難中昇華。
逆行的中國醫者不易, 唯有支持與理解是我們能做的。
對我們的醫生好一點，再好一點，他們太難了....
這就是醫生，這就是中國醫生。
*作者：Cindy「遇見美好的自己」創始人及主編，曾為500強外企白領，另一個“杜拉拉”；而今擁抱移動互聯網，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現在是一名創業者。希望分享的文字，給你帶來些許頓悟，讓你遇見美好的自己。私人號：yujiancindy （添加時請備註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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