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自由」
這句話全世界都知道，卻並不是人人都得以享有這「天賦的人權」。
在某些地方，甚至連討論樹，都成了一種犯罪
就像這部片子裡的主角們——
《與樹對談》
Talking About Trees
主角們並不耀眼。
故事也講得波瀾不驚。
但它卻獲得了柏林電影節金熊獎（最佳紀錄片）。
海報上，四個老頭。
全部出生在非洲東北部的蘇丹。
年輕時，他們曾在海外學習過電影，德國、埃及、俄羅斯……
學成歸國，他們懷揣著夢想和知識準備大展身手時，卻發現自己竟然什麼都幹不了。
因為在他們的祖國：
「電影已死」。
這並不是某個知識分子對於現狀的酒後吐槽，而是真真切切發生的事情。
1991年，蘇丹的獨裁者上臺開始在全國實施嚴苛的伊斯蘭法。
從此，電影成為了一個禁忌的詞彙。
不允許開設影院（除了首都幾家只放映好萊塢/寶萊塢大片的影院）、不允許拍攝電影、不允許私自引進影片……
四位主角的人生由此改變。
他們要麼被一紙禁令封殺、要麼輾轉流亡於國內外。
然而，幾十年來，他們對於電影的熱愛和復甦電影藝術的夢想從來沒有消失。
儘管黃金的職業歲月被荒廢，但四個年邁的電影人在時機來臨的實話，依舊回到故國，聚集在一起成立了「蘇丹電影俱樂部」。
一邊，他們私底下一起拍攝自己的電影，或是表演經典電影的橋段。
另一邊，他們帶著電腦、投影儀流動於蘇丹的城鄉之間，四處開展免費的露天放映活動。
例如，卓別林經典默片的《摩登時代》。
但他們並不滿足於此，於是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重開一座電影院。
在其他國家，這是一件看起來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在蘇丹卻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但為了給那些從未去過電影院的人一次享受電影的機會，樂觀的倔老頭們還是準備去試一試，哪怕其中困難重重。
第一個問題就是場地和器材。
主角們的初衷是想給人們免費放電影。
換句話說，這就是場不賺錢的公益活動。
為此，他們不得不想辦法節省開支。
租場地。
他們找到了一個廢棄已久的大型敞開式劇院，並且幸運地得到了老闆只收水電費的仗義支持。
買熒幕和放映機。
由於承擔不起高達一萬二千歐元的進口貨，他們只好用電腦和投影儀去適應場地。
放映影片。
他們向當地民眾開展調查問卷，在激起火熱興奮討論的同時，也根據人們偏好，最終決定了一部電影——
昆汀·塔倫蒂諾的《被解放的姜戈》。
第二個問題是「噪音」的影響。
在伊斯蘭教主導的這片地區，光是影院附近，就有六座肉眼可見的清真寺。
每當夜間禱告開始，所有清真寺的宣禮塔都會同時響起。
通過大喇叭，把阿拉伯文誦唸的宣禮詞傳遞到每一個角落。
可謂是震耳欲聾。
而這些聲音，一旦和影院裡所放映的電影結合在一起，就分外令人好笑。
若是在接吻場景的過程中正巧響起「真主偉大」這樣的禱告詞，怕是信徒們也得捂住自己的眼睛。
相比以上兩點，最大的困難依舊是蘇丹的審查制度。
為了獲取在影院放映電影的許可證，他們跑了好幾個部門來審批。
前去市政廳，皮球被踢給了國家情報安全局。
跑去國家安全局，卻被要求提供一份電影梗概，並回答如下問題：
「是否有不雅畫面？」
「是否有和道德行為相悖的畫面？」
「為什麼要選這部電影？」
「為什麼選這個電影院而不是別的？」
……
面對從雞蛋裡挑骨頭的審查問題，一般人或許會知難而退。
但是四位老頭卻決定堅持下去，甚至互相打趣道：
這還沒有完。
當他們把準備好的材料送去安全局，卻又被打發去了宗教警察局。
一位上將在得知重開電影院的想法後，質問了一個問題：
「你們為什麼想聚集這麼多人？」
緊接著，他們又被打發給了政治安全局，並解釋能否開啟電影院的這項決議關乎政治。
就這樣，一份申請文件流轉了四個部門。
上面的領導批註變得越來越多，但始終卻得不到通過。
因為說到底，這是一個害怕電影的政府。
電影結尾，四個人想要重開電影院的努力終究還是失敗了，一位主角不禁發出這樣的疑問：
「我們難道不夠聰明麼？」
「我們很聰明，只是他們更強大。」
最終，他們又開著破面包車，重新走上了流動放映的老路子。
理想很遠、生活艱難，但他們樂觀依舊。
電影中有一個場景尤其讓人印象深刻，主角老頭們探討為何「電影已死」。
他們聊到了德國詩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940年的一首詩歌《致後代》（To Those Born Later）：
這是什麼時代，當
（What times are these, in which）
一次關於樹的談話也幾乎是一種犯罪
（Talking about trees is almost a crime）
因為它包含著對那麼多惡行的沉默！
（For it implies silence about so many horrors）
這正是片名《與樹對談》的來源。
它意味著當人們的言論被過分壓制，到一定程度時，哪怕是最普通、平凡的話題也會被認為是敏感而刺耳的。
它也意味著當人們讓渡自己的權力，到一定程度時，也會成為壓迫那一絲微弱呼聲的同謀。
於是到最後，連談論樹都成了一種罪。
堵不如疏。
他們可以拆除境內所有的電影院，卻澆不滅人們對電影的熱情。
可以用膠帶封住人們的嘴，卻止不住他們的憤怒。
政府不該害怕電影。
更不該害怕群眾討論的聲音。
如果沒有公開透明的信息發佈機制、沒有主動向公眾傳達真相的負責態度、沒有通過溝通塑造的公信力。
再強力的審查也難以阻止口口傳播。
一刀切的查封措施並不見得有效。
一個社會的互信卻會因此被撕裂。
當一同面對這場災難之時，我們需要共同討論的不應該是那棵「大樹」。
而應該是信任、溝通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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