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公元25年，光武帝劉秀擊敗了篡位的王莽，重新恢復了劉姓王朝的統治，並建都洛陽。在前期，經過幾任皇帝的努力，東漢王朝逐漸恢復了往日漢朝的強盛。但是到進入公元二世紀以後，由於政治的腐敗，王朝出現了宦官與外戚長期專權的局面。
公元89年，漢章帝薨，由年僅十歲的和帝劉肇即位，年號永元。因和帝年幼，朝政完全落於章帝皇后竇氏與其兄竇憲之手。竇氏的專權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滿，公元92年，和帝與宦官鄭眾等人合力誅滅竇氏，鄭眾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來越多地參與東漢的政治中。到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和靈帝（公元168-189年在位）時間，宦官的權利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公元189年，靈帝駕崩，何太后臨朝。當時執掌朝政的靈帝何皇后之兄何進，為消滅強大的宦官勢力，密召涼州大豪強董卓入朝。不料宦官首先動手，殺死何進，裹挾少帝與劉協夜出洛陽城北門外。於是另一位豪強袁紹，起兵誅殺宦官。不久，董卓控制了朝廷，並廢少帝而立獻帝劉協。為了躲避反對派聯盟的進攻，董卓還將首都遷至長安，將洛陽宮殿付之一炬。
到達長安後，不甘擺佈的漢獻帝依靠司徒王允等人，與地方勢力聯絡，企圖消滅董卓。後來，王允借呂布之手殺死董卓，結果又激起董卓部將李榷等人的反抗。經過這幾次戰亂，漢王朝已是民不聊生。據史書記載，當時不斷髮生嚴重的饑荒，谷一斛賣到50萬錢，長安城中竟出現了人相食的恐怖場景。公元195年，一些大臣又擁漢獻帝輾轉逃至洛陽。但洛陽宮室在戰火中早已成為一片廢墟，百官沒有住所，只得倚牆壁而居，常常數日吃不到飯，有的官員甚至餓死。第二年，新崛起的另一位軍閥曹操又迎獻帝北上，遷都許昌。從此，東漢王朝的皇帝已徹底淪為政治傀儡，任人擺佈，而曹操則“挾天子以令諸侯”，為後來他的兒子建立新的王朝奠定了基礎。
在這種紛亂的政治局面中，受害最深的還屬老百姓。實際上自安帝以後，由於朝廷吏治腐敗，官府橫徵暴斂；加上長期對外用兵，耗費鉅額經費，所有這些沉重的負擔，全部落到百姓頭上。同時更不幸的是，東漢王朝末年又出現了各種嚴重的自然災害，以致出現了“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的嚴重局面。大批農民四處流亡，餓殍遍野，連京師洛陽也是死者相枕於路。尤其可怕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給了本已虛弱無比的王朝致命一擊。
早在東漢之前，歷代王朝都曾有瘟疫發生。由於中國是一個季風國家，地處太平洋和歐亞大陸交接處，冬夏氣溫冷暖不均，氣候變化很大，這種特殊的自然環境也很容易引發疾病災害。根據幾千年來古人留下的文獻記載，許多種類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霍亂、斑疹傷寒、傷寒、肺病、麻瘋、瘧疾、吸血蟲病等都曾襲擊這塊大陸。另一方面，由於古人的對疾病的認識有限，因此他們往往對瘟疫的具體類型分辨不清。根據古人的解釋，所謂疫，就是指“民皆疾也 ”，意即凡能傳染的病都通稱為“疫”。至於“瘟”，則是指烈性傳染病，可以在禽畜動物與人之間相互感染。基於此，古代中國把傳染病、流行病通稱為“瘟疫”。
據歷代文獻記載，自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20世紀，中國較大規模的瘟疫竟達七百多次。歷史發展到漢代，由於長期的戰亂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終於導致疫病的大規模流行。即使在西漢王朝的“文景之治”時期，也出現了 “民大役死，棺貴”的悲慘景象。到公元1-3世紀的東漢王朝時期，由於瘟疫更是來勢兇猛。尤其是在東漢末期，在王朝的統治中心--中原地區，一種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捲每一個角落，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據歷代文獻記載，自公元前7世紀至公元20世紀，中國較大規模的瘟疫竟達七百多次。
當時，東漢王朝的各級地方官不斷接到大量的病例報告，有的村莊甚至幾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趕緊將這些情況上報朝廷。但是令他們失望的是，這時的朝廷卻正陷入腐敗和混亂之中，對老百姓的生死根本無暇顧及。結果由於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公元3世紀初，古都洛陽的郊外，舉目四望，到處是一片荒涼的景象。曾幾何時，作為東漢王朝的都城，這裡還是人煙密集，商旅如雲。但在此時，這裡卻人跡罕至，雜草叢生。面對這種悽慘的場景，一代梟雄曹操在路過這裡時，不禁傷感地提筆寫下了後來流傳千古的詩句，其中寫道“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的確，這正是當時東漢王朝現實的真實寫照。
東漢末年的這次大瘟疫，當時人通稱其為“傷寒”。有關史料記載，這種疾病的主要症狀為：由動物(馬牛羊等)作為病毒宿主傳播，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發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會高熱致喘，氣絕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塊。在瘟疫來臨的初期，面對可怕的瘟疫，人們幾乎是束手無策，只能在絕望中等待死亡。
在瘟疫的打擊下，一般的老百姓由於條件落後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養尊處的上層人士也難逃厄運。在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謂“建安七子”，是指東漢末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詩人，他們是：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當曹丕還未稱帝時，與“ 建安七子”中的好幾位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區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們是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眼看著好友一個個死去，曹丕後來沉痛地回憶道：“昔年疾疫，親故多摧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此外，當時許多著名的上層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賢”、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根據古代較為權威的官方記載，瘟疫爆發前的漢桓帝永壽三年（公元157年）時，全國人口為5650萬，而在經歷了大規模的瘟疫，僅僅八十年後的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時，全國人口僅存1600餘萬，竟然銳減達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劇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雖然當時的戰爭和災荒也是造成人口減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帶來的這種損失仍是觸目驚心的。
在瘟疫最劇烈的中原地區，到三國末年，其人口僅及漢代的十分之一。
社會學家認為，由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災難必然會對民眾信仰與社會心理帶來深刻變化。面對當時人口大量死於瘟疫的無奈現狀，由於人們基本上束手無策，便往往求助於神怪仙人，這又導致了宗教的極度盛行。實際上在中國早期道教和佛教開始流行時，都是作為一種醫道和長生道而被信仰的。以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為例。這種起源於戰國後期的民間宗教，本來在西漢時期已遭到冷落。但到東漢末年，由於“傷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術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眾間傳播開來。佛教也是如此。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佛教最初只在個別貴族中傳播。但到東漢後期，貴族信奉佛教已成為比較盛行的潮流。
影響更深遠的是，由於瘟疫頻繁流行，天災人禍接踵而至，給本就盛行徽緯迷信的東漢社會帶來日益嚴重的心理恐慌，而一些農民起義領袖便乘此機遇發動民眾，起兵反抗朝廷。可以說，瘟疫的流行正是導致黃巾起義的重要原因之一。東漢末年本來就政治腐敗，戰事頻仍，土地兼併嚴重，使得民不聊生。在此情形下，滅絕性的瘟疫無疑是雪上加霜，逼使百姓揭竿而起。公元183年，張角、張寶、張梁三兄弟趁民間大疫流行，“以妖術教授，立‘太平道’，咒符水以為人療病，民眾神信之。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當時機成熟後，他們便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發起了著名的“黃巾起義。”
儘管這次農民起義因其本身的弱點，先後都被殘酷鎮壓。但是在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下，腐朽的東漢王朝已基本上名存實亡。為了鎮壓起義，朝廷不得不給予地方守牧更多的軍事權力，從而為以後東漢的衰落，軍閥割據戰爭的出現埋下了伏筆。果然，雖然起義被鎮壓了，國家卻從此天下大亂。黃巾起義是歷史上著名的農民起義，發生在東漢末年，三國演義中簡單的描述了黃巾起義的全部過程，三國中的奠基人物劉備、孫堅、曹操都直接參與了鎮壓黃巾起義的戰鬥，並且也因此撈到了或多或少的政治和軍事資本，為它們的基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黃巾起義的直接原因是東漢的“十常恃”亂政引起的。張角兄弟的發起起義，是經過了較為充分的準備的。作為領袖的張角首先是一個不第秀才（那是可能還沒有秀才這個稱號），因而是有知識的，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因此對於中國漢代以前的歷史瞭如指掌，對以前的農民起義的失敗也應該有深刻的瞭解。所以在黃巾起義前張角根據自己的優劣勢，制定了詳細的計劃。
首先，張角很清楚自己是一個貧困的農民，以自己卑賤的出身去號召、領導貧苦大眾跟著自己一塊幹大事業是不可能的，因此為了給自己添彩，給自己披上神秘的“袈裟”，使自己的身份升級，採取了“宗教的”的方式，他首先自稱是“南華老仙”的弟子，這個南華老仙以我的理解可能就是道家的莊子，並且在一洞中得到了南華老仙授予的三卷《太平要術》。聲稱學好《太平要術》就可“代天宣化，普世救人”。作為知識分子的張角自然不放過這一機會，曉夜攻習，終能呼風喚雨，學到了一身本事。經過這一改裝，張角有一貧困的農民化身為仙人的弟子，並且受南華老仙的囑託來拯救亂世，從而使自己的身份充滿了神秘的色彩。這種改變出身的方法，張角可能是受了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篝火狐鳴”的啟發。這種方式而且在後來又被洪秀全發揮的淋漓致敬，從而成就了歷史上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起義。
其次，張角通過自己的本事，治理瘟疫，散施符水，為人治病。從而贏得了勞苦大眾的民心。於是使自己的500弟子云遊四方，廣泛收徒。時間不長手下弟子徒孫不下幾十萬，為了管理這些弟子徒孫以後為自己的事業服務，將他們分為三十六方，每方約萬人，相當於現在軍隊中的的旅師一級單位，並且配備了旅長和師長，這就相當於完成了軍隊的建設。
再次，各方面都準備好以後，又提出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革命口號，一時間八州之人家家盡聽張角的呼喚。時機成熟以後，張角一聲令下，從者四五十萬，於是轟轟烈烈的黃巾起義就這樣爆發了。
黃巾起義雖然失敗了，他的產生直接導致了漢末的社會動盪，從而為一批具有重大野心的人提供了施展抱負的機會，最終導致了三國鼎力的局面。曹操因為黃巾起義，官拜濟南相，孫堅因為黃巾起義官拜別郡司馬。劉備雖然在黃巾起義中也立下不少戰功，可是收到的實惠最少，要不是郎中張鈞與十常恃鬧事（當然不是為了劉備的官職），恐怕劉備連安喜縣尉這樣的七品、八品芝麻官都混不上，主要的原因是劉備是白身，在黃巾起義前沒有一官半職，雖然是漢室宗親，但是在申報功勞時，皇帝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因此幫不上忙。而孫堅兼職下邳等三丞，與各級官吏混的眼熟，又有人情，因而得到高升。曹操年輕時政績突出，一派正人君子，威名頗震，升為頓丘令，黃巾爆發時拜為騎都尉，是將領軍隊五千人的團長，因此也得到高升。可見在古代，如果在官場人緣混的好，有人情，尤其是與上級關係處理的好，得到晉升的機會就會比較大，如果沒有人緣，或者是一平民百姓，即使有再大的功勞，得到晉升往往很難。現在可能也是這種情況。從政的人員，要想在官場順利、發達，只重政績，或只重人情，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只重政績，而沒有處理好與上下級的關係，就會成為孤家寡人。如果只重關係，而沒有政績，即使遇到提拔你的機會，也會提不起來。這裡面的學問很深，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明白的。 因為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各地豪強地主紛紛乘機擴充自己的勢力，湧現出像袁紹、袁術、公孫瓚、曹操、孫堅、劉備等一批地方軍閥。隨後，這些人又為了吞併對手，展開了激烈的拼殺，又為以後的三國紛爭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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