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邦奇（1479－1556），字汝節，號苑洛，今陝西大荔縣人。出生在一個官宦書香之家。其父韓紹宗官至福建按察副史，學識人品，為當世所推崇。韓邦奇受益於家學和乃父的影響，年少時博聞強記，聰穎過人。青年時即“有志聖學”，並善詩、詞、歌、賦，通曉音律，多才多藝，時人稱奇。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韓邦奇二十九歲考中進士，可謂年輕得志。從此步入仕途，歷經明武宗和世宗兩個朝代。先後任吏部考功主事（負責地方官吏政績考核事宜的官員），又遷吏部員外郎（尚書省各司置員外郎一人，為中央官吏中的要職）、外放為浙江按察司僉事（按察司長官的下屬，負責省下轄道司法的官吏），中間曾因詩致罪被革職。明世宗朝又被起用，先任山西巡撫，後入朝升任兵部尚書（六部之一，掌管全國武官的選用和兵籍、軍械、軍令的長官），後因年事已高告老還鄉。韓邦奇為官幹練清正，剛直不阿，政聲頗佳。他做吏部員外郎時，受命考察都御史政績。都御史以庸常貪財貨之心度他，並以送小帙（紅包）暗示巴結逢迎之意，期望韓邦奇“上天言好事”。韓邦奇當場厲聲指責，使得都御史及屬下官員張惶失措，再不敢生邪佞之心。正德九年（1514），韓邦奇被外放到浙江任按察僉事。他看到本為江南富庶之地，可朝廷橫徵暴斂，不時以宦官為欽差入浙江，搜刮民脂民膏，一時雞犬不寧，生民不堪重負。時在嚴州（今浙江建德市東北一帶）的韓邦奇目睹宦官媚上壓下，強徵富春江一帶的漁產及茶葉，致使民不聊生，家破人亡，憤而創作了廣為傳誦的《富春謠》一詩。詩歌仿民歌體，借民歌之口吻，為庶民百姓鼓與呼，表現出強烈的惜民之心，愛民之情。其詩中寫道：
富陽江之富，富陽江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於我！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
正因了這首匿名傳唱的歌謠，被搜刮民財的宦官王堂羅織罪名，奏言皇帝，指控韓邦奇“沮格上供，做歌怨謗。”使得武宗皇帝雷霆震怒，一紙詔書，韓邦奇被逮捕入京，打入牢獄。諸多朝臣上書營救，均被駁回最終韓邦奇被削官為民，押解回陝西老家。
本已聲名遠揚的韓邦奇，雖一時蹭蹬，四方學者卻紛至沓來，雲集門下，撫慰之餘，共同探討理學。德不孤而自祥。韓邦奇又開始了他八年之久的講學著述的生涯。楊爵則是這個時期投學其門下的高足弟子之一。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駕崩，明世宗朱厚聰即位，改年號為嘉靖，下詔韓邦奇復出任山東參議，韓邦奇婉言謝辭，繼續居家講學。直到嘉靖八年（1529），年界半百時，韓邦奇被詔晉為山西巡撫。此時，明王朝已內外交困，矛盾重重，呈風雨飄搖之狀。對外雖說架子未倒，但內囊已經燼了上來。北部瓦剌韃靼借馬背之勢，不時侵擾，劫取財貨；東南西北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朝廷內部宦官當道，皇權旁落，已引起諸王不滿，個個蠢蠢欲動，覬覦和問鼎國柄安化王朱賓據寧夏叛亂，寧王朱震宸據江西謀反……。大明衰局已定，而韓邦奇依然以憂國憂民、兼濟天下為己任，出疆入塞，察敵情、修城堡、忙備戰，並親自入部伍，安撫士兵，保家衛國，以盡天職。在他執政的十多年間，山西邊關安穩，百姓無慮。嘉靖二十三年（1544），韓邦奇六十五歲時，因宰相周用的賞識，調任他做總理全國河道，不久又擢升他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按州縣，考察官吏的官員），旋即升遷為南京兵部尚書（長官軍政事務的宰相）。六十九歲時，即嘉靖二十九年（1549），因年事已高，前後五次乞請辭官告老還鄉，方被恩准。迴歸故里，韓邦奇不惜衰朽之軀，即致力於學術研究，開始了聚徒講學的詩書生涯。時值王陽明“心學”被定於一尊，理學思辯鼎盛發展，學界出現了又一個活躍期。韓邦奇並未作壁上觀，而是批閱儒家經典、關學遺著，積極參與期間，探討義理，鑽研“象數”之學，還積畢生南北宦遊之經驗，考究地理之學，重拾年輕時就頗有成就的律呂和樂理之學。這一時期，他先後撰成《性理三解》、《易經經維》、《律呂新書直解》等專著。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他關於樂理音律的造詣頗高，《律呂新書直解》一書，至今備受推崇，奠定了他作為明朝著名作曲家和音樂理論家的地位。《關學編》贊評韓邦奇：文理兼備，“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他關於“義理”的見解，以及他信守和身體力行的哲學思想體系，仍然是植根於張載關學的框架之內。其人格風神還是剛直、誠信，重氣節、操守，以經世致用、憂國憂民、力踐務實為旨歸。
嘉靖三十五年（1556），韓邦奇於古稀之年殉難於關中大地震。享年七十七歲。其主要著作有：《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禹貢詳略》、《易佔經緯》、《律呂新書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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