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邦奇（1479－1556），字汝节，号苑洛，今陕西大荔县人。出生在一个官宦书香之家。其父韩绍宗官至福建按察副史，学识人品，为当世所推崇。韩邦奇受益于家学和乃父的影响，年少时博闻强记，聪颖过人。青年时即“有志圣学”，并善诗、词、歌、赋，通晓音律，多才多艺，时人称奇。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韩邦奇二十九岁考中进士，可谓年轻得志。从此步入仕途，历经明武宗和世宗两个朝代。先后任吏部考功主事（负责地方官吏政绩考核事宜的官员），又迁吏部员外郎（尚书省各司置员外郎一人，为中央官吏中的要职）、外放为浙江按察司佥事（按察司长官的下属，负责省下辖道司法的官吏），中间曾因诗致罪被革职。明世宗朝又被起用，先任山西巡抚，后入朝升任兵部尚书（六部之一，掌管全国武官的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的长官），后因年事已高告老还乡。韩邦奇为官干练清正，刚直不阿，政声颇佳。他做吏部员外郎时，受命考察都御史政绩。都御史以庸常贪财货之心度他，并以送小帙（红包）暗示巴结逢迎之意，期望韩邦奇“上天言好事”。韩邦奇当场厉声指责，使得都御史及属下官员张惶失措，再不敢生邪佞之心。正德九年（1514），韩邦奇被外放到浙江任按察佥事。他看到本为江南富庶之地，可朝廷横征暴敛，不时以宦官为钦差入浙江，搜刮民脂民膏，一时鸡犬不宁，生民不堪重负。时在严州（今浙江建德市东北一带）的韩邦奇目睹宦官媚上压下，强征富春江一带的渔产及茶叶，致使民不聊生，家破人亡，愤而创作了广为传诵的《富春谣》一诗。诗歌仿民歌体，借民歌之口吻，为庶民百姓鼓与呼，表现出强烈的惜民之心，爱民之情。其诗中写道：
富阳江之富，富阳江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于我！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正因了这首匿名传唱的歌谣，被搜刮民财的宦官王堂罗织罪名，奏言皇帝，指控韩邦奇“沮格上供，做歌怨谤。”使得武宗皇帝雷霆震怒，一纸诏书，韩邦奇被逮捕入京，打入牢狱。诸多朝臣上书营救，均被驳回最终韩邦奇被削官为民，押解回陕西老家。
本已声名远扬的韩邦奇，虽一时蹭蹬，四方学者却纷至沓来，云集门下，抚慰之余，共同探讨理学。德不孤而自祥。韩邦奇又开始了他八年之久的讲学著述的生涯。杨爵则是这个时期投学其门下的高足弟子之一。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朱厚照驾崩，明世宗朱厚聪即位，改年号为嘉靖，下诏韩邦奇复出任山东参议，韩邦奇婉言谢辞，继续居家讲学。直到嘉靖八年（1529），年界半百时，韩邦奇被诏晋为山西巡抚。此时，明王朝已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呈风雨飘摇之状。对外虽说架子未倒，但内囊已经烬了上来。北部瓦剌鞑靼借马背之势，不时侵扰，劫取财货；东南西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朝廷内部宦官当道，皇权旁落，已引起诸王不满，个个蠢蠢欲动，觊觎和问鼎国柄安化王朱宾据宁夏叛乱，宁王朱震宸据江西谋反……。大明衰局已定，而韩邦奇依然以忧国忧民、兼济天下为己任，出疆入塞，察敌情、修城堡、忙备战，并亲自入部伍，安抚士兵，保家卫国，以尽天职。在他执政的十多年间，山西边关安稳，百姓无虑。嘉靖二十三年（1544），韩邦奇六十五岁时，因宰相周用的赏识，调任他做总理全国河道，不久又擢升他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按州县，考察官吏的官员），旋即升迁为南京兵部尚书（长官军政事务的宰相）。六十九岁时，即嘉靖二十九年（1549），因年事已高，前后五次乞请辞官告老还乡，方被恩准。回归故里，韩邦奇不惜衰朽之躯，即致力于学术研究，开始了聚徒讲学的诗书生涯。时值王阳明“心学”被定于一尊，理学思辩鼎盛发展，学界出现了又一个活跃期。韩邦奇并未作壁上观，而是批阅儒家经典、关学遗著，积极参与期间，探讨义理，钻研“象数”之学，还积毕生南北宦游之经验，考究地理之学，重拾年轻时就颇有成就的律吕和乐理之学。这一时期，他先后撰成《性理三解》、《易经经维》、《律吕新书直解》等专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关于乐理音律的造诣颇高，《律吕新书直解》一书，至今备受推崇，奠定了他作为明朝著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的地位。《关学编》赞评韩邦奇：文理兼备，“学问精到，明于数学，胸次洒落，大类邵尧夫，而论道体乃独取张横渠”。他关于“义理”的见解，以及他信守和身体力行的哲学思想体系，仍然是植根于张载关学的框架之内。其人格风神还是刚直、诚信，重气节、操守，以经世致用、忧国忧民、力践务实为旨归。
嘉靖三十五年（1556），韩邦奇于古稀之年殉难于关中大地震。享年七十七岁。其主要著作有：《苑洛集》、《苑洛志乐》、《性理三解》、《禹贡详略》、《易占经纬》、《律吕新书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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