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讓·呂克·戈達爾所說，“電影是世界上最美的騙局”，本片的開頭即是一個精妙絕倫的騙局。
這個騙局被導演用蒙太奇段落和兩個時空的平行剪輯來呈現。在這兩個時空之中，一面是處於糾結、醉酒中的安迪，是他那正與高爾夫球員偷情的妻子；一面是秩序井然的審判罪犯的法庭，是言之鑿鑿、確可信據的律師證詞。
在這幅段落之後，觀眾便與那群面目呆滯的陪審團成員一樣，相信了他們看到的那個衣冠楚楚的銀行家是一個到了黃河仍不死心的、殘暴兇狠的殺人狂魔。
以至於在後來一步步揭秘案件的真相之後，觀眾們會感受到一股難以表述的驚訝與震撼，會為他們竟然相信這樣一位知識淵博、富餘紳士風度的銀行家是殺人狂魔而感到羞愧，會為安迪在十九年的不懈努力後終於逃出生天的傳奇事件而由衷地感到興奮，並且為安迪的理性、睿智、堅忍讚歎不已。但觀眾在此會普遍性的認為這是一個普通人的勵志故事，忘記了安迪與肖申克監獄中其餘罪犯的不同之處。
首先，我們得承認影視人物塑造是影視作品關乎成敗的因素，在承載劇情的同時也被導演賦予了深刻的文本內涵這一基本前提。而後，藉助格雷馬斯的“動素模型”，使我們可以對片中角色有更深的認知。
安迪(主體)在本片中既是一個白種的、男性的銀行家，亦是一個“殺人狂魔”，這種人物雙重編碼是本片文本重要的修辭策略之一，它成了影片情節前進的推進器，為安迪贏得哈德利、諾頓的信任奠定了基礎，為安迪拜託“三姐妹”的騷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途徑，為安迪最終得以在散發惡臭的下水道逃脫造成可能，為安迪可以打破體制，成為肖申克監獄中人人交口傳頌的奇蹟埋下伏筆。最後，安迪“走上了一條更少人跡的路”，這也為他帶去了“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
另一個被雙重編碼的人物是肖申克監獄中唯一聲稱(案件真相揭曉時安迪也稱自己有“罪”)自己有罪的罪犯——老成世故的瑞恩(客體)。他在肖申克監獄裡“法力無邊”，靠著他帶來鶴嘴錐、麗塔·海華絲的海報等違禁物品，安迪才能打破體制、逃出生天。
安迪為了回饋瑞恩的幫助，知曉瑞恩飽受體制化影響之後，全盤否認了瑞恩“Hope is a dangerous thing”的觀點，用“Hope is a good thing”來針鋒相對，並告誡瑞恩“Busy for living,or busy for dying”,顯而易見，安迪的救贖之路相當成功，瑞恩假釋之後沒有像深陷體制的布魯斯一樣懸樑自盡，而是選擇像安迪一樣來到“一個沒有記憶的地方”，開始全新的生活。
敵手(反主體 )的扮演者是兇猛、暴力的哈德利隊長，是冷酷、道貌岸然的諾頓典獄長，是囚禁人們肉體、戒備森嚴的肖申克監獄，是使人不喊報告便“一滴尿也尿不出來”的體制。
在影片即將結束之際，安迪完美的演出《出埃及記》後，用他的“合法化身”進行檢舉。最終，哈德利隊長“痛哭流涕”，諾頓典獄長開槍自盡，戒備森嚴的肖申克監獄一改舊貌，體制也沒有困住每一片羽毛都閃爍著自由之光輝的鳥兒。
雖然這部電影在1994年奧斯卡獎的評比中，因為《阿甘正傳》與《低俗小說》而一無所獲，但事隔經年，觀眾以IDMB和豆瓣電影榜單雙榜首來向它致意。
如果只能用一句話來評價這部電影，或許裴多菲“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一語最為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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