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城鎮化已進入到中心城市帶動城市群，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階段。城市群作為我國城鎮化的重要載體，是流動人口集聚的重要平臺。這個時候，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就成為聯防聯控的重點區域。
城市問題研究專家、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研究員馮奎對第一財經分析，結合城市群與武漢大都市圈的關係來講，武漢都市圈及長江中游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成渝城市群聯防聯控的任務就特別重。這些城市群中都有核心大城市，它們是人口經濟活動最密集的區域，未來這些地方的疫情防控將面臨較大考驗。
在返程高峰和企業紛紛復工之際，各大城市群的人口流動是怎樣的？第一財經記者根據國家衛健委發佈的相關數據、百度地圖數據等資料，對目前五大城市群的流動人口狀況作一個梳理。
珠三角：流動人口數千萬 疫情防控要更有效
各城市群流動人口的地域來源呈現不同特徵。其中，珠三角的省際流動比例最高
根據國家衛健委此前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下稱“報告”），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達到了5998.5萬，常住人口密度為1033人/平方公里，是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的7倍多，是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的地區。其中，2016年珠三角淨流入人口為2647.97萬人，佔常住人口的44.14%。
從流動人口來源來看，珠三角城市群以省際流入為主。2000年和2010年省際流動人口占總體的65.31%和64.43%。跨省流動人口的來源地相對集中，以近鄰省份為主。這其中，與廣東同屬中南大區的湖南佔比最高，佔省際流動人口的比重達到了22.2%，大約有400萬人。另外一個鄰省廣西位居第二，在370萬人左右。來自四川和湖北的分別為10.65%和10.09%。這其中，來自湖北的流動人口大概181.2萬人，
在湖北之後，江西、河南、貴州、重慶福建分列4到9位。總體上看，珠三角的省際流動人口，來自疫情中心湖北及湖北周邊的湖南、重慶、河南的總量較大，這些省份當前的防控壓力較大。作為輸入地的珠三角，自然壓力也比較大。
當前珠三角主要城市的確診病例數量來看，兩大一線深圳和廣州最多，截至到2月9日累計，深圳市368例、廣州市313例。這兩大一線城市都是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城市人口流動性大。這其中，廣州的外來人口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廣東省內其他地市，深圳的外來流入人口中省際流動的比例更高。再加上深圳的非戶籍人口65.1%，因為未來深圳的返程流入規模可謂是珠三角最大的。
廣深確診病例多，還有其他因素，比如近年來“反向春運”作為一種特殊的過年方式正保持持續增長的態勢，廣深冬天氣候溫暖，也吸引了很多老人前往子女工作地過年。
廣深之外，位居第三的不是東莞，也不是佛山，而是常住人口僅有189萬的珠海，確診病例達到了85例，從確診病例與人口總數的比例來看，是全省最高的。這主要與珠海宜人的環境，春節有不少外地人來度假有關係。
珠海市衛生健康局局長徐超龍近日回應稱，從目前珠海發現的確診病例來看，主要表現為輸入性病例和輸入性病例引起的家庭聚集性病例，這與珠海旅遊城市的特點相關，流動人口居多，又恰逢春節探親、來珠赴澳旅遊高峰，所以導致珠海確診病例數量上升較快。
不過相比之下，廣東另外兩個製造業大市東莞和佛山雖然目前確診的病例沒有珠海多，但接下來返程的人口數量要比珠海多得多。比如東莞外來常住人口607萬人，佔全市人口比重高達72.4%。佛山這一比例也高達52.6%，達到415.68萬人。從產業結構上看，這兩座城市以製造業為主，從時間軸上算，由於很多工廠放假較早，很多產業工人已經在20日之前返鄉。因此現在返程和復工之際，這兩座城市面臨的壓力可謂相當大。
東莞一家衛浴企業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製造業企業，肯定需要工人現場操作。目前企業復工面臨著一大問題就是口罩比較緊缺。另外，需要提前排查每個員工的健康狀況，排除所有潛在的風險，絕不能因小失大。
表：各省份最新確診數量（截至2月10日15：00）
長三角：城市之間流動大
從2000到2010年，長三角流動人口規模由2169.22萬人增加到4783.38萬人，吸納流動人口占全國流動人口的比例保持在21%左右。
這其中，上海市2018年的統計公報顯示，上海全市常住人口總數為2423.78萬人。戶籍常住人口1447.57萬人，外來常住人口976.21萬人。外來常住人口數量居全國第一。
前述報告顯示，目前長三角區域內一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如紹興、嘉興、金華、舟山等，流動人口所佔比例均明顯上升。江蘇南部人口流入也比較強勢，緊挨著上海市形成“蘇錫常”擁有較大流動人口規模的連片走廊，並逐漸擴散北移影響到安徽省境內，如合肥等少數城市。
長三角區域內部城市發展水平梯次差異特徵明顯。多層級的區域發展體系使得長三角既有上海這類人口流入的絕對中心，也有南京、蘇州、杭州等吸引流動人口的“第二集團”，還有鹽城、滁州等人口淨流出城市。
從流動人口來源地看，來自蘇浙滬以外28省份的跨省流動人口前7位穩定集中在安徽、河南、四川、江西、貴州、湖北和湖南等鄰近省份和中西部人口流出大省，佔全部跨省流動人口的比例保持在78%左右。這其中，湖北佔了5.69%，位居第六位，也是不小的比例。
表;長三角城市群來自蘇浙滬以外的跨省人口比例
從流動人口的來源來看，包括上海、杭州、南京這些主要城市，人口流動來自三省一市（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的比例也很高。比如根據百度遷徙，上海節前跨省返鄉目的地城市前十分別是蘇州、南通、鹽城、杭州、阜陽、嘉興、合肥、無錫、六安、南京，主要是江浙和安徽，也就是長三角地區。
從人口流動的方向看，長三角城市群各個城市之間的流動十分緊密，在長三角一體化的情況下，如何做好城市群之間的聯防聯控十分關鍵。
根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每萬人感染比例方面，浙江位居全國第二，僅次於湖北。此外浙江的確診數量僅次於湖北、廣東位居全國第三。當然，這裡面光溫州市就有464例。溫州確診人數多，特殊因素在於，溫州在武漢經商群體龐大，尤其是武漢華中眼鏡城緊挨著華南海鮮市場，而眼鏡城中，又以溫州人為主，因此在此次春節返鄉過程中，輸入性病例也比較多。
京津冀、成渝、長江中游各具特點
京津冀城市群方面，數據顯示，2000年到2015年，京津冀地區流動人口規模持續增加，但增長勢頭顯著放緩。到2015年京津冀流動人口規模達到2775萬人。
這其中，北京是京津冀地區流動人口的主要聚集地，京津冀地區的全部流動人口中，49%左右集中在北京，其中來自京津冀以外地區的流動人口中，超過半數流入北京市。北京市對遠距離流動人口的吸引力更強，全市流動人口中，近七成來自京津冀以外地區。
2018年北京非戶籍人口達到764.6萬人，佔比為35.5%。從百度遷徙的趨勢來看，2月9日遷入北京的前十大省份分別是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天津、內蒙古、安徽、黑龍江和吉林。基本上以華北、東北、河南等北方地區為主。南方省份只有安徽1個。其中，河北佔比達43.96%，河北是京津冀地區的主要流出地。
相比沿海三大城市群，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流動人口主要來自區域內部居多，來自區域外流入的相對較少。數據顯示，2010年成渝城市群流動人口規模已經達到了982萬人，近年來呈現持續增長態勢。2010-2015年間又增長了近500萬人，人口流動增強。
報告顯示，成渝城市群的流動人口高度集中在成都、重慶兩個核心城市，且愈發聚集的趨勢明顯，2000年，在重慶和成都的流動人口占城市群的比例分別為29.9%和11.8%，2015年，在成渝兩地，這一比例為57.6%，聚集程度大幅度增加。2015年成都市常住人口中流動人口占比為32.4%，重慶這一比例為10.4%。
隨著成渝這兩大城市的發展，成渝城市群對區域外人口的吸引力在增強。2000年，成渝城市群流入人口中來自重慶和四川以外的其他省市人口僅佔比14.3%，2015年增至21.4%。其中成都市的流動人口中來自其他省份的比例從2000年的12.9%增加到2015年的18.3%。重慶市流動人口來自除四川以外的其他省份的比重從2000年的11.3%，增加到2015年的24%。
另外，四川和重慶近年來流向沿海發達地區的比例在下降，相比之下四川和重慶相互之間的人口流動在不斷增強。數據顯示，2015年四川成為接納重慶市流動人口數量排名第三的省份，超越福建，與浙江持平。由於文化特點，加上成渝城市群整體的快速發展，因此四川和重慶之間的人口流動保持緊密增長的態勢。
在長江中游城市群，該城市群的流動人口則以縣內流動和省內縣級流動為主，跨省流入的佔比相對穩定在1成左右，可見長江中游城市群對省外流動人口的吸引力相對有限。
另一方面，長江中游城市群可以看做是三個次一級的城市群的結合，即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和環鄱陽湖城市群為主要載體，這三大城市群聚集了各自省內大部分人口和經濟。每個城市群吸引的流動人口也主要來自省內。
具體到武漢城市群來看，武漢作為整個華中地區的大區中心城市、中部地區第一大城市和中西部地區高教實力最為雄厚的城市，2018年GDP為14847.29億元，位居全國城市第八，中部第一，經濟總量佔湖北全省比重高達37.7%，省會首位度相當高。
而周邊地區的中小城市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高新產業發展水平、城區人口規模等主要指標以及社會公共資源方面都與武漢有巨大鴻溝。在這種情況下，武漢對周邊城市的經濟輻射力相當強勁，對周邊地區中小城市人口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說，武漢與周邊的城市聯繫度非常強。
例如，武漢“封城”前的幾天，從武漢出發的熱門目的地排行榜首的城市為黃岡市，其次為孝感，這兩個城市各佔武漢出城人數比例15%，加總有150萬人左右從武漢回到這兩個城市。
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研究員馮奎說，疫情防控要落實屬地責任，同時也要聯防聯控。類似於武漢都市圈，聯防聯治應是下一步重點方向。
他建議，一是在湖北省層面建立武漢大都市圈的協調機制，共同研判疫情防治的突破重點。二是全國援助湖北，就要發揮武漢作為“總指揮部”的作用，從而高效地協調全國資源力量，儘快地控制住武漢大都市圈的疫情局面。三是要充分利用武漢的科技資源，可以考慮開展遠程的智慧醫療專家會診服務。四是加強物資等的統一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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