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樑思成曾建議在北京西部建新首都,保持二環以內老北京的原貌,你怎麼看?

一起葡萄


有些人只懂一點皮毛,就對梁思成林徽因陳佔祥等人瘋狂開炮,說這幾人為了保護古建築,不顧城市規劃,這顯然是愚夫之見。梁思成等人雖然目的有保護古建築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為了建立北京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




在1949年籌備新北京城市規劃會議中,意見主要分為兩派。第一派是以本土建築大師梁思成陳佔祥,另一派是以巴蘭尼科夫為首的蘇聯援華專家。

巴拉尼科夫認為,北京不應該僅僅只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還應該成為中國的科學技術中心和工業重要基地,為此必須大規模拆遷發展工業,讓北京成為新中國工業化時期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至於城市規劃,巴蘭尼科夫認為,應該仿效蘇聯經驗,將政府放在老城,以蘇聯莫斯科紅場為模板大規模改造天安門廣場,再以天安門為中心大規模擴建改造新的行政大廈以及政府宿舍大樓,供湧入的十幾萬軍政機關人員和其家屬居住。

蘇聯專家的方案遭到梁思成等人的強烈反對,主要意見有三條:

一,人口密度太大。當時的北京城幾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已經住下了100多萬人口,每一平方公里內人口密度達到了2萬多人,而當時的現代標準為每公里8000人,所以北京當時人口密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正常標準。


而一旦實行蘇聯專家巴爾尼科夫的意見,在北京老城大規模動遷改造建立新的行政中心,那麼將湧入十幾萬軍政人員,加上他們的家屬北京將新增60萬人口,人口密度進一步的加大,降低居住舒適度,而且勢必造成擁堵。

二,成本太高。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如果要在北京老城建立新的行政中心,需要大規模動遷改造,需要拆遷搬遷大量的民居,連蘇聯專家都承認需要很大的經濟成本。而當時的共和國剛剛建立,可謂一窮二白百廢待興。


三,保護古建築。 如果按照蘇聯專家的意見實行,北京城的古建築勢必不保,作為中國本土的建築大師,幾人都對北京城的古建築相當有感情,因為那是老祖宗留下的財富。

陳佔祥先生甚至說過:“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北京城,這塊瑰寶在規劃時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不然愧對先人。”梁思成先生聽完後答曰:“為志同道合,一見如故。”

為了保護北京這麼一座千年古都,以及為北京建立一套科學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規劃,兩人廢寢忘食反覆磋商,終於拿出了一套《梁陳方案》,準備據理力爭,梁思成更是自費刊印了一百多份,發給北京各部門領導希望取得支持,然而由於領導偏愛蘇聯專家的方案,《梁陳方案》宣告破產。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也曾為此與主持拆遷的北京副市長吳晗大吵了一架,可惜毫無作用,林徽因更是因此一病不起,一代佳人香消玉殞。萬般無奈之下,梁思成只得接受現實,說了一句名言:五十年後,歷史終將證明我是對的。


龍武驍衛


尼瑪那時候人都要餓死了凍死了,不拆城牆幹什麼?真是飽漢子不知餓漢飢,現在一個個吃飽喝足來噴這噴那了……最起碼老百姓有口飯吃,搬磚回家能補下牆,我爺爺那會兒就是拆城牆工地幹活能活下來,還拉磚回來,能蓋個房子~當初北京一大批老百姓是靠這個活下來的……


趙邦亦


從今天的角度看,幸虧沒聽梁思成的。而且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感覺當年的做法是正確的。


北京城區在十幾年前就已經修到西山腳下了,在香山和八大處的山下已經是樓房林立。北京居民,出家門就逛香山,早就不是稀罕事兒了。



假如1949年後在西邊建設新城區,那麼北京的發展將大大受到侷限。因為北京西部這塊地方,實際上是三面環山,北、西、南都是山。幾乎可以肯定,在1980年代就會把這個區域填滿,然而再無可擴展的空間。


然後,不得不重新在舊城區東部、北部、南部建立新區,實際上還是要把舊城區作為交通樞紐。只要作為樞紐,舊城區就必須改造,原有的城牆和狹窄街道都會成為巨大累贅,否則會嚴重割斷北京幾個城區。類似效果,可比照望京地區和其他城區之間那種“令人崩潰”的交通現狀。


今天,北京城區“攤大餅”其實是負面影響最小的,總比分裂成三四個甚至十幾個隔絕的“小北京”強得多。


博物館的狐狸


很多人不知道當時梁思成建議的“北京西部”到底是在哪裡。對這個問題是人云亦云。


梁思成建議,把首都的行政中心,政府辦公區建在北京城牆外,建成一個巨大的新城區,而老北京城內則作為陳列館不做改變。


但這個新城區其實距離老北京不遠,其實也在北京三環以內,具體位置就在月壇和公主墳之間,我在圖上標明瞭位置,

1,就是梁思成建議的新行政中心所在地,靠近北京西站。

2,就是老北京城牆的範圍,

3,則是2019年剛剛搬遷到通州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


後來建國後其實部分機關辦公地點確實是設在梁思成建議的地點了,所以梁思成的方案其實是被部分採用了。



而梁思成的另一個建議是對北京城內不做任何改變,無論新北京或者老北京不搞任何工業建設,但從建國初期的情況看, 北京240萬人口中有1/8是失業者,當時的迫切問題是給這些人就業,以實現社會穩定,所以蘇聯專家建議把北京建設成工業大城市。這是最快解決就業的辦法。


在我們今天絕大部分人至少能吃飽飯,當然覺得拆了城牆修公路和工廠不對,但對於建國初期的人來說,吃飽飯才是第一位的。


畢竟城市是為人服務的,不是反過來讓人餓著肚子,為了保障舊城牆舊建築而做出犧牲。。


閉家鎖的紅楓


新中國成立,我國很多老舊建設、廟宇、街區被拆除,使得封建社會的街頭舊貌不復存在,改而是新時代的迅速崛起,這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勃勃生機。那麼在1949年,梁思成卻提議在北京西部地區建立新首都,以便保存北京二環之內的老北京風貌,對此大家怎麼看呢?

古代的北京城,一直以來都是皇族安居的首都重城,因此各種古建築設施齊全,人流擁擠。假若老北京城一直得到保存,不被拆除不被破壞的話,現今應該是全球絕無僅有的最大規模的歷史古城,而該地方的歷史遺址則遠遠勝過任何地方的遺址,是一件令人十分吃驚跟震撼的事情。當年梁思成先生,身為中國的建築師跟歷史學家,他的觀點跟看法有著獨特之處,其目的就是想保護我國的古代建築以及保存歷史文化,所以他才提出保存二環以內老北京原貌的建議。

據說,該提議並非梁思成一人提出,另一位建築專家陳佔祥也有參與。他們聯合制訂了一份《梁陳方案》,其中大概內容是想遵從“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發展方針,去對老北京城施行更久遠更科學的規劃跟建設。因此倆人聯合給出了老北京整體規劃與保護的大體思路,並且提議在北京的西部,石景山周圍設立新的行政工作中心,以便防護老北京的古建築,甚至還可以省下不少建築勞力跟資源,畢竟老北京的街區需要拆了重建,而石景山的附近空地多,直接建就好。

另外,梁思成跟陳佔祥是想讓新舊兩個城市一起發展,促進各方的就業與居住的統一,減少人民更多的跨街區活動,以免因人口逐漸增長之後,帶來擁堵現象。除了減輕交通擁堵現象外,還可以快捷發展經濟,還能把老北京古城區發展為旅遊勝地。因此說,梁思成兩人的出發點是好的,儘管這份方案闡述得很詳細,但是因為一些歷史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採用,最終北京城就發展成了現今的繁榮都城。

後來,梁思成對吳晗深表不滿,並且說出一句:“五十年後歷史會證明我是對的”,然而隨著北京政府東遷,以及對百年大計的推行,使得越來越多的國人認同。雖然老北京舊建築,擁有著強烈的時代烙印,但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從這方面可以體現出,當年改造決策人員的思想。

畢竟在經歷戰火跟忍辱負重後,需要煥然一新的改革跟新嘗試,特別是改革初期,我國政府人員受到蘇聯專家的觀點影響,經過爭議跟權衡後,決定以天安門為中心開始拆舊建新。不過當時的拆遷工作者也有著自己的觀點,僅是拆掉了城牆跟城牆,把大部分皇家建築給完整保存了下來。

雖然梁思成的方案,沒有在北京城施行,但是被山西大同市的市長所採用。並且根據此方案對大同施行了古城新城並肩發展的政策,最終使得大同成為一市雙城,使得古城有它的歷史文化韻味,新城有他的新時代潮流風格,這對梁思成先生跟陳佔祥先生來講無疑是一種安慰。

我國從60年代到70年這10年中,因為改革需要拆除了不少封建迷信古蹟,以及大批文化遺址,但是仔細一想確實符合當時進入新時代的步伐,對此好壞與否各有褒貶,只能說我們仍需要以史為鑑,對歷史始終保持一顆敬畏的心。


貓眼觀史


借用梁思成先生的女兒的一句話:每次在夕陽時分,當我穿行在北京城。我眼裡看到的,仍然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但它錯過了超越巴黎、羅馬的機會。


上世紀50年代,北京還有16座高大厚重的城門,以及幾十公里的城牆,它們為什麼不復存在了?當今中國,有一個人人耳熟能詳的詞——強拆。實際上這個中國一個最大最完整的古城就是被強拆的。

書卷,字畫,碑刻,廟宇,居屋式樣,古代城垣等等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對它的實體保護是至關重要的。梁思成無疑是很愛北京城的,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深愛著中國古建築和中國文化。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他們就非常擔憂北京城內的古建築在攻城中遭受破壞,怕這座古老的京城毀滅於炮火之中。梁思成在著作中這樣描述當時的北京城:為世界現存中古時代都市之最偉大者!

“梁陳方案”

當年的北京城市建設,“蘇聯市政建設專家巴蘭尼克夫提交的總體思路是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建設首都行政中心。”他們執意要建一個莫斯科紅場的翻版。

當年,梁思成則要把北京城牆變成一個環城立體公園:“城牆上面,平均寬度約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夏季黃昏,可供數十萬人納涼遊息。還有城樓角樓等可以闢為閱覽室、茶點鋪。這樣的環城立體公園,是世界獨一無二的.....”

梁先生的想法其實很浪漫:若能保全首都城牆,今日之北京會是比羅馬,巴黎等輝煌的多的歷史名城。

1950年,梁思成與陳佔祥聯名上書,建議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在公主墳以東、月壇以西,建立一個新的北京行政中心,這就是著名的“梁陳方案”。

“全國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說過,北京最大的建築物是城牆,要不要拆應當從全國範圍鄭重考慮。”

梁思成哭城門

但是北京城的發展,朝著“梁陳方案”相反的方向,迅猛的展開了。長安左門、長安右門、地安門、牌樓等依次被拆除。梁思成與主拆派多次劇烈爭吵,也多次在會場失聲痛哭。至今,在北京老一輩兒居民裡,還流傳著梁思成先生哭城門的故事。

1952年5月,北京相關會議決定大規模拆除北京各處牌樓、城門、古城牆等古建築。梁思成夫婦竭力反對,拼命呼籲相關部門保護好古建築。但是他們無力扭轉“局勢”,他們的聲音被湮沒了。

1953年,梁思成夫人林徽因,為了保住永定門城樓,曾說:你們拆去的是有著八百年曆史的真古董......遲早會後悔,那時再蓋的就是假古董......;

次年7月拆除運動開始,梁思成一邊痛哭多日,林徽因更是在幽憤之中病倒了。

這一年,林徽因病重不得不住進醫院,躺在病床上她還在說:“為什麼我們的博物館的玻璃櫥裡精心保存幾塊殘磚碎瓦,同時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不久,梁思成也病倒進了醫院,住在林徽因的隔壁,病情稍微好轉,他就過來看林徽因。林徽因這時已經難以開口說話了,並拒絕再吃藥,兩人只能默默相對。有一天晚上深夜,林徽因突然讓護士叫隔壁的丈夫過來,護士回答:夜深了,有話明天再說吧。在第二天黎明到來之前,林徽因永遠地合上了雙眼。

1957年要扒北京古城門古城牆時,梁思成曾說:“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的一塊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牆,就像割掉我的一層皮!”

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牆和城樓,基本都拆完了。而內城直到60年代末才全部拆完。

有人說,梁思成50多年前預言了今天的北京,將行政事業單位轉移向“北京副中心”──通州。

當年,梁思成和留英回來的城市規劃專家陳佔祥提出在舊城外的西側另闢新區,建設新中國的政治心臟,用一條便捷的東西幹道連接新舊二城,像扁擔一樣擔起中國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館。

在王軍的《城記》裡,很清楚的描寫了保留城牆、分散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梁陳方案”。沒有什麼規劃方案百分之百沒有缺點,但人們越來越認為“梁陳方案”更為合理。可參見如今巴黎的城市面貌。

2012年,位於北京東城區北總布衚衕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當時媒體記者為此採訪梁思成的女兒。她說:對我來說,無論是那個房子,還是北京城,早不不存在了。我只是住在一個叫北京的地方,它早就不是我的北京城了。每次在夕陽時分,當我穿行在北京城。我眼裡看到的,仍然是一座偉大的城市,但它錯過了超越巴黎、羅馬的機會。

民國時期的外國學者

瑞典美術史家、漢學家奧斯伍爾德・喜仁龍(Osvald Siren,1879~1966)的著作《北京的城牆和城門》,198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了中文譯本。在英文原版中,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所以撰寫這本書,是鑑於北京城門的美”。值得特別一提的是,作者鑑於1920年代所見到的北京古城遭受的一步步破壞,特別希望“能夠引起人們對北京城牆和城門這些歷史古蹟的興趣,能夠多少反映出它們的美”,即算是滿足了自己的心願,“並感到自己對中國這座偉大的都城盡了一點責任”——不想四十年後,當北京古城牆遭到毀滅性地拆除之後,《北京的城牆和城門》一書由於是迄今為止關於北京城牆與城門最為完整詳實的資料。

喜仁龍對內城正陽門、阜成門,外城永定門、西便門等進行了極為詳細的測繪(永定門甚至有兩幅水彩渲染圖),其餘各門及角樓也有簡單測繪。梁思成雖然力保城牆,並且曾經測繪了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的古建築,卻一直沒有機會仔細測繪他最珍愛的北京城牆。今天,永定門能得以復建,很大程度上要靠喜仁龍的圖紙。將來,假如北京要把城牆重新蓋起來(建築師張永和就曾經這麼說過),那麼喜仁龍的圖紙、照片都將起到關鍵作用。

民國時期的外國學者對中國建築的研究頗有成績。研究近代北京史就會發現,最早被老北京和中國古建築打動並開始致力於研究的人是外國人,如喜仁龍,或者德國、日本學者,還有美國建築師墨菲(清華、北大校園的設計者)。有人說,北京城牆遇到喜仁龍以及喜仁龍遇到北京城牆,於二者都是莫大的幸運!


俗人俗語俗評


梁思成是中國近代建築史的宗師

專事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說:梁思成是研究“中國建築歷史的宗師”

梁思成出生於日本,畢業於清華大學,在美國留學,曾在美國費城賓州大學建築系學習,還在哈佛大學專門研究過建築史,可謂是在建築方面頗有造詣!

學業有成後,與知名才女林徽因結婚,回國,才是投身於祖國建設,正是他在瀋陽的東北大學,創立了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第一個建築學系。

抗日戰爭期間,有條件出國的梁思成卻沒有逃亡,在戰亂中,投身於祖國的建築建設。

和林徽因等人先後踏遍中國十五省二百多個縣,測繪和拍攝二千多件唐、宋、遼、金、元、明、清各代保留下來的古建築遺物,包括天津薊縣遼代建築獨樂寺觀音閣、寶坻遼代建築廣濟寺、河北正定遼代建築隆興寺、山西遼代應縣木塔、大同遼代寺廟群華嚴寺和善化寺、河北趙州隋朝建造的安濟橋等。

這讓他名聲鵲起,解放戰爭結束後,受聘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並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建築師。因他在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後來回到清華創建了建築系。

回到問題:怎麼看待梁思成曾建議在北京西部建新首都,保持二環以內老北京的原貌?

為什麼梁思成會提出建議呢?

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大搞發展,開始現代化,舊建築的逐漸消失似乎已成定局,毛澤東曾在天安門上,用手指著廣場以南一帶興奮地對站在身邊的北京市市長彭真說:“將來從天安門上望過去,四面全是煙囪!”

而作為建築師的梁思成,想吸取西方工業化國家百年來的發展經驗,解決中國工業化過程中的城市問題,希望把北京城建成像華盛頓那樣“風景優美、高度綠化、不發展大規模工業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羅馬和雅典那樣的世界旅遊城市”。

梁思成和留學英國利物浦大學建築學院、師從著名都市規劃大師阿伯克隆比爵士研究都市計劃立法的我國著名規劃學家陳佔祥一起,向北京當局遞交了他們草擬的《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議》(即著名的“梁陳方案”)。

方案依照古今兼顧、新舊兩立的原則,從佔地面積、交通聯繫、長遠發展等幾個方面詳細論證,建議從北京的長遠發展考慮,應將新的行政中心放在京城西郊,而將擁有眾多文化遺址的舊城完整地保存下來。

然而梁思成的想法並沒有得到上級的重視,整座北京城都開始破舊立新,先是拆掉古老城牆,再到牌樓,這可把梁思成都急哭了,在周總理的幫忙下,勸住了毛主席才留下了一些古蹟。

更讓他難受的是,民間的媒體報紙也開始發文批判梁思成的建築思想。

“梁思成口口聲聲是‘對人的關懷’,但他的‘理論’和他的所作所為,都徹底地證明了他根本缺乏‘對人的關懷’。如果有,那只是出於反動階級的立場,他才把建築藝術看做是沒有階級性的,才產生了他這一套資產階級、封建階級的復古主義論調,才要我國現代新建的一切建築物都紋絲不動地向古代反動的宮殿、廟宇、衙署和住宅看齊。”

這讓梁思成無奈地低下了頭,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他不再做無謂的抗爭了。

最讓人心疼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梁思成的作品被翻出來了,被當作“復古”典型批判並抄家,所收藏的全部圖書資料被沒收。

一代建築宗師也病史於文革期間,讓人唏噓。

我覺得梁思成的建議是最理想的狀態

然而新中國成立,這是大力搞發展搞生產力的時期,迅速現代化才是重任,梁思成的想法註定會被髮展扼殺在理想的搖籃裡。


洞察歷史君


梁思成的北京老城的保護與新城佈局的建議在當下已無實質借鑑意義。北京解放後經過70年的破壞與新建、已把老北京城弄的支離破碎、除了一些老街區得已保存,但北京的大格局已脫胎換骨……大的說:1、北京的城牆、城門樓、護城河、北京中軸線天安門廣場的建築,或拆或建成新的地標建築,這是不可逆的變化。2、主要街區變化徹底,像西單、王府井、前門大街、天橋、萊市口、崇文門……等傳統街區變化、完全蛻走老北京的面貌、更像是一個某一發達國家的街區。3、現存被保護下來的傳統四合院建築已不能滿足現代社會人們生活的需求,而為保護而保護的一切提升、並未徹底改變這些四合院的居住功能。衚衕窄、院子亂、住房面積小,衛生間廚房的上水、下水、燃氣以及網絡入戶都改變了四合院的完整性。停車不方便、停止難更是傳統街區享受現代文明的痛店。76年唐山大地震後在四合院及衚衕出現抗震棚演變成現在的“永久建築”、這一擊徹底將四合院變成了大雜院。……

所以,現在再提樑思成的老北京城保護話題其最大的作用就是“以史為鑑”。既然“老北京城”沒了、再費盡心思的“復古”也只是沒了文化傳承的贗品了。既然老北京沒了就應該與時俱進,承認過去的過失,在現有條件上彌補完善和拯救。如一些被中央單位佔用老寺廟建築、王府建築、皇家園林建築搬遷出來、還院、還園於民,使之成為老百姓的休閒娛樂場所。統一規劃老街區、在改造與保護的同時完善補齊現在社會功能,創造一些在以後若干年被稱為老北京,不能一味的說“老”就是好、應該在保護的基礎上讓老街區煥發該有的新品質,在改造中得到整體提升。

當下的北京應該著眼現實,以提升品質、保護京味文化、皇家園林文化、體現首都功能的老城改造是當下城市建設者新課題……


雪下小草


“50年後,歷史會證明,我是對的,你們是錯的!” 一語成讖,當年梁公和林徽因先生對吳晗的斥責痛罵和絕望痛哭,如今隨著北京市政府的東遷以及千年大計的興建,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

如果北京城被完整的保留至今,那麼這將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最大規模的現存古城,遠勝於中外的任何城市和遺產。然而令人震驚和遺憾的是,北京古城的消亡,卻並不是因為戰爭、自然災害或者是建築的自然損毀,而是人為的拆除,這不能不讓人感到萬分的痛惜和無奈!

這其中雖然有著很強的歷史原因和時代烙印,但是不得不說,當時的決策者和人們均普遍缺乏一種對待歷史、文物和遺產的尊崇和保護意識,這也是反映出了當時一些決策者思想的侷限性。在經歷了百年的屈辱和沉重壓迫之後,決策者迫切需要做出一番煥然一新的改變和嘗試,因此,在一些蘇聯“專家”的慫恿和指導之下,經過一番爭論和權衡之後,還是依然做出了以天安門為中心拆除建新的決定。不過幸好執行者並未完全喪失理智,僅僅是拆除了城門和城牆,而代表皇權的一些古建築遺蹟還是完好的保留了下來。

現如今,名曰850年建都史的北京城,只剩下些七零八落的倖存古蹟和堂而皇之複製重建的“假古董”,全然沒有了當初成建制的城垣九門和“八臂哪吒城”的影子。

複製重建的永定門城樓

倖存的德勝門箭樓

然而,雪崩發生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在首都北京的這種號召和帶動之下,全國的文物保護就可想而知了。特別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末那十年中,被人為破壞的文化古蹟就更不勝枚舉了。而這其中的踐行者,卻正是我們的很多父輩、長輩們的所為,因此,我們能說什麼呢?

對歷史保持敬畏、以史為鑑,或許是我們唯一能做的,包括這些已經發生,卻無法挽回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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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城記》的人都會了解這一段歷史,梁陳方案之所以沒有被採納,主要還是當時蘇聯專家的意見。

當時蘇聯專家認為,新中國剛剛成立,基礎不穩,而北平城裡的市民主要成分是手工業者和小業主,沒有工業農業基礎。如果不改造老城,直接建新城,一旦出現問題,對於老城是沒有控制能力的。

因此,改造舊城,在舊城的基礎上建立新中國的首都就成了首選。而具體的措施,就是拆掉城牆,擴充城區範圍,讓政府機關學校進駐原來的王府花園,既節省成本,又對原有的階級進行改造,淡化原有階級的影響。比如東交民巷、東四等很多王宮貴族的府邸被佔用。

當然,僅此還是不夠,蘇聯專家還規劃了在京城的南部兩側,建立大量工業,如西南的首鋼,東南的化工廠,汽車廠等。這些工人階級拱衛著首都的南大門。

歷史不能簡單分對錯,但可以以史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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