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葡萄

有些人只懂一点皮毛，就对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等人疯狂开炮，说这几人为了保护古建筑，不顾城市规划，这显然是愚夫之见。梁思成等人虽然目的有保护古建筑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建立北京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

在1949年筹备新北京城市规划会议中，意见主要分为两派。第一派是以本土建筑大师梁思成陈占祥，另一派是以巴兰尼科夫为首的苏联援华专家。

巴拉尼科夫认为，北京不应该仅仅只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还应该成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中心和工业重要基地，为此必须大规模拆迁发展工业，让北京成为新中国工业化时期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至于城市规划，巴兰尼科夫认为，应该仿效苏联经验，将政府放在老城，以苏联莫斯科红场为模板大规模改造天安门广场，再以天安门为中心大规模扩建改造新的行政大厦以及政府宿舍大楼，供涌入的十几万军政机关人员和其家属居住。

苏联专家的方案遭到梁思成等人的强烈反对，主要意见有三条：

一，人口密度太大。当时的北京城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已经住下了100多万人口，每一平方公里内人口密度达到了2万多人，而当时的现代标准为每公里8000人，所以北京当时人口密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标准。

而一旦实行苏联专家巴尔尼科夫的意见，在北京老城大规模动迁改造建立新的行政中心，那么将涌入十几万军政人员，加上他们的家属北京将新增60万人口，人口密度进一步的加大，降低居住舒适度，而且势必造成拥堵。

二，成本太高。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如果要在北京老城建立新的行政中心，需要大规模动迁改造，需要拆迁搬迁大量的民居，连苏联专家都承认需要很大的经济成本。而当时的共和国刚刚建立，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

三，保护古建筑。 如果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实行，北京城的古建筑势必不保，作为中国本土的建筑大师，几人都对北京城的古建筑相当有感情，因为那是老祖宗留下的财富。

陈占祥先生甚至说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在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不然愧对先人。”梁思成先生听完后答曰：“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为了保护北京这么一座千年古都，以及为北京建立一套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两人废寝忘食反复磋商，终于拿出了一套《梁陈方案》，准备据理力争，梁思成更是自费刊印了一百多份，发给北京各部门领导希望取得支持，然而由于领导偏爱苏联专家的方案，《梁陈方案》宣告破产。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曾为此与主持拆迁的北京副市长吴晗大吵了一架，可惜毫无作用，林徽因更是因此一病不起，一代佳人香消玉殒。万般无奈之下，梁思成只得接受现实，说了一句名言：五十年后，历史终将证明我是对的。

龙武骁卫

尼玛那时候人都要饿死了冻死了，不拆城墙干什么？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饥，现在一个个吃饱喝足来喷这喷那了……最起码老百姓有口饭吃，搬砖回家能补下墙，我爷爷那会儿就是拆城墙工地干活能活下来，还拉砖回来，能盖个房子～当初北京一大批老百姓是靠这个活下来的……

赵邦亦

从今天的角度看，幸亏没听梁思成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感觉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

北京城区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修到西山脚下了，在香山和八大处的山下已经是楼房林立。北京居民，出家门就逛香山，早就不是稀罕事儿了。

假如1949年后在西边建设新城区，那么北京的发展将大大受到局限。因为北京西部这块地方，实际上是三面环山，北、西、南都是山。几乎可以肯定，在1980年代就会把这个区域填满，然而再无可扩展的空间。

然后，不得不重新在旧城区东部、北部、南部建立新区，实际上还是要把旧城区作为交通枢纽。只要作为枢纽，旧城区就必须改造，原有的城墙和狭窄街道都会成为巨大累赘，否则会严重割断北京几个城区。类似效果，可比照望京地区和其他城区之间那种“令人崩溃”的交通现状。

今天，北京城区“摊大饼”其实是负面影响最小的，总比分裂成三四个甚至十几个隔绝的“小北京”强得多。

博物馆的狐狸

很多人不知道当时梁思成建议的“北京西部”到底是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是人云亦云。

梁思成建议，把首都的行政中心，政府办公区建在北京城墙外，建成一个巨大的新城区，而老北京城内则作为陈列馆不做改变。

但这个新城区其实距离老北京不远，其实也在北京三环以内，具体位置就在月坛和公主坟之间，我在图上标明了位置，

1，就是梁思成建议的新行政中心所在地，靠近北京西站。

2，就是老北京城墙的范围，

3，则是2019年刚刚搬迁到通州的北京市政府所在地。

后来建国后其实部分机关办公地点确实是设在梁思成建议的地点了，所以梁思成的方案其实是被部分采用了。

而梁思成的另一个建议是对北京城内不做任何改变，无论新北京或者老北京不搞任何工业建设，但从建国初期的情况看， 北京240万人口中有1/8是失业者，当时的迫切问题是给这些人就业，以实现社会稳定，所以苏联专家建议把北京建设成工业大城市。这是最快解决就业的办法。

在我们今天绝大部分人至少能吃饱饭，当然觉得拆了城墙修公路和工厂不对，但对于建国初期的人来说，吃饱饭才是第一位的。

毕竟城市是为人服务的，不是反过来让人饿着肚子，为了保障旧城墙旧建筑而做出牺牲。。

闭家锁的红枫

新中国成立，我国很多老旧建设、庙宇、街区被拆除，使得封建社会的街头旧貌不复存在，改而是新时代的迅速崛起，这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勃勃生机。那么在1949年，梁思成却提议在北京西部地区建立新首都，以便保存北京二环之内的老北京风貌，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古代的北京城，一直以来都是皇族安居的首都重城，因此各种古建筑设施齐全，人流拥挤。假若老北京城一直得到保存，不被拆除不被破坏的话，现今应该是全球绝无仅有的最大规模的历史古城，而该地方的历史遗址则远远胜过任何地方的遗址，是一件令人十分吃惊跟震撼的事情。当年梁思成先生，身为中国的建筑师跟历史学家，他的观点跟看法有着独特之处，其目的就是想保护我国的古代建筑以及保存历史文化，所以他才提出保存二环以内老北京原貌的建议。

据说，该提议并非梁思成一人提出，另一位建筑专家陈占祥也有参与。他们联合制订了一份《梁陈方案》，其中大概内容是想遵从“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发展方针，去对老北京城施行更久远更科学的规划跟建设。因此俩人联合给出了老北京整体规划与保护的大体思路，并且提议在北京的西部，石景山周围设立新的行政工作中心，以便防护老北京的古建筑，甚至还可以省下不少建筑劳力跟资源，毕竟老北京的街区需要拆了重建，而石景山的附近空地多，直接建就好。

另外，梁思成跟陈占祥是想让新旧两个城市一起发展，促进各方的就业与居住的统一，减少人民更多的跨街区活动，以免因人口逐渐增长之后，带来拥堵现象。除了减轻交通拥堵现象外，还可以快捷发展经济，还能把老北京古城区发展为旅游胜地。因此说，梁思成两人的出发点是好的，尽管这份方案阐述得很详细，但是因为一些历史问题，始终没有得到采用，最终北京城就发展成了现今的繁荣都城。

后来，梁思成对吴晗深表不满，并且说出一句：“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然而随着北京政府东迁，以及对百年大计的推行，使得越来越多的国人认同。虽然老北京旧建筑，拥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但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从这方面可以体现出，当年改造决策人员的思想。

毕竟在经历战火跟忍辱负重后，需要焕然一新的改革跟新尝试，特别是改革初期，我国政府人员受到苏联专家的观点影响，经过争议跟权衡后，决定以天安门为中心开始拆旧建新。不过当时的拆迁工作者也有着自己的观点，仅是拆掉了城墙跟城墙，把大部分皇家建筑给完整保存了下来。

虽然梁思成的方案，没有在北京城施行，但是被山西大同市的市长所采用。并且根据此方案对大同施行了古城新城并肩发展的政策，最终使得大同成为一市双城，使得古城有它的历史文化韵味，新城有他的新时代潮流风格，这对梁思成先生跟陈占祥先生来讲无疑是一种安慰。

我国从60年代到70年这10年中，因为改革需要拆除了不少封建迷信古迹，以及大批文化遗址，但是仔细一想确实符合当时进入新时代的步伐，对此好坏与否各有褒贬，只能说我们仍需要以史为鉴，对历史始终保持一颗敬畏的心。

猫眼观史

借用梁思成先生的女儿的一句话：每次在夕阳时分，当我穿行在北京城。我眼里看到的，仍然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它错过了超越巴黎、罗马的机会。

上世纪50年代，北京还有16座高大厚重的城门，以及几十公里的城墙，它们为什么不复存在了？当今中国，有一个人人耳熟能详的词——强拆。实际上这个中国一个最大最完整的古城就是被强拆的。

书卷，字画，碑刻，庙宇，居屋式样，古代城垣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对它的实体保护是至关重要的。梁思成无疑是很爱北京城的，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深爱着中国古建筑和中国文化。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前夕，他们就非常担忧北京城内的古建筑在攻城中遭受破坏，怕这座古老的京城毁灭于炮火之中。梁思成在著作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北京城：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都市之最伟大者！

“梁陈方案”

当年的北京城市建设，“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提交的总体思路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他们执意要建一个莫斯科红场的翻版。

当年，梁思成则要把北京城墙变成一个环城立体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纳凉游息。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阅览室、茶点铺。这样的环城立体公园，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梁先生的想法其实很浪漫：若能保全首都城墙，今日之北京会是比罗马，巴黎等辉煌的多的历史名城。

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联名上书，建议完整保存北京古城，在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建立一个新的北京行政中心，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

“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也说过，北京最大的建筑物是城墙，要不要拆应当从全国范围郑重考虑。”

梁思成哭城门

但是北京城的发展，朝着“梁陈方案”相反的方向，迅猛的展开了。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地安门、牌楼等依次被拆除。梁思成与主拆派多次剧烈争吵，也多次在会场失声痛哭。至今，在北京老一辈儿居民里，还流传着梁思成先生哭城门的故事。

1952年5月，北京相关会议决定大规模拆除北京各处牌楼、城门、古城墙等古建筑。梁思成夫妇竭力反对，拼命呼吁相关部门保护好古建筑。但是他们无力扭转“局势”，他们的声音被湮没了。

1953年，梁思成夫人林徽因，为了保住永定门城楼，曾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迟早会后悔，那时再盖的就是假古董......;

次年7月拆除运动开始，梁思成一边痛哭多日，林徽因更是在幽愤之中病倒了。

这一年，林徽因病重不得不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她还在说：“为什么我们的博物馆的玻璃橱里精心保存几块残砖碎瓦，同时却把保存完好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建筑拆得片瓦不留呢？”不久，梁思成也病倒进了医院，住在林徽因的隔壁，病情稍微好转，他就过来看林徽因。林徽因这时已经难以开口说话了，并拒绝再吃药，两人只能默默相对。有一天晚上深夜，林徽因突然让护士叫隔壁的丈夫过来，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说吧。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林徽因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1957年要扒北京古城门古城墙时，梁思成曾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

1958年底，北京外城的城墙和城楼，基本都拆完了。而内城直到60年代末才全部拆完。

有人说，梁思成50多年前预言了今天的北京，将行政事业单位转移向“北京副中心”──通州。

当年，梁思成和留英回来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用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像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馆。

在王军的《城记》里，很清楚的描写了保留城墙、分散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梁陈方案”。没有什么规划方案百分之百没有缺点，但人们越来越认为“梁陈方案”更为合理。可参见如今巴黎的城市面貌。

2012年，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除，当时媒体记者为此采访梁思成的女儿。她说：对我来说，无论是那个房子，还是北京城，早不不存在了。我只是住在一个叫北京的地方，它早就不是我的北京城了。每次在夕阳时分，当我穿行在北京城。我眼里看到的，仍然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它错过了超越巴黎、罗马的机会。

民国时期的外国学者

瑞典美术史家、汉学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8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了中文译本。在英文原版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者鉴于1920年代所见到的北京古城遭受的一步步破坏，特别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能够多少反映出它们的美”，即算是满足了自己的心愿，“并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不想四十年后，当北京古城墙遭到毁灭性地拆除之后，《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由于是迄今为止关于北京城墙与城门最为完整详实的资料。

喜仁龙对内城正阳门、阜成门，外城永定门、西便门等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测绘（永定门甚至有两幅水彩渲染图），其余各门及角楼也有简单测绘。梁思成虽然力保城墙，并且曾经测绘了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的古建筑，却一直没有机会仔细测绘他最珍爱的北京城墙。今天，永定门能得以复建，很大程度上要靠喜仁龙的图纸。将来，假如北京要把城墙重新盖起来（建筑师张永和就曾经这么说过），那么喜仁龙的图纸、照片都将起到关键作用。

民国时期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颇有成绩。研究近代北京史就会发现，最早被老北京和中国古建筑打动并开始致力于研究的人是外国人，如喜仁龙，或者德国、日本学者，还有美国建筑师墨菲（清华、北大校园的设计者）。有人说，北京城墙遇到喜仁龙以及喜仁龙遇到北京城墙，于二者都是莫大的幸运！

俗人俗语俗评

梁思成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宗师

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梁思成出生于日本，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美国留学，曾在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还在哈佛大学专门研究过建筑史，可谓是在建筑方面颇有造诣！

学业有成后，与知名才女林徽因结婚，回国，才是投身于祖国建设，正是他在沈阳的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

抗日战争期间，有条件出国的梁思成却没有逃亡，在战乱中，投身于祖国的建筑建设。

这让他名声鹊起，解放战争结束后，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后来回到清华创建了建筑系。

回到问题：怎么看待梁思成曾建议在北京西部建新首都，保持二环以内老北京的原貌？

为什么梁思成会提出建议呢？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大搞发展，开始现代化，旧建筑的逐渐消失似乎已成定局，毛泽东曾在天安门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一带兴奋地对站在身边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说：“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

而作为建筑师的梁思成，想吸取西方工业化国家百年来的发展经验，解决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城市问题，希望把北京城建成像华盛顿那样“风景优美、高度绿化、不发展大规模工业的政治文化中心”，“能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世界旅游城市”。

梁思成和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师从著名都市规划大师阿伯克隆比爵士研究都市计划立法的我国著名规划学家陈占祥一起，向北京当局递交了他们草拟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

方案依照古今兼顾、新旧两立的原则，从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个方面详细论证，建议从北京的长远发展考虑，应将新的行政中心放在京城西郊，而将拥有众多文化遗址的旧城完整地保存下来。

然而梁思成的想法并没有得到上级的重视，整座北京城都开始破旧立新，先是拆掉古老城墙，再到牌楼，这可把梁思成都急哭了，在周总理的帮忙下，劝住了毛主席才留下了一些古迹。

更让他难受的是，民间的媒体报纸也开始发文批判梁思成的建筑思想。

这让梁思成无奈地低下了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不再做无谓的抗争了。

最让人心疼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梁思成的作品被翻出来了，被当作“复古”典型批判并抄家，所收藏的全部图书资料被没收。

一代建筑宗师也病史于文革期间，让人唏嘘。

我觉得梁思成的建议是最理想的状态

然而新中国成立，这是大力搞发展搞生产力的时期，迅速现代化才是重任，梁思成的想法注定会被发展扼杀在理想的摇篮里。

洞察历史君

梁思成的北京老城的保护与新城布局的建议在当下已无实质借鉴意义。北京解放后经过70年的破坏与新建、已把老北京城弄的支离破碎、除了一些老街区得已保存，但北京的大格局已脱胎换骨……大的说：1、北京的城墙、城门楼、护城河、北京中轴线天安门广场的建筑，或拆或建成新的地标建筑，这是不可逆的变化。2、主要街区变化彻底，像西单、王府井、前门大街、天桥、莱市口、崇文门……等传统街区变化、完全蜕走老北京的面貌、更像是一个某一发达国家的街区。3、现存被保护下来的传统四合院建筑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生活的需求，而为保护而保护的一切提升、并未彻底改变这些四合院的居住功能。胡同窄、院子乱、住房面积小，卫生间厨房的上水、下水、燃气以及网络入户都改变了四合院的完整性。停车不方便、停止难更是传统街区享受现代文明的痛店。76年唐山大地震后在四合院及胡同出现抗震棚演变成现在的“永久建筑”、这一击彻底将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

所以，现在再提梁思成的老北京城保护话题其最大的作用就是“以史为鉴”。既然“老北京城”没了、再费尽心思的“复古”也只是没了文化传承的赝品了。既然老北京没了就应该与时俱进，承认过去的过失，在现有条件上弥补完善和拯救。如一些被中央单位占用老寺庙建筑、王府建筑、皇家园林建筑搬迁出来、还院、还园于民，使之成为老百姓的休闲娱乐场所。统一规划老街区、在改造与保护的同时完善补齐现在社会功能，创造一些在以后若干年被称为老北京，不能一味的说“老”就是好、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让老街区焕发该有的新品质，在改造中得到整体提升。

当下的北京应该着眼现实，以提升品质、保护京味文化、皇家园林文化、体现首都功能的老城改造是当下城市建设者新课题……

雪下小草

“50年后，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你们是错的！” 一语成谶，当年梁公和林徽因先生对吴晗的斥责痛骂和绝望痛哭，如今随着北京市政府的东迁以及千年大计的兴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如果北京城被完整的保留至今，那么这将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规模的现存古城，远胜于中外的任何城市和遗产。然而令人震惊和遗憾的是，北京古城的消亡，却并不是因为战争、自然灾害或者是建筑的自然损毁，而是人为的拆除，这不能不让人感到万分的痛惜和无奈！

这其中虽然有着很强的历史原因和时代烙印，但是不得不说，当时的决策者和人们均普遍缺乏一种对待历史、文物和遗产的尊崇和保护意识，这也是反映出了当时一些决策者思想的局限性。在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和沉重压迫之后，决策者迫切需要做出一番焕然一新的改变和尝试，因此，在一些苏联“专家”的怂恿和指导之下，经过一番争论和权衡之后，还是依然做出了以天安门为中心拆除建新的决定。不过幸好执行者并未完全丧失理智，仅仅是拆除了城门和城墙，而代表皇权的一些古建筑遗迹还是完好的保留了下来。

现如今，名曰850年建都史的北京城，只剩下些七零八落的幸存古迹和堂而皇之复制重建的“假古董”，全然没有了当初成建制的城垣九门和“八臂哪吒城”的影子。

复制重建的永定门城楼

幸存的德胜门箭楼

然而，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在首都北京的这种号召和带动之下，全国的文物保护就可想而知了。特别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末那十年中，被人为破坏的文化古迹就更不胜枚举了。而这其中的践行者，却正是我们的很多父辈、长辈们的所为，因此，我们能说什么呢？

对历史保持敬畏、以史为鉴，或许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包括这些已经发生，却无法挽回的历史。

用户105148663707

看过《城记》的人都会了解这一段历史，梁陈方案之所以没有被采纳，主要还是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

当时苏联专家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基础不稳，而北平城里的市民主要成分是手工业者和小业主，没有工业农业基础。如果不改造老城，直接建新城，一旦出现问题，对于老城是没有控制能力的。

因此，改造旧城，在旧城的基础上建立新中国的首都就成了首选。而具体的措施，就是拆掉城墙，扩充城区范围，让政府机关学校进驻原来的王府花园，既节省成本，又对原有的阶级进行改造，淡化原有阶级的影响。比如东交民巷、东四等很多王宫贵族的府邸被占用。

当然，仅此还是不够，苏联专家还规划了在京城的南部两侧，建立大量工业，如西南的首钢，东南的化工厂，汽车厂等。这些工人阶级拱卫着首都的南大门。

历史不能简单分对错，但可以以史为鉴。

關鍵字: 北京 城市规划 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