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劉孫三家中，東吳一直被認為是存在感最稀薄的一家，孫權執掌江東後，在牌面上並不差，有哥哥孫策打下的良好基礎，但發展速度一直不快，甚至有被後來居上的劉備蓋過風頭的趨勢。其實東吳並不缺少頂級的大將，如猛將甘寧是被譽為可比曹魏張遼的人物。
甘寧曾向孫權提出“據有荊襄，西進益州”的計劃，被人熟知，頗有戰略眼光。這條策略和最初周瑜的“二分天下”的設想有些相似，是南方為一統天下而做出的大膽嘗試。
甘寧，字興霸，南陽人，客居益州，東吳名將
在東吳的發展史上，周瑜、魯肅、呂蒙都曾對集團的目標做出過調整，總體來說，周瑜和魯肅的戰略和政治目標都遠大而且清晰，他們的棋盤裡，藏的是整個天下，而呂蒙則比較追求短期利益。而後來，孫權集團自身的定位一再降低，已經不如早年間那麼宏大了。本文從早期甘寧的計劃談起，對東吳的目標調整做一分析。
早期破江夏：戰略構想初具雛形
甘寧本是南陽人，客居益州巴郡。青年時，組織過不良少年團體，還非常的招搖，背上都插著顏色鮮豔的羽毛，掛著鈴鐺，遊弋於江面，打劫來往船隻。忽然有一天，浪子回頭開始讀書，當了蜀郡的一個上計掾，負責向朝廷申報地方一年的治狀。沒多久，甘寧厭煩了，跳槽到了荊州劉表帳下。
甘寧自帶的匪氣，在當時士、庶分化嚴重的年代無疑很難被看重，他“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並受其禍，欲入東吳。”而這幾次的跳槽經歷，讓甘寧後來有了一項被孫權在意的優勢：可以帶來情報。
甘寧投奔孫權後，首先分析了形勢，“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其次是客觀條件的成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也“，並且老上司黃祖”昏耄已甚，財谷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然後提出措施，“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
甘寧的建議，明確地支持了周瑜原有的沿長江西進，取益州、漢中的大致戰略構想。在盧弼作的《三國志集解》中有這樣的批註：“此即公瑾關蜀之策，宜其識拔推薦也。”明確指出了兩者的聯繫。對孫權來說，能從敵營降將口中瞭解到敵人離心離德、有從內部瓦解跡象的情報，在情報就是生命的古代是一個契機。
孫權在這場為父報仇的戰役中，在沔口大破黃祖水軍，控制了荊州與下游揚州的銜接要點江夏，殺其將，屠其城，虜其男女數萬口。但由於此時，孫權認為此時江東尚無足夠的力量兼顧兩面，並沒有在江夏駐軍，導致這裡後來成為劉備的一個落腳點。
江夏在荊州位置，周瑜設想進益州路線
如果說這時考慮到曹操覬覦荊州，江夏是塊燙手的山芋，那麼赤壁之戰後，周瑜、甘寧等人打通了江陵一線，這時候又迎來了西進巴蜀的一個契機。遺憾的是，在這以後由於周瑜去世、借南郡給劉備的一系列變故，孫權集團的計劃完全擱淺了。
江陵、夷陵之戰：西定巴蜀有望付諸行動
赤壁之戰後，周瑜趁勝而進，意圖攻佔南郡重鎮江陵，久攻不下之時，甘寧提出了一個設想，先取上游夷陵，這裡也是日後進軍益州的重要地帶。周瑜起初並不贊同，因為力量太分散，但最終同意甘寧帶本部幾百人去試試。
甘寧進入了夷陵城中，隨即遭到了曹仁五六千人圍攻。史載：”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眾皆懼，惟寧談笑自若“，周瑜聽從呂蒙建議，率諸將救援甘寧，客觀上也分散了曹仁的兵力，其後幾戰，誘使曹仁中伏，終於進佔江陵、夷陵。
在這一系列的行動中，東吳處在一個事業的上升階段。我們做一簡單梳理。在早期的發展中，張紘、張昭等人對孫吳事業的定位是一個類似於齊桓公、晉文公的角色，斷絕於袁術的聯繫，爭取淮泗、徐州流亡人士的支持，匡扶漢室。
張紘，廣陵人，早期外來人士對孫吳集團定位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但在後來，周瑜並不覺得漢室值得扶持，在他看來，江東雖然尚未有統一天下的先例，但自戰國時楚國“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以來，這塊寶地蘊藏天子之氣的說法就不絕如縷，有望成就新的帝業。
而政治目標的實施，須得有配套的戰略目標，為此，周瑜向孫權提出了西進巴蜀、漢中的方略，靜觀北方之變，甚至想到了以後和馬超結盟的設想。只不過，這個計劃要遮蔽劉備的發展前途，僅憑著對長江狹長一線的控制，計劃非常宏大，但處境也有些脆弱。
赤壁之戰後周瑜設想，越過劉備而據有益州
可惜的是，正當周瑜準備實施計劃時，病逝在了巴丘。東吳失去了一個在集卓越軍事眼光和才幹於一身，能在行動上推動帝業的得力人物。由於，東吳的兩任都督周瑜和魯肅都不長壽，集團的政治目標和規劃再也不如之前那麼長遠和清晰，眼界逐漸降低，定位也從先前超出江東、問鼎中原，逐漸回到了穩固東南一隅。
轉變階段：戰略與政治上的雙重保守
這段時期孫劉聯盟有分歧，也有合作。為大局計，孫權方面應當在淮南以至徐州方向上帶給曹軍壓力，古語云：“守江必守淮”，無論如何掌控淮泗流域，威脅徐州腹地，有了江北的縱深，江東才會有更穩固的屏障，這是孫權始終要面對的問題。但是孫權在一生的傷心之地合肥屢屢碰壁，寸步難進。在孫權帳下精銳盡出，依然被張遼壓制的情況，只有甘寧為東吳群英挽回了一絲榮耀，奪取了皖城。
孫權合肥之戰地圖
甘寧雖然勇烈過人，但對戰場局勢往往有自己的見解，可惜只被當作敢死隊使用，再沒有提出戰略的機會。在其後的幾年中，甘寧好像完全消失，如果不是《呂蒙傳》中記載荊州之役後甘寧去世，部隊併入呂蒙軍，我們甚至不確定其人的卒年。
呂蒙讀書不多，少年時期智略甚至還不如甘寧，是孫權一手培養和提拔起來的都督。而甘寧只被當做一介“鬥將”，並不能進入東吳內部決策層。
這時的孫權，無論在情感還是政治上都更傾向於呂蒙，超過了之前的周瑜，當然也包括其下屬甘寧。呂蒙務實和穩妥的作風更對孫權的胃口。他任上游統帥後，說服孫權改變了聯絡淮泗、向徐州方向發展的態勢，策略逐漸調整為保據江東、消除上游荊州威脅。
呂蒙和孫權達成了共識，但他的政治目標比起周瑜和魯肅都相去甚遠，為了達到目的，孫權可以付出非常高昂的政治代價。日後孫權“討關羽以自效”，他要派人去洛陽朝貢求和，以緩解淮南方向的軍事壓力，為襲荊州解除顧慮。而夷陵之戰前夕，221年八月，孫權又得非常正式地向曹丕稱藩。《魏書》記載：“自魏文帝踐祚，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孫權還得在給曹丕的表中反覆解釋，自己在208年赤壁之戰時，罵曹氏漢賊是一時糊塗：
“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幸虧“先王（曹操）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
向曹稱藩，成為孫權尷尬的一塊心病。《曹仁傳》提到，220年前後，曹操死後，孫權曾經派了將領陳邵短暫地進攻襄陽。孫權寄希望於曹氏新遭大喪，內部不穩，搞點小動作，試圖賴掉自己曾經許下的承諾。此時的孫、曹關係處於一個非常微妙的狀態。
南京梅花山孫權塑像
此外，他曾多次地向群臣解釋過自己附曹的原因。如《江表傳》載：
權群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
孫權以劉邦受項羽所封漢王的事，為自己辯護。 孫權的解釋反映了很多下屬的不認同。東吳的文臣武將中，有很多人都迫切地表達過使主上榮耀，升高其權力位階的願望。如太史慈、魯肅、徐盛、甘寧等。但是由於政治地位一直落後，屢屢落後於本來一手爛牌的劉備，孫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是吳侯。現在還要舉國稱藩才能換來一點政治名分，難怪東吳將領徐盛會在曹魏使臣面前涕泣橫流：“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並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這也只能是美好的志向了。
孫權甚至派張溫出使蜀漢時，又叮囑他向諸葛亮解釋下自己附曹的原因。結果張溫覺得並不需要解釋，盛讚蜀漢君臣，尊其漢帝帝號。張溫出使回來後不久，被孫權莫名其妙地罷黜。
這樣欲蓋彌彰的做法表現了孫權內心的矛盾心態。試想孫權稱帝時，是以“天意已去於漢”為前提，如果漢的氣數尚在，那置自己的帝位，置自己親曹的舉動於何地？他不敢承認漢帝，因為掛著魏爵的頭銜，若認了漢帝，就又變成了蜀漢的藩臣。政治上面臨兩難，軍事上曹魏在淮泗流域的重兵始終像一柄懸著的利劍，孫權這個皇帝當得並不輕鬆。
孫權苦心經營了多年，他難以面對親曹又親漢，降曹再背曹的尷尬局面。從他以降曹為代價換取荊州後，孫吳的政治版圖已經定型。他在中原不會再有號召力，也沒有立場再罵曹氏為“漢賊”，如曹丕所指責的，孫權”狸埋狸掘，古人所恥“，在政治上的反覆無常使其事業的極限永遠停留在了保據江東。
子恆結語
縱觀東吳集團在孫權最初領導的這二三十年的歷史，幾經重大策略調整，但由於過於注重眼前利益，使得孫權撈到的政治利益總是落後於劉備，發展也非常緩慢，在曹劉孫三家中最後稱帝。即使如此，在地理位置和正統的合法性上也遠不如其他兩家，以至於迫切需要蜀漢和遼東等勢力來承認其帝位。
孫權其實並沒有完全失去進取天下的決心，也曾有機會染指天下，但礙於眼光有限，再加上幾位重要的參與決策者的過早逝去，使得東吳事業的最高目標漸漸模糊，政治定位也一再降低。所幸魏文帝曹丕即位後，並沒有其父那樣的智略，放了孫權一馬，還賜予了他吳王頭銜，使得孫權能夠偏安一隅，也嚐到了稱帝的滋味。
1、《三國志·吳主傳·裴注引江表傳》
2、《吳主傳》注引《魏略》
3、《資治通鑑》卷六十八，漢紀六十，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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