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金忠烈程端中

抗金忠烈程端中

抗金忠烈程端中


近年謁程林,發現在程頤墓前新建了程端中衣冠冢。程端中何許人也?乃程頤(1033——1107,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之長子。

一、程端中抗金失其首

說起抗金,人們馬上會想到岳飛。其實在南宋抗擊金兵的武裝何止一支?負責安徽六安軍事和農營的程端中,就是一個抗金英雄,在建炎三年(1129),金人攻擊六安,敵兵圍城,有人認為寡不敵眾,勸他棄城投降,他命令立斬來人以狥眾,並親自率郡民奮勇捍禦,力戰金兵,致敵敗走,他們乘勇追逐二三百里,必欲之退出宋境。不料,追到撞山下,窮寇援兵大至而反撲,惜端中不幸無援,中道被困,血戰失其首,夫人失其氏,以身殉焉。

二、宋高宗敕葬高規格

六安人得知消息如喪考妣,宋高宗聞而哀之,褒恤甚優,敕鑄金首合軀,葬程端中於撞山下,墓前敕建知軍祠、祠前建忠烈坊,坊前修飲馬池,墓側建左聖寺、右聖宮,內有端中肖像,皆居佛僧以衛墓、常年焚香以祀;墓園前有石人二、石馬二、石獅二。程端中為民捍災禦患,孤忠盡節,諡忠烈,立祠祀之,子孫世受恩蔭,奉祀勿替,歷宋、元、明、清幾百年,猶復飭保護祠墓,州縣大夫猶以時祭,享盡大禮,可謂盛矣。後來雖經兵燹(xian),仍有敕建知軍祠以祭,地方政府不斷置買祭田,加以保護。

在抗金戰鬥中,其副將任廷尉討賊陣亡,當地人為之在端中墓側修墓、建亭、立祀、記文,以紀念他們抗金、衛郡、保鄉的功績。

三、理學南傳文脈長

程端中是程朱理學奠基人程頤(1033——1107世稱伊川先生)的長子,少而穎異,膽識過人,篤信好學,博通經史,其道當不在遊、楊諸賢后。哲宗朝舉進士,歷殆數任。靖康末,隨高宗南渡,知六安軍兼管內營田事,是時兵戈擾攘,海宇沸騰,而六安又逼近金境,他守此郡,外捍疆圉,內巡阡陌(mo),居則訓練甲兵,暇更講明性學,為治數年,一郡愛之如父母,真乃聖門有勇知,方足食足兵,民信之政矣。端中以理學之儒,殉民社之難,上可以報君命,下可以答民情。外有以對聖賢,內有以慰心志;武勳足以著一時,忠節獨有千古焉。

當地人認為,伊川先生長子程端中以死勤事,固祭法所崇,而本理學以立人綱,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有非常忠節可比,而將與兩夫子並隆百世者也。明朝州大夫以六安城北武定門外龍潭上,為知軍(端中)闡明道學之所,復建祠祀二程子為先師所宗、並以知軍從祀,而南野(地名)歐陽公(德)為申明以斯道覺民之義,麓屏(地名)錢公稱公(端中)著道統於六安,上以繼皋陶之種德,下以啟南野之良知,固皆以公倡道於南,不僅以死事稱其不朽也。公卒在建炎三年,國家播遷流離未定,史旨失編行狀,實錄亦復殘於兵燹,然即舊譜所載,幷州志、一統志,及南野、麓屏兩公之論,知公之武勳忠節,足以上繼程氏司馬(休父)、忠誠(嬰)、新安(元譚)、郢州忠壯(靈洗)、威悼(文季)諸祖,而其理學實兩夫子嫡傳,而有以開南邦士民裔孫百代之宗者也。

知州姚子章為紀念程端中,以程子定性書、格言揭之壁曰:致知在乎所善。養知莫過於寡慾,程子順性命之理,吾將與斯民宗二程子之道,庶無負於居斯食斯也。繼而命祠曰“宗賢莊”;為深入傳播理學,擴大教育規模,以教化民眾、和諧社會,繼承傳統文化,嘉靖丁亥(1527)歐陽德備員六安,與督學韓子動員眾力,經數歲改擴建龍津精舍,充濟完葺:基加高,址擴廣,齋寢門垣,亭臺翼室,增故所無,而後大備,名曰“懋中書院”,州學師生贊曰:良知在人,如明在目,暝而張之,晦顯頓殊!故志貴專篤,道在積久,……。理學南傳,文脈所漸。

安徽貴池《知軍端中公事略》、《忠烈公傳略後》、《知軍1忠烈公墓記》、《任廷尉碑記》、《民國重請援例保護撞下忠烈祠寺墓記》、《安徽立煌縣政府通知》、《安徽立煌縣政府佈告》、《立煌忠烈祠同黃姓清界約》、《宗賢莊記》

“觀於序伊川先生文集固知公見知斯道之深者也”

(《忠烈公傳略後》)

伊川文集序——程端中

政和二年壬辰七月,孤端中序曰:道之在天下民日用之,聖人慮後世不足以知之,載之六經叮嚀教告纖細具備,宣若人人見而知之。然自秦漢以下泯沒無傳,惟伊川先生以出類之才獨立乎百世之後,天下學士大夫翕然宗師之,聖人之道蔽yi千四百年,至先生而復明。昔之論者,謂孟子之功可同於禹,以其辨異端,辟邪說也。當是時,去聖人未遠,異端之害教也未深,豈若後世沉深固結,雖豪傑之士,亦無以自脫?先生獨能如醉之醒,如夢之覺,其功豈不優於孟子哉?

元祐初,大臣以先生道義薦諸朝,召為崇政講官,哲宗信而敬之。既而同朝之士有以文章重於時者,忌先生名出己右,與其黨類,巧為謗詆。遂以罷去。其後朝命屢加,終不復起,居於洛陽,天下尊仰之。紹聖治元祐諸臣罪,先生坐嘗為所薦,責涪州。今上嗣聖,得歸,遂居伊川,後七年而終。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皆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門人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不肖孤既無以嗣聞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侄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觀其經術之通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於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將庶幾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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