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人的警鐘、疾病的社會隱喻和歷史悲劇的啟示

以下五部電影涉及古今中外,都和瘟疫的暴發有關,這些電影風格各異,側重不同,但我們竟然不難發現一些共同性,它們都在描述人對死亡的恐懼,對未知疾病的敬畏,以及在危機時候爆發出的極端人性。

吹哨人的警鐘、疾病的社會隱喻和歷史悲劇的啟示 |電影清單

人類進化到今天,不斷受到各種病毒的侵害,我們的免疫力因此不斷進化。但是非虛構作品《血疫》卻提醒病毒也在不斷進化。

以下五部電影涉及古今中外,都和瘟疫的暴發有關。這些電影風格各異,側重不同,但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共同性:鮮活的個人總是要面對僵化的組織,個人的生命價值總是需要和集體的利益進行衡量,脆弱的人性必須經受殘酷的打壓……它們都在描述人對死亡的恐懼,對未知疾病的敬畏,以及在危機時候爆發出的極端人性。

01

疫情的“吹哨人”:

挺立在敵人和公民之間

2019年的美劇《血疫》(Hot zone)改編自同名非虛構作品,以歷史上真實發生的“雷斯頓事件”為原型,成功塑造了幾位美國式“吹哨人”形象。該劇講述了1989年發生在美國本土的埃博拉病毒暴發事件,軍方研究人員南希·賈克斯發現猴子身上具有這種病毒,並可能傳染給人類,一開始沒有人相信,但南希堅持上報,所幸最後虛驚一場,病毒得到了及時清理也沒有造成人員的死亡。美國政府以此為警戒,建立了一套新的防禦機制。

任何制度都不能接受瘟疫的存在,認為會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和搶購,而穩定的秩序是不可以被挑戰的,也是統治者最為重視的。為了爭取到上級的支持,南希·賈克斯和她的導師不得不動用各種手段,讓事件一步步升級,倒逼上級不得不重視病毒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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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地說,這部劇集並沒有特別複雜的劇情,但是卻給予觀眾非常現實的警示:病毒隨時可以出現,它本身就會自我更新,隨時準備捲土重來。以埃博拉病毒為例,自從1976年發現之後,已經暴發了28次,2014年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還依然暴發了埃博拉疫情,導致上萬人死亡。人類在安逸中已經忘記在我們的始祖就在不斷地和各種病毒做鬥爭才有了今天的人類,面對疾病,我們永遠需要在前線的“吹哨人”。

02

不治已病治未病:

瘟疫作為歷史的終結

在眾多關於瘟疫和疾病蔓延的電影中,中國導演王競的《大明劫》恐怕是讓國人最為感同身受的一部作品。電影講述了明朝崇禎末年,天下大亂,將軍孫傳庭鎮守潼關卻遭遇瘟疫,眼看大明江山覆滅,所幸得到醫生的吳又可的幫助,研製出了“達原飲”使得疫情得到了遏制……

電影裡演繹的歷史並非沒有根據,該片的編劇將同時代的兩位名人依靠一場瘟疫拉上了關係,看上去講的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歷史故事,骨子裡將治病和濟世並置起來,以古喻今,頗有一些“警世通言”的意思。

電影的最後有一段孫傳庭和吳又可的對話,談及國運,吳引用《黃帝內經》:“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談及歷朝歷代始興終衰,皆是因為重馭世之術,輕經世之道。而大明王朝積弊已久,非一味猛藥可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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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傳庭未必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作為官僚系統的一分子,他的身份就是原罪。看上去當前最大的阻礙是無法抑制的瘟疫,事實上,四面受敵,不論是崇禎皇帝為代表的朝廷還是無良鄉紳組成的地方豪強,都各自有私心,不肯給予應有的支持,最終導致潼關失守,明朝的覆滅。孫傳庭知道王朝氣數已盡,李自成之所以能夠形成氣候,是因為百姓飢餓,民不聊生,這其中的原因積重難返,卻又不得不奮力一搏,最終戰死。

孫傳庭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人,為了達成目的甚至不惜屠殺患病的士兵,是一個典型的悲劇英雄形象。亂世之中,殺伐決斷怎麼做都是錯,面對結構性的問題,個人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很難力挽狂瀾。歷史不可避免地一路下沉,個人的命運往往和國家的命運綁定在一起,這是一個電影的經典敘事,也是一出一再上演的悲劇。

03

個人對抗群體:

瘟疫下的權力運作機制

韓國電影《流感》是一部標準的災難片,故事緊湊,不乏宏大場面,在當年曾受到一定的關注,也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被廣泛討論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假設了疫情大暴發後,國家是如何變成人民的對立面的,為了所謂的國際影響和更多人的利益,政府封鎖了疫病暴發的地區盆塘,實行了殘忍的軍事化管理,屠殺患病群眾,最終引發了暴動。

電影以瘟疫作為一種隱喻,揭示的是政治的暴力,在面對災難的時候,制度往往會犧牲個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因此,我們可以把《流感》看做一部平民英雄抗擊暴政的故事。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電影的主創之所以有這樣的故事靈感,與韓國的歷史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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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部商業片,這部電影無意揭示更復雜的權力運作機制,以政客為了自己的利益為由頭,解釋了為何瘟疫發生首先想到的是隱瞞,其次是封鎖,之後才是治病救人。

04

人禍而非天災:

瘟疫作為一種警告

在眾多關於瘟疫的電影作品中,《12猴子》與眾不同,它是一部科幻電影,講述了在未來瘟疫橫行,奪走了地球上絕大多數人的性命,少數人為了生存躲進了地下,過著被統治者嚴控的生活。

為了弄清楚事情的源頭,找出瘟疫肆虐的原因,男主角詹姆斯·科爾穿越到過去,試圖查明真相。這部電影的獨特之處在於沒有假象出一個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而是揭露一個殘酷的事那就是我們人類很可能無法改寫歷史。

《12猴子》構建了一個對未來不甚樂觀的想象,是一部“反烏托邦(anti-utopia)”電影。讓人類覆滅的病毒並非來自大自然,而是人為的結果。人類之間彼此的仇恨從何而來,電影沒有直說,我們卻從對整個社會環境的塑造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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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開始,就是在未來監獄的環境中展開。科爾作為囚徒不能不接受成為“志願者”,接受地下統治者的任務,而他重返地球之後首先就進入了一個精神病院。在那裡他認識了極端動物保護主義者傑弗裡,後者告訴他精神病院的病人絕大多數沒有病……看到這裡,觀眾多少會感受到福柯“圓形監獄”的理論在此片中的運用。

該片揭示出,在瘟疫肆虐之前,人類就已經瘋狂的現實。電影一再提及希臘神話中的卡桑德拉,她是一位不被聽信的寓言女神。電影因此具有了雙關的含義,既指主角的預言不被採信,也指向觀眾,對未來發生的災難沒有警惕。

05

好人難尋:

瘟疫下的世態人心

索德伯格的《傳染病》(Contagion)還原了一場疫病暴發的前因後果,揭示了全球化的形勢下瘟疫蔓延速度是多麼超出想象和不可控制。電影的重點,沒有放在如何控制疫情,而是可以看做一個社會寓言。

這部電影的內容,不乏與現實對應的橋段:無良網絡寫手假裝自己被一種叫做“連翹”的藥物治好了疫病,以此哄抬藥價,從中牟利。第二天,憤怒的人們果然砸了藥店搶奪“連翹”,最終卻因此喪命,始作俑者卻鑽了法律的空子,沒有受到應有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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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大牌明星雲集,人物眾多,從中國香港到日本再到美國,看似無關的人因為瘟疫被綁在一起。電影以群像散點的方式進入劇情,描繪了當可怕的瘟疫席捲而來,每個人面對生病的威脅表現出了不同的人性掙扎:如何面對死去妻子的背叛,如何保護自己所愛的人,如何面對金錢的誘惑……不同的人物進行了不同的選擇,或者鋌而走險,或者獲得新生。

這部電影,用時間線的方式,提醒我們一場疫情所帶來的摧枯拉朽般的改變,直到最後才揭示瘟疫發生的原因:攜帶病毒的蝙蝠和患有流感的豬相遇,豬被人類食用,人類又四處旅行……看上去簡單的因果,卻造成了不可逆的傷害,電影沒有把重點放在大自然對人類的警示,關注的卻是人心的深不可測。文明因為瘟疫的蔓延變得脆弱,這部電影拍攝得頗有一些道德馴化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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