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葉一劍（方塘智庫創始人）
2月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繼續為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而努力。疫情嚴重的地區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區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時統籌抓好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特別是要抓好涉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重點任務。要密切監測經濟運行狀況，聚焦疫情對經濟運行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圍繞做好“六穩”工作，做好應對各種複雜困難局面的準備。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和組織推動各類生產企業復工復產，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企業復產用工保障力度，用好用足援企穩崗政策，加大新投資項目開工力度，積極推進在建項目。
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在我們看來，經過半個月以來的嚴防死守，傳染源擴散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確診病例的增長拐點即將到來當是大概率事件，包括武漢市在內的湖北省重災區的醫護資源投放問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針對疫情的科研突破，雖然直到目前還沒有更加振奮人心的成果出來，但我們也只能安靜的等待，等等，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風險防控思考，在繼續關注疫情防控本身的同時，是時候從包括經濟穩定在內的更加綜合的角度展開了，尤其是針對中國經濟在疫情衝擊之下的風險防控問題，與此密切相關的“後疫情時期”中國經濟快速反彈問題，以及中國經濟可持續的轉型發展、高質量發展問題。就目前來看，受疫情的直接影響和衝擊，雖然有些企業、行業和地區的損失是比較大的，但總體而言，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完全在可控、可防、可逆的程度內，但這個時候，政府的政策性紓困和救助的原則和力度選擇，來自市場化的紓困和幫扶模式和創新，以及企業在困境之下的轉型突破和新市場啟蒙，毫無疑問是非常關鍵的。
所謂“危機”，“危”和“機”從來都是相伴而生的，只不過有的人只看到了危險，沒有看到機會，有些人不但看到了風險，更看到新的市場拓展機會和消費啟蒙空間，並立足於自身的資源稟賦進行新商業模式的探索，這也是為什麼每次突發性危機衝撞下，都會誕生新的優秀企業和服務模式的原因所在。
每次突發性危機會誕生新的優秀企業和服務模式
就政府的政策性紓困和救助原則而言，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確保企業不死和行業不發生產業鏈潰敗，讓紓困和救助政策簡單直接、高效精準，稅收減免、租金減免、救濟貸款、社保延緩等綜合施策，而且要快。就這一點而言，地方政府顯然具有更直接優勢，就像疫情防控那樣，完全有可能精準到企，精準到行業。之所以要確保企業不死和不發生產業鏈潰敗，是因為這是疫情過去之後經濟恢復正常甚至是爆發式增長的種子，如果種子都沒有了，到時候，哪怕陽光再好，也無濟於事。所以，精準救助甚至是適當的超前救助很重要，並要講究施策窗口的問題。
就國家有關部門的紓困和救助決策而言，不能僅按照常規的損失統計來平抑衝擊，還需要通過超常規的救助原則提振信心，甚至要通過一些更具根本性的長期困擾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做出突破，將突發性危機的救助與規律性改革結合起來，為“後疫情時期”快速反彈以及中國經濟的行穩致遠做好準備。
根據以往的情況，隨著全國各地經濟數據的相繼發佈，以及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春節後的開工季，也是對中國經濟進行分析和展望的一個窗口期——各地方兩會的召開為我們瞭解和洞察中國經濟提供了較多的數據和資料，再結合春節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內容，對新的一年的中國經濟的觀察也就有了比較清晰的橫縱座標。
就目前陸續公佈的數據來看，去年全國絕大部分省份都還是不錯的，尤其是前幾年經濟遭遇深度調整的一些省份，開始止跌反彈趨穩，並明顯具有消費拉動和新興產業驅動的特徵，具有較明顯的轉型發展色彩。至於一些傳統的經濟大省，依然扮演著中國經濟壓艙石的角色，而且，經濟創新性表現得更加突出。再加上雲南、貴州、四川、湖南等省份依然保持了較快的增長，而隨著這些省份的經濟體量變得越來越大，對中國經濟的權重也變得越來越重要，這樣以來，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帶動作用也會越來越明顯，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在區域層面的戰略縱深優勢得以發揮。
一些傳統經濟大省依然扮演著中國經濟壓艙石的角色
就國家層面的情況而言，雖然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一度讓研究者和媒體觀察家擔心2019年的中國經濟增速會降到6%以下，但最終的結果是獲得了6.1%的全年增速，不僅在符合既有的6.0%-6.5%的增長預期，而且，從總量和規模來看，100萬億的關口近在咫尺，但人均GDP正式邁過了1萬美元，不僅穩居中高收入國家行列，而且，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還歷史性的使全球人均GDP過一萬美元的人口規模翻了一番，達到30億，世界意義很大。從一些更具體的指標來看，也表明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趨勢依然明顯。
再加上中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效應、城市經濟活躍、大體量基礎消費支撐、線上線下融合發展預期清楚等特點和優勢，所以，在大多數觀察家看來，2020年的中國如果沒有什麼較大的突發性危機的話，依然在樂觀的預期之內。
而考慮到今年不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還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籌劃和制定“十四五規劃”也當然是今年的重要任務之一，再加上去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今年可謂是該決定的起步之年，在這些背景下，今年也是一個非常適合討論中國經濟未來五年、十年甚至更長週期發展圖景的年份。
但今年最大的特殊情況或者說突發情況是，一場疫情防控戰，不僅一下子讓政府、企業、家庭和個人很多既定的事情和安排瞬間停擺，恐慌、質疑、希望、理性等各種情緒四處衝撞，彼此交織，讓本來就瞬息萬變的輿論場變得更加不可琢磨，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對疫情防控的判斷，還是對中國經濟的判斷，當局者都很容易滑入悲觀的預期之中。
而事實上，雖然有些事情可能比我們想象中要糟糕，但疫情本身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可能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嚴重，如果放到一個較長的週期中來看，有些糟糕的預期甚至根本就沒有變成現實，就像有些預期會變得更好的改變最後也根本沒有發生一樣。就像最近在讀完《新中國極簡史》後的感覺：
其實沒有哪一年是真的風平浪靜，哪怕是以70年為週期，那些曾讓我們心潮澎湃和恐懼絕望的故事和瞬間，在歷史的洪流中，都只是小小的浪花一朵，而中國這條大江大河一直還在奔騰不息，在中國大地上依然是萬物生長。不過，突發疫情以及疫情防控不斷加壓之下，可能產生的“併發症”倒是值得我們尤其重視的，這些併發症不僅表現為在疫情防控前期我們看到的個體誤傷、地域歧視、生活保障困難等，隨著防控持續時間的延長，對企業和經濟的現實衝擊已經開始，如果紓困和救助的措施不能及時完成，很多人預期的所謂疫情過後的爆發式反彈，不但很難發生，而且還可能進一步波及到全年的經濟運行甚至是中長期的經濟轉型。
歷史告訴我們，包括疫情在內的突發危機雖然有時會成為時代的歷史性轉折標誌，但真正深刻影響事態發展、時代變革甚至歷史進程的，很可能不是疫情本身，而是來自管理者或政府部門糟糕的應對能力以及一系列併發問題。
當然，對一個國家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構建和現代化治理能力提升而言，突發性事件和危機可能帶來的正面效果是，通過這些危機的衝撞，可以將平常狀態下被隱蔽的發展風險和體制弊端，甚至是庸碌無為的官員，一下子都暴露出來了，這就為更具體的改革提供了目標指引和路徑引導——循著這些暴露出的問題，一個個解決就是了。
在我們看來，對於一個已經長期處於上升期的大國經濟體而言，無論是對經濟可持續發展而言，還是對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而言，革除沉珂積弊的價值從來都是不能忽視的，甚至是更加重要的。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因為突發性危機的衝撞暴露了很多問題，而是發現這些問題之後沒有意識或能力果斷地解決掉這些問題。很顯然，無論是針對疫情防控，還是針對經濟的發展，我們已經走在瞭解決問題的道路上，而這，就是一個國家的成長，也是一個國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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