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叶一剑（方塘智库创始人）
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疫情严重的地区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其他地区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特别是要抓好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状况，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围绕做好“六稳”工作，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要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大企业复产用工保障力度，用好用足援企稳岗政策，加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积极推进在建项目。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我们看来，经过半个月以来的严防死守，传染源扩散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确诊病例的增长拐点即将到来当是大概率事件，包括武汉市在内的湖北省重灾区的医护资源投放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针对疫情的科研突破，虽然直到目前还没有更加振奋人心的成果出来，但我们也只能安静的等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风险防控思考，在继续关注疫情防控本身的同时，是时候从包括经济稳定在内的更加综合的角度展开了，尤其是针对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之下的风险防控问题，与此密切相关的“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反弹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可持续的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问题。就目前来看，受疫情的直接影响和冲击，虽然有些企业、行业和地区的损失是比较大的，但总体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完全在可控、可防、可逆的程度内，但这个时候，政府的政策性纾困和救助的原则和力度选择，来自市场化的纾困和帮扶模式和创新，以及企业在困境之下的转型突破和新市场启蒙，毫无疑问是非常关键的。
所谓“危机”，“危”和“机”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只不过有的人只看到了危险，没有看到机会，有些人不但看到了风险，更看到新的市场拓展机会和消费启蒙空间，并立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进行新商业模式的探索，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突发性危机冲撞下，都会诞生新的优秀企业和服务模式的原因所在。
每次突发性危机会诞生新的优秀企业和服务模式
就政府的政策性纾困和救助原则而言，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确保企业不死和行业不发生产业链溃败，让纾困和救助政策简单直接、高效精准，税收减免、租金减免、救济贷款、社保延缓等综合施策，而且要快。就这一点而言，地方政府显然具有更直接优势，就像疫情防控那样，完全有可能精准到企，精准到行业。之所以要确保企业不死和不发生产业链溃败，是因为这是疫情过去之后经济恢复正常甚至是爆发式增长的种子，如果种子都没有了，到时候，哪怕阳光再好，也无济于事。所以，精准救助甚至是适当的超前救助很重要，并要讲究施策窗口的问题。
就国家有关部门的纾困和救助决策而言，不能仅按照常规的损失统计来平抑冲击，还需要通过超常规的救助原则提振信心，甚至要通过一些更具根本性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做出突破，将突发性危机的救助与规律性改革结合起来，为“后疫情时期”快速反弹以及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做好准备。
根据以往的情况，随着全国各地经济数据的相继发布，以及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春节后的开工季，也是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和展望的一个窗口期——各地方两会的召开为我们了解和洞察中国经济提供了较多的数据和资料，再结合春节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对新的一年的中国经济的观察也就有了比较清晰的横纵坐标。
就目前陆续公布的数据来看，去年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前几年经济遭遇深度调整的一些省份，开始止跌反弹趋稳，并明显具有消费拉动和新兴产业驱动的特征，具有较明显的转型发展色彩。至于一些传统的经济大省，依然扮演着中国经济压舱石的角色，而且，经济创新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再加上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份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而随着这些省份的经济体量变得越来越大，对中国经济的权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以来，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带动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在区域层面的战略纵深优势得以发挥。
一些传统经济大省依然扮演着中国经济压舱石的角色
就国家层面的情况而言，虽然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一度让研究者和媒体观察家担心2019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会降到6%以下，但最终的结果是获得了6.1%的全年增速，不仅在符合既有的6.0%-6.5%的增长预期，而且，从总量和规模来看，100万亿的关口近在咫尺，但人均GDP正式迈过了1万美元，不仅稳居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且，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还历史性的使全球人均GDP过一万美元的人口规模翻了一番，达到30亿，世界意义很大。从一些更具体的指标来看，也表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依然明显。
再加上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效应、城市经济活跃、大体量基础消费支撑、线上线下融合发展预期清楚等特点和优势，所以，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2020年的中国如果没有什么较大的突发性危机的话，依然在乐观的预期之内。
而考虑到今年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还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筹划和制定“十四五规划”也当然是今年的重要任务之一，再加上去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今年可谓是该决定的起步之年，在这些背景下，今年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讨论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周期发展图景的年份。
但今年最大的特殊情况或者说突发情况是，一场疫情防控战，不仅一下子让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很多既定的事情和安排瞬间停摆，恐慌、质疑、希望、理性等各种情绪四处冲撞，彼此交织，让本来就瞬息万变的舆论场变得更加不可琢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疫情防控的判断，还是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当局者都很容易滑入悲观的预期之中。
而事实上，虽然有些事情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糟糕，但疫情本身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放到一个较长的周期中来看，有些糟糕的预期甚至根本就没有变成现实，就像有些预期会变得更好的改变最后也根本没有发生一样。就像最近在读完《新中国极简史》后的感觉：
其实没有哪一年是真的风平浪静，哪怕是以70年为周期，那些曾让我们心潮澎湃和恐惧绝望的故事和瞬间，在历史的洪流中，都只是小小的浪花一朵，而中国这条大江大河一直还在奔腾不息，在中国大地上依然是万物生长。不过，突发疫情以及疫情防控不断加压之下，可能产生的“并发症”倒是值得我们尤其重视的，这些并发症不仅表现为在疫情防控前期我们看到的个体误伤、地域歧视、生活保障困难等，随着防控持续时间的延长，对企业和经济的现实冲击已经开始，如果纾困和救助的措施不能及时完成，很多人预期的所谓疫情过后的爆发式反弹，不但很难发生，而且还可能进一步波及到全年的经济运行甚至是中长期的经济转型。
历史告诉我们，包括疫情在内的突发危机虽然有时会成为时代的历史性转折标志，但真正深刻影响事态发展、时代变革甚至历史进程的，很可能不是疫情本身，而是来自管理者或政府部门糟糕的应对能力以及一系列并发问题。
当然，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构建和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而言，突发性事件和危机可能带来的正面效果是，通过这些危机的冲撞，可以将平常状态下被隐蔽的发展风险和体制弊端，甚至是庸碌无为的官员，一下子都暴露出来了，这就为更具体的改革提供了目标指引和路径引导——循着这些暴露出的问题，一个个解决就是了。
在我们看来，对于一个已经长期处于上升期的大国经济体而言，无论是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还是对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而言，革除沉珂积弊的价值从来都是不能忽视的，甚至是更加重要的。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因为突发性危机的冲撞暴露了很多问题，而是发现这些问题之后没有意识或能力果断地解决掉这些问题。很显然，无论是针对疫情防控，还是针对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走在了解决问题的道路上，而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成长，也是一个国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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