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發國難財」唱讚歌的「經濟學家們」,請回教室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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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下,口罩短缺和抬價都不是新聞了。我們不妨先來一個小測試,假如你看到下面香港灣仔一家藥房將原價50港幣一包的口罩,抬價到400港幣,你會不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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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無法接受這樣的漲價行為的,我可以接受的漲幅是1-2倍。再高我或者我太太都寧願去屈臣氏,卓悅或者日本城排隊,這幾家店都按原價出售口罩。儘管我們的時間成本都非常高,也知道即使排隊也很難買到。

下面圖片是我親自拍到的排隊照片,大約200個人一大早在堅尼地城的屈臣氏排隊買20盒口罩,隊伍排到堅尼地城地鐵站附近再來一個大拐彎。據說在旺角屈臣氏有人凌晨4點就開始排隊,最後一個買到口罩的人很好心,把50個口罩免費分給了其他沒買到的人。

堅尼地城屈臣氏排隊買口罩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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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鑼灣卓悅排隊買口罩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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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疫情擴散的特殊環境下,哄抬口罩價格是可能遭受重罰的。據報道,天津某藥房以12元/只購進KN95口罩並抬高至128元/只銷售;以進價15.2元/盒購進片仔癀防霧霾口罩(成人1只裝)並抬高至58-78元/盒銷售。天津市場監管局認定該藥房的行為違反《價格法》和《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構成哄抬價格的違法行為,擬處以300萬元罰款的行政處罰,並將當事人哄抬價格涉嫌經濟犯罪有關線索移送公安部門。

類似的新聞最近並不少見,有一個刺耳的詞專門用來形容在大家遇到困難時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行為叫做“發國難財”。不過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香港並沒有類似的市場監管機構,只要不存在欺騙行為,香港這家藥店“發國難財”的行為是不會遭到任何罰款的。

香港政府作為芝加哥大學大教授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最忠實的信徒,深信“經濟自由,放任自流、市場萬能”。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主席說,香港目前無價格管制法例,呼籲供應口罩的商戶應從公共健康角度出發,促請商戶不要在這段時間“趁火打劫”,不應出現天價口罩情況。但要是真出現了,他們也毫無辦法。

“發國難財”的行為值得讚美嗎?

而弗裡德曼在中國內地的信徒,一位多年前主張用漲價來解決春運難題的“網紅經濟學家”,對於“發國難財”行為的讚美之詞,在疫情肆虐下被翻出來,成為經濟學家圈近期的熱門辯論話題。

按照他一以貫之的“市場至上”的觀點,疫情下市場供需矛盾造成了口罩短缺,因此需放開價格管制,讓廠商“發國難財”來促進生產,提高供給。他曾經引用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話來支撐自己的觀點:

第一位是1992年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 ),他說發國難財是增加供給的最好辦法,當然應該鼓勵。

第二位是 2002 年諾獎得主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 ),他說發國難財是好事。

第三位是1976 年諾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 ),他說:“這些發國難財的人,是在救別人的命,他們應該得到一個獎章,而不是得到懲罰。”

“網紅經濟學家”的粉絲數百萬,他們如何看待這一觀點我難以估計,但讓我意外的是,支持他這樣觀點的經濟學教授還不少,他們的言論同樣被整理出來供人觀摩。

但恕我直言,這些經濟學教授基本都早就遠離一線研究了,恐怕他們並不知道經濟學前沿研究已經對“發國難財”的行為更新了認知!

請別忘了“市場失靈”!

其實反駁“發國難財值得讚美”根本不需要太高深的學問,許多人都清楚地知道,在當前疫情擴散的情況下,最需要口罩的人是那些最可能感染病毒,並造成病毒擴散的人,而不是購買力最強的有錢人。當前者的口罩供應有了保證,那麼沒有感染病毒的人也就不需要口罩來過度保護。

換言之,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市場機制並不是解決口罩短缺的核心辦法,這也是經濟學家都明白的道理:在個人行為會影響其他人的效用時產生“外部性”下,就會出現“市場失靈”,而不是“市場萬能”。

此時,採取一定的配給制,或者由國家來協調生產,而不是任由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家決定產量和價格,是更好的辦法。

事實上,完全依賴市場機制,以價格高低來決定口罩分配,反而更容易造成恐慌蔓延,口罩更加短缺的局面,因為富人的購買力,可以完全壟斷市場的供應。

請別過度強調“自利”(Self-Interest)的基因

然而,這樣純粹從經濟學內部邏輯展開的推演,還不足以解釋下面這些問題,長期以來,經濟學家過於強調人們“自私”或者“利己”的行為,卻忽視掉了人們行為的複雜性:

1、為什麼屈臣氏、卓悅、日本城、以及其他一些商家,明知香港沒有價格管制法例的情況下,要把千辛萬苦買來的口罩按原價發售?為什麼他們沒有選擇“趁火打劫”,“發國難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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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什麼我和我太太,以及很多人,會在明知很難買到口罩的情況下,寧願去排隊,而不是去買我們可以輕易買得起的高價口罩?

3、為什麼中國鐵路公司沒有按照“網紅經濟學家”的建議,在春節期間抬價?

4、如果你和我一樣,一開始覺得天津市場監管局300萬的罰款太高,那麼我們都應該想一想為什麼臺灣有下面的公告?

為什麼馬來西亞對於有如此嚴格的處罰(臺灣也一樣是最高囚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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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記住“公平”(Fairness)的價值

其實回答這些問題,同樣也不需要任何高深的學問,只需要知道兩個字“公平”。

不漲價的商家都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趁火打劫”掙一次大錢,會給顧客留下深深的“不公平”的印象,以後就會盡量減少光顧(粵語叫“幫襯”)

酒店服務業都明白,在旅遊旺季提高房價,遊客是願意接受的,因為這是一個出發前就知道的常識。但是假如在遊客到達後,酒店因為無法預知的特殊事件,比如颱風來臨,而臨時抬價,那麼遊客會非常反感這樣的“趁火打劫”,下一次旅遊則不會光顧這家酒店。

特別是在目前,酒店評價體系比較完善的情況下,酒店都明白這樣的道理,不會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我們願意排隊,因為我們覺得“先到先得”的分配機制比較“公平”。沒錯,富人也可以花錢僱傭其他人排隊,但如果我願意早起,我也不會落於人後。

排隊當然有它的弊端(先到先得會鼓勵一些不理性的“從眾”行為,明知口罩數量有限,依然選擇排隊,會對不知道數量有限的人發出錯誤的信息。在“銀行擠兌”模型下,“先到先得”的排隊機制,可能導致不需要提款應付流動性需求的人,也紛紛提款。此時,“按比例分配”存款是更好的機制。),但相對於“插隊”,“以權謀私”來說,排隊依然要公平得多。

假如迪士尼、海洋公園邀請主張“市場萬能”,“發國難財”值得讚美的經濟學家去為他們設計門票的定價機制,他們很可能會建議釆取免收門票,鼓勵父母帶孩子進入(近期陷入經營困境,虧損加大的海洋公園就採取了兒童免票制,不過父母是需要買票入場的),但是對每一個遊樂項目採取“拍賣”機制:

越熱門的項目收費更高,願意出高價者可以提前入場(事實上,後者被迪士尼和海洋公園採取。在合理差別化定價下,遊客並不反感,因為人們對於價格機制都有一定的接受程度。

但假如優先票的價格是普通票的2倍以上,我相信很難有人願意支付)。

然而大家都知道,我們知道的主題公園都採取了“門票制”,然後對單個遊樂項目採取“免費制”。單純從利潤角度考慮,這樣做很可能不如“拍賣”機制,甚至價格均等的“單個項目收費制”。為什麼主題公園不最大化它的利潤呢?

原因依然是“公平”二字。這個概念並不僅存於成人腦海,幼兒就有極強的“公平”概念,買票入園後,單個項目排隊,在幼兒眼裡是非常公平的行為(同樣,插隊被視為非常不文明的行為)。

相反,如果對單項目進行“價高者得”的收費機制,會讓大量的幼兒對父母的掙錢能力產生深深的不滿,這將直接破壞他們的家庭關係。正是出於這樣“人道”和“公平”的考慮,主題公園都採取了“門票制”,並任由耗時排隊來作為解決“人多”的難題。

中國鐵路公司比主張漲價解決春運難題的“網紅經濟學家”高明之處,就在於懂得“公平”的價值!

中國內地、臺灣和馬來西亞之所以敢設定高額的罰款以及嚴苛的懲罰,就在於“發國難財”的行為違背了人們珍視的“公平”!

傳統經濟學家忽視的“公平”,被行為經濟學家找了回來

“公平”非常有價值,這麼簡單的事情,可惜卻隨著經濟學的數學化,邊際革命,特別是主張“市場萬能”的“芝加哥學派”的崛起,而被幾代經濟學家都遺忘了。

我在《夏春:香江風波和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篇文章裡說,只懂得米爾頓·弗裡德曼學說的香港政府和商界,實在是病得不輕。去年香港動盪六個月,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就在於香港市民普遍認為政府做事“不公平”。

我在文章中建議,香港社會非常需要了解另外兩位弗裡德曼的學說,一位是主張“世界是平的,深的”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一位是主張政府應該對經濟進行適度干預的哈佛大學教授大衛·弗裡德曼(David Friedman)。

“公平”這個概念,是怎麼被找回來的?很簡單,是一群不喜歡經濟學太數學化,主張研究現實中人們的行為的經濟學家找回來的。

經濟學裡最數學化的一個領域就是博弈論(Game Theory),它本身就是數學裡面的一個分支。看過電影《美麗心靈》的人都知道,博弈論最大的貢獻者約翰·納什(John Nash),就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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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什的發現很簡單,當人人都追求“自利”的行為時,可能讓每個人都得到更加糟糕的結果。在電影裡,普林斯頓的大學生,都想追求校花,結果就是誰也沒有女朋友。

大家更熟悉的一個概念叫做“囚徒困境”,對每個囚徒來說,招供是比不招供來說對個人更有利的選擇,但大家都招供,結果就是都被投入囚牢。

而“人人為己,有利社會”的觀念,則來自於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連接個人“自利”行為和社會結果的機制,就叫做“市場機制”和“價格機制”。在1953年被兩位經濟學家在一些合理假設下,用精妙的數學推導嚴格證明之後,被整個經濟學界視為圭臬,這也正是“芝加哥學派”主張“市場萬能”,引以為豪的基礎。

顯然,納什的發現,極大地動搖了這一基礎。

但是,納什的理論,以及其延伸出來的更加複雜的版本,本身就依賴於一個極強的假定,就是人人都是自利的。相信者就會高聲呼籲,當有機會“發國難財”時,就一定要抓住機會“趁火打劫”。儘管這樣做會帶來各種各樣的不利整個社會的結果。他們會假裝不知,或者真的不知道。

口罩抬價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可惜的是,那麼多飽讀詩書的經濟學教授,居然把納什的發現拋之腦後,一起為“發國難財”的行為唱起了讚歌。

“人人都是自利的”這樣一個假定,究竟符合現實嗎?在芝加哥學派最風光,米爾頓·弗裡德曼享受電影明星一樣追捧的年代,沒有人去質疑這樣的假定。

直到有人設計了一個極其簡單的博弈遊戲:兩個人分一元錢,前者提出分配方案,後者可以接受,按此分配,或者拒絕,這樣兩個人就什麼也得不到(另外一個版本允許後者重新提議分配方案,但是這樣做一元錢會隨著時間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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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人自利”的假設,前者的最佳選擇就是獨吞一元,不給後者分毫。對於後者來說,接受這樣的結果,和拒絕這樣的結果,所得都是一樣的,零!

這個遊戲簡單到不需要懂得任何高深的數學知識。然而當教授們邀請學生真來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他們發現,幾乎沒有人會選擇獨吞一元。儘管分配結果不一,但最常見的結果就是“五五分”。問他們為什麼,回答是:這樣做才公平!

教授們不信邪,把遊戲規則改成“獨裁遊戲”,前者的分配結果,後者只能選擇接受,不能拒絕。結果幾乎是一樣的,享受“獨裁者”權力的參與者,依然會給“被獨裁者”留下一定的金額,雖然要低於“五五開”,但不是獨吞!

把一元換成更加符合生活真實場景的金額,遊戲的結果都顯示,人們在乎“公平”,不是絕對的“自私自利”!

等到全體經濟學家都對這樣的實驗結果相信和接受之後,才有人突然發現,

原來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國富論》裡早就強調了“公平”的重要性,在他另外一本常常被經濟學家忽視的名著《道德情操論》裡,“公平”的價值和意義更是被反覆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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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就這樣誤入迷途,繞了一個天大的彎,才終於重新認識到“公平”的價值。

如今,關於公平的研究論文越來越多。2017年獲得諾貝爾獎的行為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就在他的自傳體著作《“錯誤”的行為》(Misbehaving)裡,專門用了一章來介紹“公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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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要提醒大家的是,塞勒教授可不是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任教,而是任教於商學院的“行為科學”系。他的行為經濟學研究依然受到信奉“市場萬能”的經濟系很大的牴觸。

“網紅經濟學家”引用的讚美“發國難財”的三位諾獎得主,兩位在芝加哥大學渡過自己一生的教學和研究生涯,儘管他們都已經離世,但影響力依然不減。

在中國,信奉“市場機制”達到“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學家很多,他們絕大部分是90年代中期之前畢業的留學生。可惜的是,從他們的言論來看,對於經濟學前沿研究的新進展,他們並沒有密切跟蹤。

反而是2000年之後海外留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這次積極撰文,反駁為“發國難財”唱讚歌的行為。實際上,“網紅經濟學家”的學生,留學美國任教之後,在“知乎”上這樣評價自己的老師:他的知識結構還停留在70年代。

我寫下一個判斷:兩位或者三位經濟學家,一位叫做Ernst Fehr,一位叫做Klaus Schmidt,以及Colin Camerer以對“公平”的研究貢獻,極有可能在十年之內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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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普羅大眾脫節的經濟學家

這些天,圍繞“發國難財”而展開的爭論,相信經濟學家的名聲再一次備受打擊。其實,經濟學家的名聲遠遠不如牙醫,是梅納德·凱恩斯在名著《通論》裡就嘲笑過的事情。

我有一個習慣,歐美一流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出版新著作時,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從美國Amazon網站購買。2019年11月中旬我一次性買入了五本著作,包括主張對超級富人徵收“財富稅”的《不公平的勝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主張美國企業從競爭轉向壟斷,歐洲企業從壟斷轉向競爭,因此必須加強對美國壟斷企業監管的《大反轉》(The Great Reversal),支持“現代貨幣理論”的集大成著作《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以及研究推動08年金融危機不斷擴散新機制的《信念危機》(A Crisis of Beliefs)

不過,我收到後,馬上細讀的第一本書卻是《艱難時代的好經濟學》(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原因很簡單,作者恰恰是去年10月獲得“諾貝爾獎”的夫婦Abhijit V. Banerjee和Esther Du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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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讓我倍感有趣的是,在第一章,兩位作者就對自己的經濟學家身份展開了自嘲。他們引用了兩個民意調查,都顯示普羅大眾對於經濟學家的聲望排名極低,通常會在眾多職業中排名倒數第二,因為倒數第一的位置總是被“政客”搶走了。

更具體來說,兩個民調都顯示,

相信經濟學家的人口比例只有25%,相信天氣預報員的人有50%。相信政客的,只有5%。

順便說一句,排名第一位的通常是教師或者護士,不過在這輪疫情應對中,香港部分護士“臨陣脫逃”的表現可謂是讓人大開眼界。

兩位新科諾獎得主引用了一份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研究非常有意思。在20個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上,來自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40位經濟學家的看法,和美國普羅大眾的看法,差異高達35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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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EP代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意見,FTI代表美國普通民眾的看法

舉例來說,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否提升了美國人的平均福利這一問題上,95%的經濟學家回答“是”,而普羅大眾做出同樣回答的只有51%。

對鋼和鋁加稅有助於提升美國人的福利水平這樣的觀點,經濟學家全部反對,但33%的普羅大眾表示認同。

對於大企業的CEO薪酬過高的觀點,39%的經濟學家同意,普羅大眾持相同觀點的則有67%。

這20個問題裡,沒有“發國難財”值不值得讚美和嘉許這一問題,本來我想在此加一個投票問問大家的意見,可惜公眾號每篇文章只許設置一個“投票”,而我在文章開始時就用掉這一權限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您是支持,還是反對“發國難財”的行為。

一個待解的謎題

我寫這篇文章,是期待那些認為“發國難財”行為值得嘉許的“經濟學家”們,重新補一補前沿研究強調“公平”重要性的課。

但我更想回答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口罩短缺引發的恐慌情緒在不斷蔓延?

前文提到,為買到口罩,200人會為了20盒口罩而排隊,這似乎很容易理解。事實上,為短缺的口罩而排隊的行為非常類似於擔心銀行存款不足,而排隊提款的行為,這一行為在經濟學上被稱為“銀行擠兌”。

這一相似性為我的好友,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和香港科技大學的王鵬飛教授捕捉,他以自己對“銀行擠兌”的研究提出建議,或者由政府來統一分配口罩,給到最可能被病毒感染,最需要口罩的人,或者由政府來統一協調生產。實際上,這樣的方案非常類似於對“銀行擠兌”的解決。或者採取協調分配,或者成立“存款保險公司”,政府出面解決銀行和儲戶之間的期限錯配難題。

實際上,我在美國讀博期間,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2000年初,中國的四大銀行呆賬壞賬眾所周知,卻沒有發生任何銀行擠兌的現象?

為什麼今天,大家會為了口罩而大排長隊?

到底是什麼改變了?

也許,答案可以在《信念危機》這本書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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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財經智識”(ID:efintel)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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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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