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擴散下，口罩短缺和抬價都不是新聞了。我們不妨先來一個小測試，假如你看到下面香港灣仔一家藥房將原價50港幣一包的口罩，抬價到400港幣，你會不會買？
我自己是無法接受這樣的漲價行為的，我可以接受的漲幅是1-2倍。再高我或者我太太都寧願去屈臣氏，卓悅或者日本城排隊，這幾家店都按原價出售口罩。儘管我們的時間成本都非常高，也知道即使排隊也很難買到。
下面圖片是我親自拍到的排隊照片，大約200個人一大早在堅尼地城的屈臣氏排隊買20盒口罩，隊伍排到堅尼地城地鐵站附近再來一個大拐彎。據說在旺角屈臣氏有人凌晨4點就開始排隊，最後一個買到口罩的人很好心，把50個口罩免費分給了其他沒買到的人。
堅尼地城屈臣氏排隊買口罩的居民
銅鑼灣卓悅排隊買口罩的居民
在國內疫情擴散的特殊環境下，哄抬口罩價格是可能遭受重罰的。據報道，天津某藥房以12元/只購進KN95口罩並抬高至128元/只銷售；以進價15.2元/盒購進片仔癀防霧霾口罩(成人1只裝)並抬高至58-78元/盒銷售。天津市場監管局認定該藥房的行為違反《價格法》和《價格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規定》，構成哄抬價格的違法行為，擬處以300萬元罰款的行政處罰，並將當事人哄抬價格涉嫌經濟犯罪有關線索移送公安部門。
類似的新聞最近並不少見，有一個刺耳的詞專門用來形容在大家遇到困難時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的行為叫做“發國難財”。不過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香港並沒有類似的市場監管機構，只要不存在欺騙行為，香港這家藥店“發國難財”的行為是不會遭到任何罰款的。
香港政府作為芝加哥大學大教授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最忠實的信徒，深信“經濟自由，放任自流、市場萬能”。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主席說，香港目前無價格管制法例，呼籲供應口罩的商戶應從公共健康角度出發，促請商戶不要在這段時間“趁火打劫”，不應出現天價口罩情況。但要是真出現了，他們也毫無辦法。
“發國難財”的行為值得讚美嗎？
而弗裡德曼在中國內地的信徒，一位多年前主張用漲價來解決春運難題的“網紅經濟學家”，對於“發國難財”行為的讚美之詞，在疫情肆虐下被翻出來，成為經濟學家圈近期的熱門辯論話題。
按照他一以貫之的“市場至上”的觀點，疫情下市場供需矛盾造成了口罩短缺，因此需放開價格管制，讓廠商“發國難財”來促進生產，提高供給。他曾經引用了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話來支撐自己的觀點：
第一位是1992年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 ），他說發國難財是增加供給的最好辦法，當然應該鼓勵。
第二位是 2002 年諾獎得主弗農·史密斯（Vernon Smith ），他說發國難財是好事。
第三位是1976 年諾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 ），他說：“這些發國難財的人，是在救別人的命，他們應該得到一個獎章，而不是得到懲罰。”
“網紅經濟學家”的粉絲數百萬，他們如何看待這一觀點我難以估計，但讓我意外的是，支持他這樣觀點的經濟學教授還不少，他們的言論同樣被整理出來供人觀摩。
但恕我直言，這些經濟學教授基本都早就遠離一線研究了，恐怕他們並不知道經濟學前沿研究已經對“發國難財”的行為更新了認知！
請別忘了“市場失靈”！
其實反駁“發國難財值得讚美”根本不需要太高深的學問，許多人都清楚地知道，在當前疫情擴散的情況下，最需要口罩的人是那些最可能感染病毒，並造成病毒擴散的人，而不是購買力最強的有錢人。當前者的口罩供應有了保證，那麼沒有感染病毒的人也就不需要口罩來過度保護。
換言之，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市場機制並不是解決口罩短缺的核心辦法，這也是經濟學家都明白的道理：在個人行為會影響其他人的效用時產生“外部性”下，就會出現“市場失靈”，而不是“市場萬能”。
此時，採取一定的配給制，或者由國家來協調生產，而不是任由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家決定產量和價格，是更好的辦法。
事實上，完全依賴市場機制，以價格高低來決定口罩分配，反而更容易造成恐慌蔓延，口罩更加短缺的局面，因為富人的購買力，可以完全壟斷市場的供應。
請別過度強調“自利”（Self-Interest）的基因
然而，這樣純粹從經濟學內部邏輯展開的推演，還不足以解釋下面這些問題，長期以來，經濟學家過於強調人們“自私”或者“利己”的行為，卻忽視掉了人們行為的複雜性：
1、為什麼屈臣氏、卓悅、日本城、以及其他一些商家，明知香港沒有價格管制法例的情況下，要把千辛萬苦買來的口罩按原價發售？為什麼他們沒有選擇“趁火打劫”，“發國難財”？
2、為什麼我和我太太，以及很多人，會在明知很難買到口罩的情況下，寧願去排隊，而不是去買我們可以輕易買得起的高價口罩？
3、為什麼中國鐵路公司沒有按照“網紅經濟學家”的建議，在春節期間抬價？
4、如果你和我一樣，一開始覺得天津市場監管局300萬的罰款太高，那麼我們都應該想一想為什麼臺灣有下面的公告？ 為什麼馬來西亞對於有如此嚴格的處罰（臺灣也一樣是最高囚禁三年）？
請記住“公平”（Fairness）的價值
其實回答這些問題，同樣也不需要任何高深的學問，只需要知道兩個字“公平”。
不漲價的商家都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趁火打劫”掙一次大錢，會給顧客留下深深的“不公平”的印象，以後就會盡量減少光顧（粵語叫“幫襯”）。
酒店服務業都明白，在旅遊旺季提高房價，遊客是願意接受的，因為這是一個出發前就知道的常識。但是假如在遊客到達後，酒店因為無法預知的特殊事件，比如颱風來臨，而臨時抬價，那麼遊客會非常反感這樣的“趁火打劫”，下一次旅遊則不會光顧這家酒店。
特別是在目前，酒店評價體系比較完善的情況下，酒店都明白這樣的道理，不會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我們願意排隊，因為我們覺得“先到先得”的分配機制比較“公平”。沒錯，富人也可以花錢僱傭其他人排隊，但如果我願意早起，我也不會落於人後。
排隊當然有它的弊端（先到先得會鼓勵一些不理性的“從眾”行為，明知口罩數量有限，依然選擇排隊，會對不知道數量有限的人發出錯誤的信息。在“銀行擠兌”模型下，“先到先得”的排隊機制，可能導致不需要提款應付流動性需求的人，也紛紛提款。此時，“按比例分配”存款是更好的機制。），但相對於“插隊”，“以權謀私”來說，排隊依然要公平得多。
假如迪士尼、海洋公園邀請主張“市場萬能”，“發國難財”值得讚美的經濟學家去為他們設計門票的定價機制，他們很可能會建議釆取免收門票，鼓勵父母帶孩子進入（近期陷入經營困境，虧損加大的海洋公園就採取了兒童免票制，不過父母是需要買票入場的），但是對每一個遊樂項目採取“拍賣”機制：
越熱門的項目收費更高，願意出高價者可以提前入場（事實上，後者被迪士尼和海洋公園採取。在合理差別化定價下，遊客並不反感，因為人們對於價格機制都有一定的接受程度。
但假如優先票的價格是普通票的2倍以上，我相信很難有人願意支付）。然而大家都知道，我們知道的主題公園都採取了“門票制”，然後對單個遊樂項目採取“免費制”。單純從利潤角度考慮，這樣做很可能不如“拍賣”機制，甚至價格均等的“單個項目收費制”。為什麼主題公園不最大化它的利潤呢？
原因依然是“公平”二字。這個概念並不僅存於成人腦海，幼兒就有極強的“公平”概念，買票入園後，單個項目排隊，在幼兒眼裡是非常公平的行為（同樣，插隊被視為非常不文明的行為）。
相反，如果對單項目進行“價高者得”的收費機制，會讓大量的幼兒對父母的掙錢能力產生深深的不滿，這將直接破壞他們的家庭關係。正是出於這樣“人道”和“公平”的考慮，主題公園都採取了“門票制”，並任由耗時排隊來作為解決“人多”的難題。
中國鐵路公司比主張漲價解決春運難題的“網紅經濟學家”高明之處，就在於懂得“公平”的價值！
中國內地、臺灣和馬來西亞之所以敢設定高額的罰款以及嚴苛的懲罰，就在於“發國難財”的行為違背了人們珍視的“公平”！
傳統經濟學家忽視的“公平”，被行為經濟學家找了回來
“公平”非常有價值，這麼簡單的事情，可惜卻隨著經濟學的數學化，邊際革命，特別是主張“市場萬能”的“芝加哥學派”的崛起，而被幾代經濟學家都遺忘了。
我在《夏春：香江風波和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這篇文章裡說，只懂得米爾頓·弗裡德曼學說的香港政府和商界，實在是病得不輕。去年香港動盪六個月，其中一個核心原因就在於香港市民普遍認為政府做事“不公平”。
我在文章中建議，香港社會非常需要了解另外兩位弗裡德曼的學說，一位是主張“世界是平的，深的”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一位是主張政府應該對經濟進行適度干預的哈佛大學教授大衛·弗裡德曼（David Friedman）。
“公平”這個概念，是怎麼被找回來的？很簡單，是一群不喜歡經濟學太數學化，主張研究現實中人們的行為的經濟學家找回來的。
經濟學裡最數學化的一個領域就是博弈論（Game Theory），它本身就是數學裡面的一個分支。看過電影《美麗心靈》的人都知道，博弈論最大的貢獻者約翰·納什（John Nash），就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博士。
納什的發現很簡單，當人人都追求“自利”的行為時，可能讓每個人都得到更加糟糕的結果。在電影裡，普林斯頓的大學生，都想追求校花，結果就是誰也沒有女朋友。
大家更熟悉的一個概念叫做“囚徒困境”，對每個囚徒來說，招供是比不招供來說對個人更有利的選擇，但大家都招供，結果就是都被投入囚牢。
而“人人為己，有利社會”的觀念，則來自於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連接個人“自利”行為和社會結果的機制，就叫做“市場機制”和“價格機制”。在1953年被兩位經濟學家在一些合理假設下，用精妙的數學推導嚴格證明之後，被整個經濟學界視為圭臬，這也正是“芝加哥學派”主張“市場萬能”，引以為豪的基礎。
顯然，納什的發現，極大地動搖了這一基礎。
但是，納什的理論，以及其延伸出來的更加複雜的版本，本身就依賴於一個極強的假定，就是人人都是自利的。相信者就會高聲呼籲，當有機會“發國難財”時，就一定要抓住機會“趁火打劫”。儘管這樣做會帶來各種各樣的不利整個社會的結果。他們會假裝不知，或者真的不知道。
口罩抬價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可惜的是，那麼多飽讀詩書的經濟學教授，居然把納什的發現拋之腦後，一起為“發國難財”的行為唱起了讚歌。
“人人都是自利的”這樣一個假定，究竟符合現實嗎？在芝加哥學派最風光，米爾頓·弗裡德曼享受電影明星一樣追捧的年代，沒有人去質疑這樣的假定。
直到有人設計了一個極其簡單的博弈遊戲：兩個人分一元錢，前者提出分配方案，後者可以接受，按此分配，或者拒絕，這樣兩個人就什麼也得不到（另外一個版本允許後者重新提議分配方案，但是這樣做一元錢會隨著時間減少）。
按照“人人自利”的假設，前者的最佳選擇就是獨吞一元，不給後者分毫。對於後者來說，接受這樣的結果，和拒絕這樣的結果，所得都是一樣的，零！
這個遊戲簡單到不需要懂得任何高深的數學知識。然而當教授們邀請學生真來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他們發現，幾乎沒有人會選擇獨吞一元。儘管分配結果不一，但最常見的結果就是“五五分”。問他們為什麼，回答是：這樣做才公平！
教授們不信邪，把遊戲規則改成“獨裁遊戲”，前者的分配結果，後者只能選擇接受，不能拒絕。結果幾乎是一樣的，享受“獨裁者”權力的參與者，依然會給“被獨裁者”留下一定的金額，雖然要低於“五五開”，但不是獨吞！
把一元換成更加符合生活真實場景的金額，遊戲的結果都顯示，人們在乎“公平”，不是絕對的“自私自利”！
等到全體經濟學家都對這樣的實驗結果相信和接受之後，才有人突然發現，
原來亞當斯密在他的名著《國富論》裡早就強調了“公平”的重要性，在他另外一本常常被經濟學家忽視的名著《道德情操論》裡，“公平”的價值和意義更是被反覆論述。
經濟學就這樣誤入迷途，繞了一個天大的彎，才終於重新認識到“公平”的價值。
如今，關於公平的研究論文越來越多。2017年獲得諾貝爾獎的行為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就在他的自傳體著作《“錯誤”的行為》（Misbehaving）裡，專門用了一章來介紹“公平”的重要性。
不過，要提醒大家的是，塞勒教授可不是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任教，而是任教於商學院的“行為科學”系。他的行為經濟學研究依然受到信奉“市場萬能”的經濟系很大的牴觸。
“網紅經濟學家”引用的讚美“發國難財”的三位諾獎得主，兩位在芝加哥大學渡過自己一生的教學和研究生涯，儘管他們都已經離世，但影響力依然不減。
在中國，信奉“市場機制”達到“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學家很多，他們絕大部分是90年代中期之前畢業的留學生。可惜的是，從他們的言論來看，對於經濟學前沿研究的新進展，他們並沒有密切跟蹤。
反而是2000年之後海外留學畢業的經濟學博士，這次積極撰文，反駁為“發國難財”唱讚歌的行為。實際上，“網紅經濟學家”的學生，留學美國任教之後，在“知乎”上這樣評價自己的老師：他的知識結構還停留在70年代。
我寫下一個判斷：兩位或者三位經濟學家，一位叫做Ernst Fehr，一位叫做Klaus Schmidt，以及Colin Camerer以對“公平”的研究貢獻，極有可能在十年之內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與普羅大眾脫節的經濟學家
這些天，圍繞“發國難財”而展開的爭論，相信經濟學家的名聲再一次備受打擊。其實，經濟學家的名聲遠遠不如牙醫，是梅納德·凱恩斯在名著《通論》裡就嘲笑過的事情。
我有一個習慣，歐美一流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出版新著作時，我通常會在第一時間從美國Amazon網站購買。2019年11月中旬我一次性買入了五本著作，包括主張對超級富人徵收“財富稅”的《不公平的勝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主張美國企業從競爭轉向壟斷，歐洲企業從壟斷轉向競爭，因此必須加強對美國壟斷企業監管的《大反轉》（The Great Reversal）,支持“現代貨幣理論”的集大成著作《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以及研究推動08年金融危機不斷擴散新機制的《信念危機》（A Crisis of Beliefs）。
不過，我收到後，馬上細讀的第一本書卻是《艱難時代的好經濟學》（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原因很簡單，作者恰恰是去年10月獲得“諾貝爾獎”的夫婦Abhijit V. Banerjee和Esther Duflo。
這本書讓我倍感有趣的是，在第一章，兩位作者就對自己的經濟學家身份展開了自嘲。他們引用了兩個民意調查，都顯示普羅大眾對於經濟學家的聲望排名極低，通常會在眾多職業中排名倒數第二，因為倒數第一的位置總是被“政客”搶走了。
更具體來說，兩個民調都顯示，
相信經濟學家的人口比例只有25%，相信天氣預報員的人有50%。相信政客的，只有5%。順便說一句，排名第一位的通常是教師或者護士，不過在這輪疫情應對中，香港部分護士“臨陣脫逃”的表現可謂是讓人大開眼界。
兩位新科諾獎得主引用了一份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研究非常有意思。在20個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上，來自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40位經濟學家的看法，和美國普羅大眾的看法，差異高達35個百分點。
注：EEP代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意見，FTI代表美國普通民眾的看法
舉例來說，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否提升了美國人的平均福利這一問題上，95%的經濟學家回答“是”，而普羅大眾做出同樣回答的只有51%。
對鋼和鋁加稅有助於提升美國人的福利水平這樣的觀點，經濟學家全部反對，但33%的普羅大眾表示認同。
對於大企業的CEO薪酬過高的觀點，39%的經濟學家同意，普羅大眾持相同觀點的則有67%。
這20個問題裡，沒有“發國難財”值不值得讚美和嘉許這一問題，本來我想在此加一個投票問問大家的意見，可惜公眾號每篇文章只許設置一個“投票”，而我在文章開始時就用掉這一權限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您是支持，還是反對“發國難財”的行為。
一個待解的謎題
我寫這篇文章，是期待那些認為“發國難財”行為值得嘉許的“經濟學家”們，重新補一補前沿研究強調“公平”重要性的課。
但我更想回答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口罩短缺引發的恐慌情緒在不斷蔓延？
前文提到，為買到口罩，200人會為了20盒口罩而排隊，這似乎很容易理解。事實上，為短缺的口罩而排隊的行為非常類似於擔心銀行存款不足，而排隊提款的行為，這一行為在經濟學上被稱為“銀行擠兌”。
這一相似性為我的好友，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和香港科技大學的王鵬飛教授捕捉，他以自己對“銀行擠兌”的研究提出建議，或者由政府來統一分配口罩，給到最可能被病毒感染，最需要口罩的人，或者由政府來統一協調生產。實際上，這樣的方案非常類似於對“銀行擠兌”的解決。或者採取協調分配，或者成立“存款保險公司”，政府出面解決銀行和儲戶之間的期限錯配難題。
實際上，我在美國讀博期間，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2000年初，中國的四大銀行呆賬壞賬眾所周知，卻沒有發生任何銀行擠兌的現象？
為什麼今天，大家會為了口罩而大排長隊？ 到底是什麼改變了？
也許，答案可以在《信念危機》這本書找到。
說明：
“財經智識”（ID:efintel）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END
閱讀更多 東亞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