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冉
湖北是新京報攝影記者陶冉的故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發初期，他顧不上家中還有身患疾病的父親需要陪伴，主動向報社領導請纓，跟隨北京市第一批醫療隊馳援武漢
《戰疫老兵曾憲紅》
1月27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出發支援武漢前，曾憲紅的愛人與她告別。
曾憲紅朋友得知她支援武漢後，發信息讓她注意休息。
2月2日上午，醫療隊隊員臨時駐地，曾憲紅提前將早餐掛在值完夜班的隊友的房間門口。
等擺渡車間隙，曾憲紅提醒隊員們醫療注意事項。
抵達隔離區的清潔區後，曾憲紅在更衣室戴上第一層口罩。
曾憲紅穿上防護服。
曾憲紅整理防護服。
曾憲紅幫助其他隊員用膠布封住防護服領口的縫隙。
穿好防護服後，需要再穿上隔離衣。
穿好隔離衣後，隊員幫助曾憲紅在面部口罩的縫隙處貼上膠帶。
隊員幫曾憲紅戴上第二層口罩。
在防護衣寫上“加油”字樣是鼓勵患者的一種方法。
曾憲紅“全副武裝”後走向患者病區。
曾憲紅在病區內照顧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
從醫院回駐地的擺渡車上，經過幾個小時的工作後，疲憊的曾憲紅在車上一言不發。
2月2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在隔離病區工作幾小時後，曾憲紅的臉上被口罩和防護服勒出深深的印記。
在與本報記者唐瑜的對話中，陶冉從武漢疫情一線發來的聲音，言語間處處流露著新聞攝影記者深入現場不懼險、不畏難的職業精神。
唐瑜：能簡單地跟我們介紹一下，新京報攝影部這次派您“出征”武漢的經過嗎？你們是什麼時候出發的？
陶冉：我們攝影部目前共有15名攝影記者。1月20日，一位剛入職一年的年輕記者從武漢報道現場回來（目前正在自我隔離中），1月23日上午10點武漢就封城了。在疫情暴發初期，我便向領導申請，如果要派人的話，我要第一個衝上去。一方面因為我是湖北人，對武漢比較熟悉且更有感情。另一方面，我跑突發新聞的經驗相對年輕記者稍微豐富一些。
還記得接到要出發的任務是在1月26日下午2點半，當時非常急，3點半到東單路口集合出發。我正在家中睡午覺，領導給我打電話說，“收拾一下，準備出發。”我說，“去哪？”領導說，“武漢。”我就說“好。”我甚至沒有來得及拿上換洗衣物，帶夠了兩箱器材便與北京市第一批醫療隊一起出發了。
唐瑜：您都帶了哪些設備？防護用品帶夠了嗎？
陶冉：我帶了大疆的御2無機人，多個鏡頭和閃光燈等設備。因為這種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是要雙保險，以防臨時出問題，我還帶了兩個機身。口罩和手套全部都備好了，唯獨沒想到那邊進出醫院，衣服都需要消毒。目前，因為我僅有來時穿的一身衣服，無從換洗，很不方便。
在報名出征時，我就提前買好了防護用品。口罩當時在打折，我買了100個，考慮到父親重病，抵抗力低於普通人，我只拿了15個，剩餘的留給了家人。防護服和手套也都是自己帶去武漢的，為的是不給醫療團隊增加負擔。我儘量不找醫療隊要任何東西，因為他們是真正的一線，他們的物資非常緊張，我們要再找人家要資源那就不合適了。醫護人員如果缺了防護，就沒有辦法再去接觸病患，而病患此時此刻真的很需要他們的關懷。
唐瑜：在現場，您是如何在拍攝中做好防護的？這次防疫專題中，新京報攝影部是如何部署報道計劃的，您自己又著重拍了哪些題材呢？
陶冉：我所在區域是隔離區的一部分，算是隔離區裡面的清潔區，別的醫院有可能叫半汙染區，我們所在點就叫隔離區裡面的清潔區。隔離區整個戒嚴，進去需要穿防護服。穿脫防護服需要經過專業的訓練，因為在穿脫過程中，有受汙染暴露的風險，所以必須要嚴格按之前訓練的要求進行。另外，我們的設備由於不容易徹底地消毒，因此進入隔離區便不能再帶出來。
拍攝時，我必須把防護放在首位，不光是為我自己的身體健康考慮，更是為了與我每天朝夕相處的醫療隊員們。我不能讓他們承受任何風險，一定要保護和支持他們。
新京報此次派出的3名攝影記者，分3個主場做防疫專題報道。吳寧負責每天衛健委的發佈會，李凱翔負責跑北京地壇醫院等定點醫院進行採訪。我是北京醫療隊隨團記者，我的關注重點自然是在前線衝鋒陷陣的醫務工作者。
我是湖北人，我需要也想要為我的家鄉發聲。在進入封城的武漢之前，我看到了很多關於武漢的網絡傳聞，包括一些外地人對武漢人的誤解。如今網上的各種信息很難甄別真假，這時候，更需要我們這些在前線的記者去把真實的情況報道出來。記者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向外界傳播最及時的消息，消解人們的恐慌和不安。
唐瑜：一個多星期過去了，在前線拍攝一定很辛苦吧？在拍攝過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畫面嗎？
陶冉：印象深刻的畫面肯定是有的。高強度的拍攝工作，有時候一天只能睡一兩個小時。但是與我一起出發的很多醫護人員也放棄了春節休假，義無反顧地在崗位上和疫情抗爭。他們跟病人零距離接觸，白色的防護服內溼噠噠的都是汗水。我們的辛苦跟醫護人員比起來，真的不算什麼。
我做了一個選題，跟拍了一位年長的護士，她是北京同仁醫院的護士長，也曾經是2003年第一批入駐非典病房的護士之一。她在防控傳染病方面的經驗相對於年輕護士來說更豐富一些，經常會給其他護士講一些注意事項。我觀察到她的眼神裡透露出來的是堅強與堅定。在病房中，倘若看到患者因病痛苦，她總是希望能多做點什麼，盡力與他們多溝通交流，也在琢磨以更多心理支持的辦法，希望為患者建立信心。這是一條典型的人物線，我就拍她的一天，從每天早上起床去醫院值守，再從醫院回到酒店，最後完成了《戰疫老兵曾憲紅：幫孤獨的隔離者重建信心》組照，並於2月4日在新京報上刊發。
唐瑜：您還參與過哪些重大新聞報道？您覺得類似報道對攝影記者的考驗在哪裡呢？
陶冉：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在上大學，也去當了志願者。2012年到2017年，我在京華時報當攝影記者，在這期間，所有的重大突發事件我都參與了報道，比如馬航飛機失聯，我專門前往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採訪。
做突發新聞記者需要隨機應變能力很強，因為現場往往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如果你反應慢的話，很容易發生意外。我之前在京華時報時還做過暗訪調查記者，這種應變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鍛鍊，在拍攝的時候，才能夠遊刃有餘吧。
唐瑜：您在攝影工作中有什麼好習慣嗎？
陶冉：我父親是攝影記者，他從小就教育我，跟我說圖文並重，兩翼齊飛。他還說，照片如果想讓別人留存，一定要以專題為主，要學會用照片來講故事。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就是拍一些配圖，內容決定我拍哪個我就拍哪個。有了一些工作經驗之後，我開始慢慢地朝著專題方向拍攝了。現在，我會盡量尋找和拍攝一些自己感興趣，並能夠引起共鳴的專題，或者能夠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專題。
父親教導我“好照片不過夜”。當天採訪的東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印象慢慢變弱，我需要抓緊時間搭配起來。所以，我的好習慣就是當天拍的所有東西，就算不發稿，也會把圖片全部整理好了再睡覺，這也養成了我對照片的“強迫症”。
文章刊發於《中國攝影報》·2020年·第10期·2版
攝影：陶冉
採寫：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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