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漢末魏晉名士的研究集中與名士風氣的形成與演變，曹魏對名士的政治態度等方面，缺乏將名士風氣的變化置於名士群體演變的過程中進行研究。在經歷黨錮之後，名士群體發生分化，“經明行修”的名士群體是否完全消逝，其與曹操的政治思想的衝突的原因及結果是什麼？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士人求名之風雖然並不起於東漢，然而卻在漢末形成似於全民皆尚的社會政治思潮。范曄在《後漢書》中對名士有其簡述即“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士人紛紛追求名聲，在“經明行修”的基礎上，刻意顯示自身氣度，以達到求名的目的，求名之風開始形成。然在經歷漢末政治混亂，宦官把持朝政以後，“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娃直之風”成為士人衡量名士的新的標準，亦是名士風氣新的內容。“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成為士人標榜的對象。
與此同時，求名之風蔚然成風，尤其在兩次黨錮事件之中，士子爭與其同，輕生尚氣，甚至將此作為獲得聲名的手段之一。因此，漢末名士風氣包含士人的求名心理，並伴隨著政治色彩，在儒學的倫理道德之上，雖亦有“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的名士風氣的原型（包含不仕之名士），卻也不斷融合儒家的政治理念、價值觀念（節義之風），使名士之風不斷具有精神層面的影響力。但在黨錮之禍之後，名士群體遭到清洗，群體開始變化，名士風氣亦開始轉變。
漢末名士風氣與演變
兩次黨錮事件是引起名士群體變化的轉折點。亦是名士開始轉變自身價值觀念與思想意識的開端，因此本文側重於對黨錮事件前後，士人群體的變化及名士風氣的改變來分析名士風氣的演變。
本文對於黨錮事件之前的名士群體進行分類大致入下表：
名士類型 代表名士
黨人 李膺、杜密、劉祐、宗慈、範滂、張儉、苑康等人
高門名士 袁紹、楊倏等人
其他 郭太、符融、許劭等人
按此表分析，在當時之前，黨人實際上已經成為名士的主體，佔據名士群體的多數。而在二次黨錮事件之後，黨人名士遭到清洗。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中這樣記載：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範清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顯然在經過黨錮事件之後，黨人遭到清洗，由於黨人在名士中比重較高，加之多數名士爭相以黨人自居。因此對黨人的清洗無疑使名士群體主體大為減損。即便在黨事平息之後，亦是寥寥無幾。因此，在此之後名士群體發生變化，主要由高門名士及其他組成。名士風氣也開始發生變化。主要分為兩個方面：
首先，傳統的名士群體依然保持漢末名士的“舊習”。
所謂傳統士群體應該為孔融、楊倏為代表的治經名士。這類名士仍然保留漢末名士“經明行修”、“交遊”、“品核公卿”等風氣，但此名士傳統卻依然遭到曹操打擊，政治文化影響力漸趨消逝。
其次，漢末名士風氣蘊含的價值觀念發生變化。《世說新語》卷中之上《方正第五》中這樣記載：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床下，其見禮如此。
宗承字世林，其父是漢末名士宗資。《東觀漢記》卷十七傳十二《宗資》條：
宗資”，范曄後漢書無傳，黨錮傳李賢注引謝承後漢書雲：“宗資，字叔都，南陽安眾人也。家世為漢將相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資少在京師，學孟氏易、歐陽尚書。舉孝廉，拜議郎，補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範滂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於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聞於海內。”
宗資家族歷世為漢朝名將之臣，並且少而通經，與黨人範滂關係頗密，為其功曹，因選人善任，聞名天下，影響力頗大，為士人推崇，實屬名士。其子宗承按《世說新語》記載亦當為名士。但是宗承與魏武帝曹操雖為同時之人，卻頗為鄙薄曹操為人，甚至在曹操為司空之時仍不變其態度，不與之交友哦，宗承回答曹操的理由是“松柏之志猶存”。顯然宗承所指“松柏之志”應有漢末名士在儒家思想薰陶下所崇尚的價值觀念之風氣，這種風氣自宗資至於林早期均未改變。
顯然此種理念與士風在當是黨錮事件之後發生轉變。湯用彤先生在《魏晉玄學論稿》中在評論《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李秉《家誡》條時雲：
自東漢黨禍以還，曹氏與司馬兩代猜忌，多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懼禍，乃不評論時事，臧否人物。此則由漢至晉，談者由具體事實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遠理則，亦時勢所造成也。
名士鮮見能夠保全自身，以至於士人為避其禍，不敢議論抨擊論政治，品題人物。漢末名士所崇尚之激揚名聲，互相題拂的風氣漸趨羸弱。談其原因，湯用彤先生似側重於外部“時勢”。亦是將其歸於外部的政治壓力。則更傾向於是在兩次黨錮事件之後，政權衰落，政局混亂，每士主體遭到清洗，名士群體規模縮減。群體規模的縮減，必然導致崇尚以經學立國之價值觀念的主體人員的改變，最終導致受經學價值理念影響的名士價值觀念的改變，導致士人遵循的價值標準發生變化。名士群體的變化，價值理念所依賴的主體的消逝，無疑加劇漢末名士風氣轉變之步伐。
孔融的政治思想、行為特徵
漢世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延至東漢，其學尤甚。經學派別林立，通經成為兩漢士人出仕的重要途徑，因此，多有家學盛行之風。而孔融作為孔子二十世孫，儒學世家，其家學自不必說，當為典範。然而在漢末政治混亂，經學遭受重創，名士風氣盛行之際，作為漢末名士的孔融，無論是從其政治思想，還是其行為上都有其獨特之處。
首先，從孔融之家學背景分析。《後漢書·孔融傳》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
同傳：
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
孔融家世在《後漢書》中有具體記載，儒學世家當是其最重要的標識。家學傳承不需多言。自幼亦是學習儒家的思想文化，頗受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影響，其思想行為亦是如此。在其幼年喪父的表現便是其體現，哀毀過禮、形容憔悴、鄉里表稱其孝，“孝”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思想，這在孔融幼時便頗有影響。而《融家傳》中孔融關於宗族問其取小梨之故，其“小兒，法當取小者”的回答亦等體現在孔融家族中接受的儒家思想的“親親尊尊”、“禮儀法治”的精神。而儒家“三綱五常”亦是孔融自幼便樹立的價值觀念。孔融的這些思想在之後的政治活動中成為其行為及政治觀念的思想淵源。亦使孔融在漢末名士群體變化之際仍保留其名士的傳統風氣及文化傳統。
除此之外，孔氏家族在漢室頗受皇室推崇，其中對於孔氏家族的儒學地位尤為重視。尊孔祭孔活動較為頻繁，據史書所載，漢高祖劉邦乃是祭孔的第一位皇帝，之後漢代皇室的祭孔活動不絕，尤其是在武帝確定儒家的正統地位之後。儘管漢代皇室祭孔活動頻繁，但其中能夠直接體現孔氏家族的家學的描述的記載頗少。而《後漢書》卷七九上《孔僖傳上》載：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裡，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章帝在元和二年（公元８５年）巡狩時，過魯，大規模祭祀孔子及儒家先賢，並大會孔氏家族人員、請儒者講論，這裡的“儒者”應當亦是孔氏家族成員之一。章帝此次大肆祭孔雖然和兩漢對於經學的重視有關，但亦與孔氏家族始終保持儒學家學傳統有關。在經歷百家爭鳴、焚書坑儒、漢初崇黃老之術之後，孔氏家族始終保持對於經學作為家學的傳統。這種傳統延續至孔融時期亦未改變，亦是孔融的言行的淵源。
其次，“交遊”風氣在漢末名士群體之中盛行，士人對交遊的對象頗為看重，甚至將其視為自身政治文化的象徵。孔融交遊的主要以治經之士與北海為主。日本學者川勝義雄在其著作《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中將郡望為北海的名士等列為北海清流流。儘管川勝義雄的劃分是為分析漢末清流的政治譜系，但在實際上亦可以推斷郡望為北海的這些名士顯然存有共通之處，甚至帶有郡望黨派的性質。孔融其人亦曾出任北海相，在北海頗具影響力，而且在其交遊人員中，北海名士所佔比重僅次於治經之士，甚至和治經之士重合之處頗多，或是等同於治經之士。他們在漢末動亂之時，以孔融為核心，形成自身的政治文化影響力。
其次，孔融的交遊對象還有以中下級官吏，或是其故吏的特點。這其中包含王脩、邴原等人，並且都具有遊學的經歷及對儒學的追求。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的《魏晉清談》的章節中在談論魏晉清談風氣時，引章炳麟五朝學“言魏、晉俗弊者，始幹寶晉紀……王符作‘潛夫論’，跡盛衰，譏漢俗最甚。雖幹寶論晉弗能過也。漢之純德，在下吏諸生間，雖魏、晉不能獨失也。”顯然對於漢世的純德應當是對於儒家思想、價值理念的遵守，而這種情況雖經漢末動亂及經學的衰落，但卻存於下吏及儒生之中。而觀孔融的交遊對象，亦多是對於故吏及儒生，可見其特徵。
縱觀孔融的交遊對象，雖不乏漢末盛名及奇異之士，但是與其關係較為緊密，並在正史與其文集之中有往來的人多數為治經之士。在漢末經學衰落的時期，這部分名士的思想，政治態度必然受其文化的影響，與孔融頗有相似之處。按陳寅恪先生在《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中對於才性離合與其政治態度的關係的闡述，孔融的政治傾向、主張亦與其文化思想相符，支持漢室正統地位，提倡儒術，這些在其交遊的對象中頗能體現。
最後，孔融作為漢末著名文人，其文集存世頗多，《後漢書》卷七九下《謝該傳》載《上書薦謝該》：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群兇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復侯勝辨常陰之險，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孔融上書薦謝該，在談及群兇破殄之時，其言需要依靠名儒，掌管國家禮法制度，顯然孔融認為在亂世之時，選用儒士，遵循禮紀，便能使政治恢復常序。其實質亦是以儒家思想治國。而其後仍列舉漢室對待經學家的態度，更直言“尊儒貴學，惜失賢也”。可見孔融的“顯儒”之思想。而在《全漢文·孔融卷·上三府所闢稱故吏事》中載有孔融對於漢末門生故吏之觀點：
三府所闢，州郡所闢，其不謁署，不得稱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途稱婦。然則在途之臣，應與為比。《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為差。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闢也。”奉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孫嬰齊卒於狸蜃，時未入國，魯公以大夫之禮加焉。《傳》曰：“吾固許之返為大夫。”延陵季子解劍帶徐君之墓，以明心許之信，況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辭，有資父事君之志邪？臣寓以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就職，便為故吏。
故吏：《風俗通義·十反第五》注引陪吏條，：
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傅子：“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蓋當時守、相所闢之吏，於郡國義屬君臣，於漢朝則為陪臣重隸也，故漢人之於舉主率稱故吏也。
按此條記載，故吏之稱始於漢武帝舉孝廉之舉，由守、相所闢之吏。其隸屬關係上，在郡國為君臣，而在漢朝為陪臣。故此，有於舉主稱之為故吏。顯然，故吏與舉主的關係（君臣）較之君主（陪臣）更為深。而在漢末，故吏實質亦不斷變化，頗有“黨群”之嫌。在兩次黨事中，故吏亦被視為黨人附屬。《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裡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熹平五年的詔令無疑將故吏視同黨人附屬，甚至“黨人”，足以說明故吏之稱已發生變化，時有“朋黨”之嫌。而孔融對於故吏則“三公之招，有資父事君之志邪。”甚至“禮宜從重，三公所召，雖未就職，便為故吏。”強化故吏與舉主關係，無疑是在強化故吏與舉主之間的“朋黨”關係，而結合孔融《詩》中言“坐上客恆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其政治上頗有漢末名士樹立朋黨之意，必然引起集權者的反對。
除此之外，在《後漢書·孔融傳》中亦有孔融上書《馬日不宜加禮儀》、《肉刑議》等，而在《全漢文》中亦收錄有其《上書請準古王畿制》等，其文內容大可分兩類：第一，政治主張，多以儒家思想作為其上述政治主張的淵源，崇尚儒術及儒家禮制作為其政見根據。主張恢復兩漢舊有的統治方式。第二，上書及文集內容以倫理德行而對曹操的政策進行的諷刺。結合當時政治環境分析，孔融與曹操所屬的不同文化層面有關。
縱觀孔融其人家學、交遊、文集等方面，孔融在思想上受儒學影響，政治上主張儒術治國，支持漢室的正統地位。其行為具有漢末傳統治經名士的顯著特徵。
漢末之際，名士風氣盛行，士人爭相標榜。名士對於政權的影響逐漸增強。而在士人與宦官的鬥爭中，黨人成為名士的新群體，黨人與宦官的抗爭成為漢末名士的標識之一。在經歷兩次黨錮事件後，名士群體經過清洗，原有的群體發生改變，名士風氣亦隨著群體的改變發生變化。整體的名士風氣隨政治的變化而變化，逐漸摒棄漢末名士價值中的“節義”觀念，開始依附於新生政權。而以孔融、楊修為代表的名士群體則仍然保留傳統的名士風氣，堅持以儒家思想作為自身的價值理念。因此，他們必然會與曹操的政治文化思想產生衝突。
光和末年黃巾起義爆發後，曹操拜騎都尉，參與鎮壓活動。並在鎮壓黃巾起義過程中不斷積攢自身的軍事政治影響力。於初平元年加入袁紹討董卓同盟，為奮武將軍，並未得到任用。而曹操正真建立自身實力是在鎮壓青州黃巾軍之後，“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在此之前，曹操與名士的關係較為觸洽，並積極交結名士，向名士群體靠攏。但是興平元年曹操因不滿名士邊讓的譏諷，告郡殺之，結果引起名士的不滿，導致陳宮、張邈的叛迎呂布，“青州兵奔，太袓陣亂，騎突火出，墜馬，燒左手……”＠這次叛亂導致曹操實力受損，亦是其對名士態度轉變的一個導火線。因此在建安元年迎獻帝都許之後，曹操企圖誅殺太尉楊彪，以試探名士。此時曹操對待名士的態度開始轉變。
與此同時，曹操的選賢用人思想不斷完善，頒佈四道求賢令，建立自身的選賢用人標準。求賢令的選賢用人標準與漢末以來的選賢標準相沖突，“唯才是舉、選才以才不以德’’，否定名士的選賢價值觀念。而曹操對待名士的態度亦隨其選賢思想的完善發生改變。
在其改變對名士態度的同時，孔融、楊脩等傳統的治經名士在文化、政治思想及對待漢室態度上與曹操的矛盾不斷加劇。而孔融、楊脩作為治經名士的核心人物，其對曹操的譏諷及政治思想等的差異，及曹操自身代漢思想的不斷完善，必然阻礙曹操實現自身的政治意圖，損害其政治利益影響其群體對待曹操的態度，與此同時，以孔融、楊脩為核心的漢室的支持力量在與曹操的政治衝突中不斷減弱，必然被曹操誅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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