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末魏晋名士的研究集中与名士风气的形成与演变，曹魏对名士的政治态度等方面，缺乏将名士风气的变化置于名士群体演变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在经历党锢之后，名士群体发生分化，“经明行修”的名士群体是否完全消逝，其与曹操的政治思想的冲突的原因及结果是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士人求名之风虽然并不起于东汉，然而却在汉末形成似于全民皆尚的社会政治思潮。范晔在《后汉书》中对名士有其简述即“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士人纷纷追求名声，在“经明行修”的基础上，刻意显示自身气度，以达到求名的目的，求名之风开始形成。然在经历汉末政治混乱，宦官把持朝政以后，“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娃直之风”成为士人衡量名士的新的标准，亦是名士风气新的内容。“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成为士人标榜的对象。
与此同时，求名之风蔚然成风，尤其在两次党锢事件之中，士子争与其同，轻生尚气，甚至将此作为获得声名的手段之一。因此，汉末名士风气包含士人的求名心理，并伴随着政治色彩，在儒学的伦理道德之上，虽亦有“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的名士风气的原型（包含不仕之名士），却也不断融合儒家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节义之风），使名士之风不断具有精神层面的影响力。但在党锢之祸之后，名士群体遭到清洗，群体开始变化，名士风气亦开始转变。
汉末名士风气与演变
两次党锢事件是引起名士群体变化的转折点。亦是名士开始转变自身价值观念与思想意识的开端，因此本文侧重于对党锢事件前后，士人群体的变化及名士风气的改变来分析名士风气的演变。
本文对于党锢事件之前的名士群体进行分类大致入下表：
名士类型 代表名士
党人 李膺、杜密、刘祐、宗慈、范滂、张俭、苑康等人
高门名士 袁绍、杨倏等人
其他 郭太、符融、许劭等人
按此表分析，在当时之前，党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名士的主体，占据名士群体的多数。而在二次党锢事件之后，党人名士遭到清洗。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中这样记载：
大长秋曹节因此讽有司奏捕前党故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清等百余人，皆死狱中。余或先殁不及，或亡命获免。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
显然在经过党锢事件之后，党人遭到清洗，由于党人在名士中比重较高，加之多数名士争相以党人自居。因此对党人的清洗无疑使名士群体主体大为减损。即便在党事平息之后，亦是寥寥无几。因此，在此之后名士群体发生变化，主要由高门名士及其他组成。名士风气也开始发生变化。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传统的名士群体依然保持汉末名士的“旧习”。
所谓传统士群体应该为孔融、杨倏为代表的治经名士。这类名士仍然保留汉末名士“经明行修”、“交游”、“品核公卿”等风气，但此名士传统却依然遭到曹操打击，政治文化影响力渐趋消逝。
其次，汉末名士风气蕴含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世说新语》卷中之上《方正第五》中这样记载：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皆独拜床下，其见礼如此。
宗承字世林，其父是汉末名士宗资。《东观汉记》卷十七传十二《宗资》条：
宗资”，范晔后汉书无传，党锢传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云：“宗资，字叔都，南阳安众人也。家世为汉将相名臣。祖父均，自有传。资少在京师，学孟氏易、欧阳尚书。举孝廉，拜议郎，补御史中丞、汝南太守。署范滂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于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闻于海内。”
宗资家族历世为汉朝名将之臣，并且少而通经，与党人范滂关系颇密，为其功曹，因选人善任，闻名天下，影响力颇大，为士人推崇，实属名士。其子宗承按《世说新语》记载亦当为名士。但是宗承与魏武帝曹操虽为同时之人，却颇为鄙薄曹操为人，甚至在曹操为司空之时仍不变其态度，不与之交友哦，宗承回答曹操的理由是“松柏之志犹存”。显然宗承所指“松柏之志”应有汉末名士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所崇尚的价值观念之风气，这种风气自宗资至于林早期均未改变。
显然此种理念与士风在当是党锢事件之后发生转变。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在评论《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李秉《家诫》条时云：
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两代猜忌，多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亦时势所造成也。
名士鲜见能够保全自身，以至于士人为避其祸，不敢议论抨击论政治，品题人物。汉末名士所崇尚之激扬名声，互相题拂的风气渐趋羸弱。谈其原因，汤用彤先生似侧重于外部“时势”。亦是将其归于外部的政治压力。则更倾向于是在两次党锢事件之后，政权衰落，政局混乱，每士主体遭到清洗，名士群体规模缩减。群体规模的缩减，必然导致崇尚以经学立国之价值观念的主体人员的改变，最终导致受经学价值理念影响的名士价值观念的改变，导致士人遵循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化。名士群体的变化，价值理念所依赖的主体的消逝，无疑加剧汉末名士风气转变之步伐。
孔融的政治思想、行为特征
汉世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延至东汉，其学尤甚。经学派别林立，通经成为两汉士人出仕的重要途径，因此，多有家学盛行之风。而孔融作为孔子二十世孙，儒学世家，其家学自不必说，当为典范。然而在汉末政治混乱，经学遭受重创，名士风气盛行之际，作为汉末名士的孔融，无论是从其政治思想，还是其行为上都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从孔融之家学背景分析。《后汉书·孔融传》载：
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七世祖霸，为元帝师，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
同传：
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性好学，博涉多该览。
孔融家世在《后汉书》中有具体记载，儒学世家当是其最重要的标识。家学传承不需多言。自幼亦是学习儒家的思想文化，颇受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影响，其思想行为亦是如此。在其幼年丧父的表现便是其体现，哀毁过礼、形容憔悴、乡里表称其孝，“孝”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思想，这在孔融幼时便颇有影响。而《融家传》中孔融关于宗族问其取小梨之故，其“小儿，法当取小者”的回答亦等体现在孔融家族中接受的儒家思想的“亲亲尊尊”、“礼仪法治”的精神。而儒家“三纲五常”亦是孔融自幼便树立的价值观念。孔融的这些思想在之后的政治活动中成为其行为及政治观念的思想渊源。亦使孔融在汉末名士群体变化之际仍保留其名士的传统风气及文化传统。
除此之外，孔氏家族在汉室颇受皇室推崇，其中对于孔氏家族的儒学地位尤为重视。尊孔祭孔活动较为频繁，据史书所载，汉高祖刘邦乃是祭孔的第一位皇帝，之后汉代皇室的祭孔活动不绝，尤其是在武帝确定儒家的正统地位之后。尽管汉代皇室祭孔活动频繁，但其中能够直接体现孔氏家族的家学的描述的记载颇少。而《后汉书》卷七九上《孔僖传上》载：
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僖因自陈谢。帝曰：“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曰：“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
章帝在元和二年（公元８５年）巡狩时，过鲁，大规模祭祀孔子及儒家先贤，并大会孔氏家族人员、请儒者讲论，这里的“儒者”应当亦是孔氏家族成员之一。章帝此次大肆祭孔虽然和两汉对于经学的重视有关，但亦与孔氏家族始终保持儒学家学传统有关。在经历百家争鸣、焚书坑儒、汉初崇黄老之术之后，孔氏家族始终保持对于经学作为家学的传统。这种传统延续至孔融时期亦未改变，亦是孔融的言行的渊源。
其次，“交游”风气在汉末名士群体之中盛行，士人对交游的对象颇为看重，甚至将其视为自身政治文化的象征。孔融交游的主要以治经之士与北海为主。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在其著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将郡望为北海的名士等列为北海清流流。尽管川胜义雄的划分是为分析汉末清流的政治谱系，但在实际上亦可以推断郡望为北海的这些名士显然存有共通之处，甚至带有郡望党派的性质。孔融其人亦曾出任北海相，在北海颇具影响力，而且在其交游人员中，北海名士所占比重仅次于治经之士，甚至和治经之士重合之处颇多，或是等同于治经之士。他们在汉末动乱之时，以孔融为核心，形成自身的政治文化影响力。
其次，孔融的交游对象还有以中下级官吏，或是其故吏的特点。这其中包含王脩、邴原等人，并且都具有游学的经历及对儒学的追求。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的《魏晋清谈》的章节中在谈论魏晋清谈风气时，引章炳麟五朝学“言魏、晋俗弊者，始干宝晋纪……王符作‘潜夫论’，迹盛衰，譏汉俗最甚。虽干宝论晋弗能过也。汉之纯德，在下吏诸生间，虽魏、晋不能独失也。”显然对于汉世的纯德应当是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理念的遵守，而这种情况虽经汉末动乱及经学的衰落，但却存于下吏及儒生之中。而观孔融的交游对象，亦多是对于故吏及儒生，可见其特征。
纵观孔融的交游对象，虽不乏汉末盛名及奇异之士，但是与其关系较为紧密，并在正史与其文集之中有往来的人多数为治经之士。在汉末经学衰落的时期，这部分名士的思想，政治态度必然受其文化的影响，与孔融颇有相似之处。按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对于才性离合与其政治态度的关系的阐述，孔融的政治倾向、主张亦与其文化思想相符，支持汉室正统地位，提倡儒术，这些在其交游的对象中颇能体现。
最后，孔融作为汉末著名文人，其文集存世颇多，《后汉书》卷七九下《谢该传》载《上书荐谢该》：
臣闻高祖创业，韩、彭之将征讨暴乱，陆贾、叔孙通进说《诗》《书》……今尚父鹰扬，方叔翰飞，王师电鸷，群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综礼纪……隽不疑定北阙之前，复侯胜辨常阴之险，然后朝士益重儒术。今该实卓然比迹前列……楚人止孙卿之去国，汉朝追匡衡于平原，尊儒贵学，惜失贤也。
孔融上书荐谢该，在谈及群凶破殄之时，其言需要依靠名儒，掌管国家礼法制度，显然孔融认为在乱世之时，选用儒士，遵循礼纪，便能使政治恢复常序。其实质亦是以儒家思想治国。而其后仍列举汉室对待经学家的态度，更直言“尊儒贵学，惜失贤也”。可见孔融的“显儒”之思想。而在《全汉文·孔融卷·上三府所辟称故吏事》中载有孔融对于汉末门生故吏之观点：
三府所辟，州郡所辟，其不谒署，不得称故吏。臣惟古典《春秋》，女在其国称女，在途称妇。然则在途之臣，应与为比。《谷梁传》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三公之吏，不得以未至为差。狐突曰：“策名委质，贰乃辟也。”奉命承教，策名也。昔公孙婴齐卒于狸蜃，时未入国，鲁公以大夫之礼加焉。《传》曰：“吾固许之返为大夫。”延陵季子解剑带徐君之墓，以明心许之信，况受三公之招，修拜辱之辞，有资父事君之志邪？臣寓以礼宜从重，三公所召，虽未就职，便为故吏。
故吏：《风俗通义·十反第五》注引陪吏条，：
文选卢子谅赠刘琨诗注引傅子：“汉武元光初，郡国举孝廉，元封五年举秀才，历世相承，皆向郡国称故吏。”盖当时守、相所辟之吏，於郡国义属君臣，於汉朝则为陪臣重隶也，故汉人之於举主率称故吏也。
按此条记载，故吏之称始于汉武帝举孝廉之举，由守、相所辟之吏。其隶属关系上，在郡国为君臣，而在汉朝为陪臣。故此，有於举主称之为故吏。显然，故吏与举主的关系（君臣）较之君主（陪臣）更为深。而在汉末，故吏实质亦不断变化，颇有“党群”之嫌。在两次党事中，故吏亦被视为党人附属。《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又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熹平五年的诏令无疑将故吏视同党人附属，甚至“党人”，足以说明故吏之称已发生变化，时有“朋党”之嫌。而孔融对于故吏则“三公之招，有资父事君之志邪。”甚至“礼宜从重，三公所召，虽未就职，便为故吏。”强化故吏与举主关系，无疑是在强化故吏与举主之间的“朋党”关系，而结合孔融《诗》中言“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其政治上颇有汉末名士树立朋党之意，必然引起集权者的反对。
除此之外，在《后汉书·孔融传》中亦有孔融上书《马日不宜加礼仪》、《肉刑议》等，而在《全汉文》中亦收录有其《上书请准古王畿制》等，其文内容大可分两类：第一，政治主张，多以儒家思想作为其上述政治主张的渊源，崇尚儒术及儒家礼制作为其政见根据。主张恢复两汉旧有的统治方式。第二，上书及文集内容以伦理德行而对曹操的政策进行的讽刺。结合当时政治环境分析，孔融与曹操所属的不同文化层面有关。
纵观孔融其人家学、交游、文集等方面，孔融在思想上受儒学影响，政治上主张儒术治国，支持汉室的正统地位。其行为具有汉末传统治经名士的显著特征。
汉末之际，名士风气盛行，士人争相标榜。名士对于政权的影响逐渐增强。而在士人与宦官的斗争中，党人成为名士的新群体，党人与宦官的抗争成为汉末名士的标识之一。在经历两次党锢事件后，名士群体经过清洗，原有的群体发生改变，名士风气亦随着群体的改变发生变化。整体的名士风气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逐渐摒弃汉末名士价值中的“节义”观念，开始依附于新生政权。而以孔融、杨修为代表的名士群体则仍然保留传统的名士风气，坚持以儒家思想作为自身的价值理念。因此，他们必然会与曹操的政治文化思想产生冲突。
光和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曹操拜骑都尉，参与镇压活动。并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不断积攒自身的军事政治影响力。于初平元年加入袁绍讨董卓同盟，为奋武将军，并未得到任用。而曹操正真建立自身实力是在镇压青州黄巾军之后，“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在此之前，曹操与名士的关系较为触洽，并积极交结名士，向名士群体靠拢。但是兴平元年曹操因不满名士边让的讥讽，告郡杀之，结果引起名士的不满，导致陈宫、张邈的叛迎吕布，“青州兵奔，太袓阵乱，骑突火出，坠马，烧左手……”＠这次叛乱导致曹操实力受损，亦是其对名士态度转变的一个导火线。因此在建安元年迎献帝都许之后，曹操企图诛杀太尉杨彪，以试探名士。此时曹操对待名士的态度开始转变。
与此同时，曹操的选贤用人思想不断完善，颁布四道求贤令，建立自身的选贤用人标准。求贤令的选贤用人标准与汉末以来的选贤标准相冲突，“唯才是举、选才以才不以德’’，否定名士的选贤价值观念。而曹操对待名士的态度亦随其选贤思想的完善发生改变。
在其改变对名士态度的同时，孔融、杨脩等传统的治经名士在文化、政治思想及对待汉室态度上与曹操的矛盾不断加剧。而孔融、杨脩作为治经名士的核心人物，其对曹操的讥讽及政治思想等的差异，及曹操自身代汉思想的不断完善，必然阻碍曹操实现自身的政治意图，损害其政治利益影响其群体对待曹操的态度，与此同时，以孔融、杨脩为核心的汉室的支持力量在与曹操的政治冲突中不断减弱，必然被曹操诛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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