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清朝統治者利用“黃教”弱化蒙古，包括筆者在內也曾這樣認為。然而由於近期疫情肆虐，我們蒐集了很多關於疾病的資料，意外發現清政府很有可能被冤枉了，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搞明白宗教與政權、病毒之間的關係。
首先一點，黃教是蒙古民族自己的選擇，並非清朝強制推廣的結果。況且蒙古本土的薩滿教是一種落後的原始宗教，黃教的到來為蒙古社會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噶爾丹利用自己溫薩活佛的身份，建立起強大的準噶爾汗國，就足以說明佛教與蒙古衰敗沒有必然聯繫。
其次，導致蒙古弱化的根本原因：一是火器的出現，蒙古騎射不再獨步天下；二是蒙古為瘟疫所困擾，準噶爾汗國就是因為爆發“天花”，而人口銳減。火器的威力不言而喻，但很多人並不知道，為什麼信奉黃教後，蒙古爆發瘟疫的概率會大幅度提高。
“黃教”即藏傳佛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喇嘛教”的格魯教派，因僧人佩戴黃色帽子而得名。黃教傳入前，蒙古人信仰“萬物皆有靈性”的薩滿教，薩滿被認為是神的代言人，有溝通鬼神，祭祀、看病、占卜等職能，在牧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建立後，薩滿教進入了鼎盛時期。大汗在決策重大事件時都要問卜於薩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蒙古政局。正式因為具有超人的權力，為鐵木真命名“成吉思汗”的宗教領袖闊闊出有了控制皇室的野心。
闊闊出假借長生天的名義，挑撥成吉思汗兄弟們的感情，不過很快被識破。成吉思汗以“天不愛他”為由將其處死。在君權和神權的對抗中，失利的薩滿教從此跌落神壇，為其他宗教進入蒙古提供了可能。
公元前六世紀，印度王子釋迦摩尼創建了佛教。公元七世紀，佛教經印度和漢地傳入西藏，在與本地原始宗教——苯教的對抗中，逐漸形成了具有雪域特色的藏傳佛教。
十三世紀蒙古崛起後，蒙藏精英階層的頻繁會晤使得佛教在蒙元高層廣為流傳，但並未滲透至普通牧民。北元滅亡後，蒙藏之間的聯繫被明朝徹底斷絕，佛教一度在草原消失。
明朝嘉慶年間，俺答汗帶領蒙古重新崛起，並向西控制了青海地區。為了實現青海、西藏以及蒙古的穩定，俺答汗求助於藏傳佛教的格魯教派。
俺答汗冊封了黃教領袖索南嘉措一個蒙古語“智慧如大海”的稱號，索南嘉措自稱為“三世”，寓意是師爺、師傅的轉世。作為回報，索南嘉措也利用宗教影響力宣揚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的轉世。
“弱肉強食”是草原一貫的生存法則，以往大汗一旦老去就會面臨來自兒子、兄弟們的挑戰與威脅。俺答汗正是因為有了成吉思汗轉世的身份，從而成為少數幾個得以壽終正寢的大汗。
在俺答汗的帶動下，蒙古諸汗、部落首領無不對喇嘛敬若神明，甚至送兒子出家，以求獲取崇高的宗教身份，所以才有了“蒙古敬信黃教，實始於俺答”的說法。
黃教為蒙古帶去了先進的文化，廢除了薩滿教殉葬、血祭等需要消耗大量財物、牛羊的落後制度，因而深得牧民的青睞。到了明朝末期，佛教已經滲透進蒙古民族精神和物質生活的方方面面。
蒙古皈依佛教後，不管是王公貴族，還是普通牧民，每年都會向寺廟佈施大量錢財，使得牧區財富畸形地集中在僧人手中。統治階層為鞏固地位頻繁入藏熬茶，又使得大量錢財流入西藏，進一步加劇了牧民的負擔。不過與病毒相比，貧窮也算不上什麼苦難。
在抵抗病毒方面，遊牧民族有著天然的優勢。中世紀席捲歐洲的黑死病正是由蒙古軍隊傳向西方的，黑死病致使歐洲人口銳減三分之一，但蒙古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這並非蒙古人抵抗力強，而是遊民經濟挽救了他們。
畜牧業是一種粗放的經濟體，需要大量草場資源做支持，牧民與牧民之間形成了天然的隔離帶。即便一戶牧民不幸感染病毒，也很難將其傳播給其他牧民。然而黃教進入牧區後，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為了方便禮佛，牧民通常會選擇在寺廟周圍居住，寺廟周圍也逐漸發展出了集市，最終成為城市。首先，生活趨向於定居，人地矛盾開始顯現，草場被過度放牧。部族與部族之間經常因水草爆發矛盾，無盡的內訌讓蒙古實力大損。
其次，遊牧民族居無定所，中原王朝很難將其主力圍殲。漢武帝傾全國之力也僅重創匈奴，而匈奴北遁後，僅幾十年的時間又再次成為漢朝的威脅。皈依佛教後，財富集中在寺廟，遷徙就成了一種奢望。乾隆僅拿下準噶爾汗國的老巢伊犁，就徹底平定了叛亂。老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用在這裡非常恰當。
最後，除了宗教職能，寺廟還承擔著醫療的社會職能，所以寺廟流通的不僅是知識、信息，還有病毒。牧民間的交流變得密集，衛生習慣卻又不遠如定居民族，瘟疫一旦爆發，後果不堪想象。清末時，連蒙古地位最顯赫的高僧都因感染病毒而雙目失明，普通牧民的情況就可想而知。
清政府“興黃教以安眾蒙古”僅是為了迎合蒙古各階層的需求，而對於宗教帶來的深遠影響，清政府無法，也根本不可能完全弄明白，畢竟現代科學還沒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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