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年
中國近代歷史千頭萬緒,資料浩繁。劉大年認為,研究近代史不能不分主次,首先要研究這段歷史中最基本的東西。他發表的文章,具體涉及太平天國、義和團、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孫中山、抗日戰爭等近代史領域的重要問題。
建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首先涉及歷史分期。劉大年認為:“自鴉片戰爭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的110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都是中國的近代。”*1961年他再次撰文強調:“這裡說的近代,是指從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我國民主革命時期。”*1964年他在向外國曆史學家介紹中國歷史科學時進一步明確指出:“五四前後既然社會制度相同,革命任務、革命性質相同,我們就只能把它看做是同一個歷史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史前進到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十幾年前的‘現代’,已經很快為今天的‘現代’所代替。時至今日,我們再用‘近代’去概括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歷史,用‘現代’概括五四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的歷史,顯然是非常不合理了”。*劉大年還撰文強調:“中國近代史一般是指整個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歷史。”*1964年他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中國近代史時,對以1949年為下限的理由做了詳細分析。*
劉大年認為,考察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標誌不外乎三個方面:從階級鬥爭來劃分,從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變化來劃分,從外國侵入後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來劃分。而這三者應當是統一的,不是互相排斥或彼此平列的關係。*在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總體把握上,劉大年的主張似乎與胡繩相近,若細加考察,不難發現二者差異所在。實際上,劉大年的分期構想可謂吸收了分期討論中的各家之言,並融入了自己的判斷和思考。
首先,他將清政府組織的反擊日、法的戰爭與義和團運動並列為民族戰爭,強調這一時期中外民族矛盾的主體地位。從劉大年的理論分析看來,他基本上肯定了清政府反擊列強的民族戰爭所具有的積極的、正義的一面。
其次,他在堅持以反帝反封建作為近代史演進脈絡的主線的同時,將近代以來的經濟變動,尤其是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也置於較為重要的地位。他在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的文章打印稿上批註有:“全文中看不出社會生活的變化。總起來是沒有社會經濟。一、不能說明生產力的發展。……以矛盾的階段作為分期階段,不能說明生產力發展的階段。”*有鑑於此,他特別重視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分析。他指出,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後,才有早期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從而為新的社會運動奠定基礎。這實質上強調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推動了中國由封建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轉型,已經涉及了中國的近代化歷程問題。
范文瀾
實際上,劉大年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研究的重視由來已久。1953年1月,近代史所設立經濟史組,劉大年任組長,確定以近代資產階級作為研究中心內容。*1955年他起草的《社會科學學部報告》著重提出:“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的歷史、中國資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思想、策略及其歷史作用”,“應作為專題深入地研究”。*20世紀50—60年代,他與嚴中平、巫寶三、汪敬虞、孫冶方等經濟史或經濟學的研究者有書信往還,曾提議“寫資本家千人傳”*。1954年3、4月間,劉大年在辦理顧頡剛調動之事時,曾在武漢逗留一週,專門聽當時武漢軍區副政委、原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鄭位三講武漢的資本家、近代工業情況。鄭位三對武漢地區的工商業情況很熟悉,他希望近代史所有人去研究武漢的工商業,並特意致信范文瀾。由於只是口述,武漢工商業的情況後來沒有整理,但劉大年對此事一直念念不忘。*1964年4月3日成立“近代中國社會歷史調查工作委員會”,楊東蓴為主任,劉大年、黎澍為副主任,主要根據劉大年的建議,進行“民族資產階級調查”“買辦階級調查”“江浙財閥調查”“商會調查”。*1958年他撰文明確指出:“中日戰爭後的再一次割地狂潮,使中國面臨著瓜分危險,而民族工業又正顯露其活力。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成了社會生活提出的兩個最根本、最迫切的問題。”*1981年劉大年率先提出中國近代史研究應從經濟史突破,拉開了近代史研究內容拓展的序幕。*這並非心血來潮,而是他長期關注、思考的結果。
學科體系成熟的標誌即為反映這一體系、具有典範意義的權威著作的產生。“三次革命高潮”體系作為20世紀50年代的分期討論的主要成果,對於此後中國近代史研究及中國近代史著作的編纂都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劉大年主持編纂的《中國史稿》第四冊及《中國近代史稿》體現了“三次革命高潮”體系的基本精神,同時力圖克服其片面性,並對該體系有所完善和補充。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後,在深入專題研究的基礎上編纂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成為全所上下數十年孜孜以求的目標。各種專題研究無不以《中國近代史》之編寫為中心而進行。最初近代史所擘畫的實際上是一部完整的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劉大年在1957年1月5日全所大會報告中說:“我們要從更多的材料,把近代史中若干問題,弄得更清楚、更深入。……今天開始寫的近代史,為了期望把它寫好,就是經過十年的時間也無不可。”*1957年9月,為寫好多卷本的《中國近代通史》,近代史所把原來的三個組打亂,重新組建近代史組全力以赴進行撰寫,並由劉大年任組長主持其事。但1959年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第四冊(1840—1919年)被分配由近代史所承擔,劉大年主持,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的撰著計劃不得不暫時擱置。當時近代史所人員將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稱為“大書”,而將《中國史稿》第四冊稱為“小書”,以示區分。*近代史所的主要研究力量都參與編寫了《中國史稿》。*歷時近兩年,《中國史稿》第四冊於1962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1年4月,劉大年回京與郭沫若討論《中國史稿》繼續寫作的問題。1972年1月15日,近代史所召開約30人參加的會議,原副所長張崇山宣佈《中國史稿》第四冊的修改及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下冊的編寫工作均由劉大年負責。此後劉大年即約集丁名楠、錢宏、餘繩武、樊百川、張振、龍盛運、劉仁達、金宗英等研究人員,開始從事《中國史稿》近代史部分的擴大編撰工作。1973年3月31日,劉大年召集修改《中國史稿》第四冊的研究人員會議。與此同時,劉大年還著手主持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下冊的編寫,並於1974年4月對這一工作進行分工。1976年,劉大年在郭沫若召集的《中國史稿》編寫工作會議上提出,《中國史稿》中中國近代史部分分量比較大,希望能夠獨立出版,得到郭的同意,此後,《中國史稿》的近代部分被稱為《中國近代史稿》,計劃共出五冊。1978年8月,《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6月,《中國近代史稿》第二冊、第三冊出版,但仍只寫到1901年。范文瀾、劉大年及近代史所同人為之努力數十年的中國近代通史著作終未竟全功。
劉大年為編纂《中國史稿》第四冊及《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冊至第三冊,從宏觀理論體系的提出、結構框架的設計,到對初稿逐字逐句的修改以至重寫,傾注了相當多的心血。《中國史稿》的基本理論體系體現在劉大年於1959年發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且與1954—1957年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討論密切相關。這一框架基本按照“三次革命高潮”分期,同范文瀾的分期觀點有相當的差異,但范文瀾“認為沒有必要統一於一種說法”,對劉大年的做法表示支持。*
事實上,劉大年在《中國史稿》第四冊的理論架構上融入了自己獨到的探索、思考,對“三次革命高潮”體系又有所發展與完善。他對以往包括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在內的中國近代通史體例著作偏重政治、忽略社會經濟文化的缺陷有所體認,因而《中國史稿》第四冊力圖克服片面性,將社會、經濟、文化以及邊疆、少數民族等內容均納入論述的範圍。劉大年於1961年2月14日在近代史所第一組工作會議上談編寫《中國近代史》一書的要求時明確表示:“我們寫歷史……要區別於單純的政治史,要從經濟、政治、思想各方面來寫書。”*在他看來,從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國近80年的歷史,明顯地表現為鴉片戰爭至太平天國運動失敗、1864年至戊戌變法與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及1901年至五四運動爆發三個不同時期,每個時期內帝國主義、中國社會各階級的關係、他們的矛盾鬥爭各有特點。其中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鬥爭、意識形態是統一的,在歷史論述中均應給予其應有的位置。因此,《中國史稿》《中國近代史稿》根據歷史演變的時間順序講述事件:不只講政治事件,也講經濟基礎的變遷、社會文化思潮的流變;不只講漢族地區的歷史,也講國內各民族的鬥爭、邊疆的沿革。
值得注意的是,對階級分析法的辯證運用,使此書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階級陣營分敵我論是非的簡單化趨向。劉大年認為,“統治階級、地主階級裡面有很多派別和集團,有區別,不盡相同。……說清楚這些問題才深刻,不要回避它”。“對清政府要給以恰如其分的估價,不要重複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論調,因為他們要推翻它,把它說得很壞。……清朝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起過積極作用。”*“中國近代的革命運動與反動統治表現了歷史運動兩個方向的對立,並非表現歷史分成了對立的兩塊,彼此無關。兩個對立方向是同一歷史過程的兩面。沒有反對革命的一面,就沒有革命的一面。我們不能只講革命的一面,不講反革命的一面。”*因而此書並未忽視統治階級的活動,對於“反革命”一方的歷史亦給予了相當的敘述比重,對統治者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的舉措給予了較為客觀中允的評價。
與此同時,此書力求避免人物的標籤化、臉譜化,而強調揭示其發展變化的過程。劉大年強調:“就是同一個人,前後也可能有變化,也要具體分析”;“不得志的中小官吏一般傾向於反侵略,但是一旦有了職權以後又發生變化;翁同龢在中日戰爭中主戰,但他比李鴻章更親俄”;“人物不要講得很死,如恭親王前後就有不同”。*
對於兩次鴉片戰爭、中日戰爭、中法戰爭這些由清政府主導的涉外民族戰爭,劉大年有自己的認識。他明確指出:寫這幾次中外民族戰爭時,“不要使階級矛盾超過民族矛盾。現在講分期問題的,常把這兩次戰爭放在很不重要的地位,這是不對的。在我們的書中,要把這幾次戰爭突出來擺在適當的地位上”*。就這個框架看來,雖然其突出了“革命”,蘊含著“三次革命高潮”的基本精神,卻並非通常意義的“革命史”所可侷限了。
丁守和
劉大年的這一構想頗有新意,他曾對一位國外來訪的學者講,他主持編著的著作將包括該歷史時期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與當時通行的著重談政治事件的史書有別。*20世紀60年代,《中國史稿》作為指定的高校教材,印數很多,影響亦相當大。丁守和回憶,“田家英要我參加第5冊(按:即《中國史稿》第五冊)的寫作,就曾提到要參考此書”*。林言椒認為,“六十年代影響最大的,我看恐怕就是郭沫若主編、實際上是劉大年寫的《中國史稿》第四冊和翦伯讚的《中國史綱要》第四冊。儘管當時同類書已出了不少,但這兩部書章節清晰,立論嚴謹,簡明扼要,適於作為大學教材使用,而且對於邊疆和少數民族問題也都涉及到了,這是我們過去重視不夠的”*。《中國近代史稿》與《中國史稿》第四冊相較,基本框架及基本觀點都沒有大的區別,但史實大為豐富,克服了原書“有骨頭無血肉”的缺憾,且對每一時期均有總評。這兩部書對中國近代通史體系做出了探索。
本文選自《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史學》（趙慶雲 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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