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夏，偉人到上海視察。
在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了上海醫學院的教授，中國流行病學的奠基人蘇德隆。
偉人問了蘇德隆一個問題：“三年能否消滅血吸蟲病？”
解放前，青浦任屯村，因血吸蟲病，全村97戶絕戶，28戶全家只活下一人。村裡一戶魯姓農民，2年間擺了13張靈臺。活下來的的村民，挺著像籃球一樣的大肚子躺在床上，肚子上的絲絲經脈像蟲子一樣湧動，哀嚎衝破雲霄。
在中蘇友好大廈裡，面對偉人的提問，蘇德隆說，不能。
偉人又問，五年呢？蘇德隆再答，也不能。
偉人臉色已經不對，旁邊人杵了杵蘇德隆。
蘇德隆咬了咬牙，吐了十個字：“限定年限消滅是可能的”。
1958年初，蘇德隆教授帶著“十年消滅血吸蟲病”的目標，一路南下，新中國拉開轟轟烈烈的血防戰疫。
為了消滅血吸蟲的宿主“釘螺”，15個鄉4000名民工參與了餘江縣的滅螺大躍進。
第一天，4000個民工下了稻田，半數感染血吸蟲病。上午滅螺，下午感染，晚上治病，第二天繼續上工。
在滅螺大躍進中，將近300人因感染血吸蟲病而犧牲，他們長眠在餘江縣的大地上，長眠在青浦的池塘邊，他們的名字無人知曉。
1958年夏，蘇德隆帶著學生在上海顓橋研究人尿滅殺血吸蟲卵的效果。在缺少設備的情況下，用“竹簾法”在農村的糞缸裡，每天分離50公斤的疫區人口糞便。
最終得出重要的實驗結論：人尿中尿素分解出的氨可以滅殺糞便中的血吸蟲卵。
糞尿混合發酵，用氨阻斷糞口傳播，開始在全國推廣。
1958-1959年，20萬人口的青浦動員了150萬人次參與消滅血吸蟲病，湖南華容縣全縣一半人口參與滅螺。上萬人感染，千餘人犧牲。
全國一共有16000餘名醫護人員、藥劑師、流行病學的專家，參與血防鬥爭。他們上山下鄉，戰鬥在田間地頭、戰鬥在農村旱廁中、戰鬥在滅螺的水田裡。
參與血吸蟲病防治的袁鴻昌教授，曾口述過一句話：
流行病的防治，既要有高效動員的人民戰爭，又要有科研醫護工作者的躬身犧牲。
這句話，貫穿了新中國抗“疫”的血色長歌。
關山雖難越，我輩屢屢越！
1
1910年，國際毛皮市場價格上升，旱獺皮價格從0.12美元，漲到0.72美元。
中國內地底層人民，出關捕殺旱獺。關外天寒地凍，捕獺人“三日糧絕即食獺肉”。
至此，鼠疫病原體，從旱獺傳播至人體，並從關外大規模蔓延至內地。
1910年10月26日，滿洲里出現第一例病例；
半月之內，哈爾濱、長春、瀋陽相繼淪陷；
1911年1月2日，奉天淪陷；
1月15日，京津告急；
2月15日，抵達濟南。
哈爾濱每天死亡400餘人，棺木供不應求，屍體只能就地掩埋。再後來，死了人多了，屍體直接堆在大街上。
鼠疫病原體完成了鼠傳人，到人傳人，到屍體傳人，再到跳蚤傳人的傳播閉環。這場長達6個月的大鼠疫，造成6萬餘人死亡。
“染及一城則一城墟，染及全國則全國燼。”
中國人因慾望之貪和口腹之慾，口舌之上與舌尖之下的病毒傳播，早在1910年就已經開始。
歷史反覆重演，但我們不長記性。
31歲的馬來西亞華僑、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臨危受命，孤身攜妻奔赴東北疫區，抗擊鼠疫。
伍連德博士抵達之前，東北抵抗鼠疫靠的還是中醫的針灸和推拿。中醫堂裡的先生們，上午給別人治病，下午自己感染，三天後暴病而亡。
一場鼠疫下來，哈爾濱的半數中醫感染而死。
尋醫無效之後，國人認為是天降災難。於是，倒向了薩滿教、黃巾教和跳大神的傳統巫蠱崇拜中。
跳大神的大仙，經常跳著跳著，自己感染鼠疫而亡。
伍連德博士抵達哈爾濱之後，用火車車廂建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個隔離營；對疫區封城，關閉南滿鐵路、東清鐵路；設計了中國第一個醫用防護口罩“雙層紗布囊口罩”；嚴禁土葬，主張燒掉感染者屍體……
隔離、解剖、火化、燒屋消毒……滿清時代的國民，面對現代醫學和現代防疫措施，從一無所知，到開始畏懼和恐慌。
人類總是對未知的事情充滿畏懼，並向來不憚以最大的惡意來揣度人心。
於是，陰謀論就出來了。
伍連德作為劍橋大學的醫科博士，面對普遍文盲的滿清國民辱罵、質疑和潑糞，幾乎無計可施，也無可辯駁。
現代醫學，與傳統中醫、陰謀論和巫蠱文化的第一次大規模衝突，始於1911年的哈爾濱。
烏合之眾的反智主義浪潮，早在1911年就開始沖刷著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
再想想現在的滴香油防肺炎、雙黃連治病毒、美國基因武器、病毒洩露、實驗室裡的蝙蝠跑出來了……
100年過去了，似乎我們一點長進都沒有。
歷時4個月，這場吞噬六萬條生命的清末東北大鼠疫，被年僅31歲的馬來西亞華僑伍連德博士徹底撲滅。
中國人和鼠疫的戰爭，並未結束。
1947年5月，內蒙通遼爆發鼠疫，波及14個旗縣，30306人感染，20089人死亡。通遼一縣死亡過萬，400餘戶家庭絕戶。兩年後，察北爆發鼠疫，波及10個村子，蔓延300餘里，75人在疫情中喪生。
中國人真正告別鼠疫，是在20世紀90年代。
1952年，為了粉碎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爭期間的細菌戰陰謀，新中國全面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從城市到農村，從工礦企業到部隊學校，五萬萬國民全民皆兵，舉國動員。
農村滅四害，貼標語，搞大喇叭。城裡廣播會，晚上看除四害的小電影。宣傳畫、詩歌、黑板報、表彰會、戲曲……全國的文藝工作者，舉國生產打油詩。
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先生，未能免俗，小詩一首送給四害之一的“小家雀”——
“你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
為什麼在今年這場抗擊冠狀病毒的戰役中，基層農村的宣傳武器最硬核？
是舉國動員的優良傳統在“閃耀”！
愛國衛生運動中，全國捕鼠1.2億隻，滅蠅1300多億隻，清理糞便1.6億噸。
霍亂、鼠疫等烈性傳染病的傳染源，在這場運動中，被基本阻隔。
1979年的夏夜，兩輛解放大卡車，晃晃悠悠的向內蒙烏蘭察布盟四王子旗的草原深處開區。
車上坐著的是，內蒙古鼠疫防治所的劉紀，還有幾位偽滿時期的防疫專家、從北京分配來的大學生和知青。
他們的目的地，是內蒙古鼠疫防治所的實驗基地。
劉紀這群人，白天去草原深處捕鼠，在老鼠身上找跳蚤，晚上在研究所支起大鍋，燉老鼠。把屍骨分離，做成標本。
為了得到鼠疫通過跳蚤傳播的規律，劉紀在不可能得到官方書面許可的情況下，在自己身上做跳蚤人體叮咬實驗。
1979年間，內蒙古鼠疫防治所，共有十餘名科研工作者，主動參與了跳蚤人體叮咬實驗。
他們寫下絕命書絕命書，自願承擔風險，裸露皮膚，讓可能攜帶鼠疫的跳蚤自由叮咬。
科研人員在用試管裡的跳蚤做人體叮咬實驗（圖片來源：劉戈《為什麼中國人現在不用懼怕鼠疫》）
80年代中期，中國一共有像劉紀這樣的數千名鼠疫研究工作者在內蒙、甘肅、青海等十大鼠疫疫源地進行科研工作。
十五年後，他們的工作成果被集合成“中國鼠疫自然疫源地的研究和發現”。
中國鼠疫傳播的規律被徹底掌握，全國各地防疫工作者獲得了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標準操作手冊。有了這套手冊，中國的鼠疫疫情，傳播到鼠傳鼠就會被提前隔離，並扼殺。
劉紀說，因為研究前期對鼠疫的忌諱和保密，我們的工作幾乎很少人知道。鼠疫消失後，很多人都回到了城裡，變成了普通人。他們做過什麼，犧牲過什麼，更沒人知道。
19世紀，鼠疫大規模傳入中國。
21世紀10年代，鼠疫在中國境內人傳人發病數僅為個位數。
歷時110年，中國基本能夠控制鼠疫，但仍不敢說消滅。
這是數十萬人死亡的代價，這是舉國動員之下數萬人參與的全民戰爭，這更是三代以上無名科研人員的躬身犧牲。
他們的名字無人知曉，他們的功績與世長存。
2
蘇珊桑塔格，曾在《疾病的隱喻》中說：
疾病是生命的陰暗面，是一重更為麻煩的公民身份。
麻風病，就是這樣一種“更為麻煩的公民身份”。
這是由麻風分枝桿菌引起的一種慢性、低傳染病。它是通過氣溶膠傳播，感染幾率極低，且95%的人都對其免疫。
但這種病的可怕在於，感染之後會喪失知覺，並且莫名其妙的面部、眼部、手部和腳步皮膚潰爛並不斷深入。
最終，鼻塌目陷，面目猙獰，斷指殘腳，直至死亡。
感染者的慘狀太過猙獰，我就不放圖了，但可以給大家看兩張感染者的頭骨和手骨。
這是一種太過久遠的疾病，最早的人類是怎麼感染上這種疾病，已經無從考究。
但有記錄的是，在過去400至500年的某個時間節點上，歐洲殖民者把麻風病帶到了美洲，並傳染給了一種長得像穿山甲的美洲哺乳動物，犰狳。
犰狳這種動物，同樣盡力把自己進化成了“一點都不美味”的模樣。但唯獨忘了一點，人類除了喜歡吃，還喜歡皮包，就連犰狳殼，都能做成類似尤克里裡的樂器。
再然後，犰狳攜帶者從人類感染而來的麻風桿菌，在美洲大陸上散播，把麻風桿菌送還給更多的人類。
人傳動物，動物傳人這種破事，歐美人比咱提前幹了幾百年。
誰也不比誰高尚多少，人類的底色向來一樣。
因為，麻風病人的症狀過於淒厲，且難以醫治，經常眼睜睜的看著病人一天一天爛下去。
所以，這種傳染性並不高的疾病，始終都被當做烈性傳染病。得病的人，也由此得到一種特殊的公民身份，被視為“不潔”和“有罪”的象徵。
20世紀30年代，為了消滅麻風病，國民政府採取了更加“積極”的措施，活埋、活燒，或者集體屠殺……一幕幕人間慘劇，在這片苦難的國度上上演著。
1923年，大涼山的彝族村落把數十名麻風病人縫在牛皮中，活活悶死。
1935年，陳濟棠以請客吃飯為由，召集了300多為麻風病人，一次性全部活埋。
1956年之後，我們對待這群得病的無辜之人，採取了相對更加人道的方式——“隔離”。但也僅僅是相對更加人道而已。
截至1960年，中國已經建立“麻風村”600餘個，隔離麻風病人2萬餘人。
當你看完麻風病人在麻風隔離村裡的生活狀態，就能明白我為什麼在前面說，隔離也只是相對人道而已。
涼山州阿布洛哈村，是第一批建立的麻風村。
我們想要去這個三面環山一面臨河的村子，需要沿著懸崖邊不足一米寬的小路，走上足足六個小時的山路。
麻風村建好後，麻風病人或自願，但多數都不自願的被強制隔離在這個懸崖上的村子裡，沒水、沒電、沒有基礎醫療所，每個月只有幾個醫生按時送藥。
麻風村建好之後，規定麻風病人痊癒之後，就能被家人領回到家裡生活。過去五十年，被家人領回去的幾乎沒有，絕大多數的人走進的那天起，一輩子都沒走出過。
個別回去的，迎接他們的是歧視、謾罵和侮辱。然後，他們又從正常的村子裡逃回了麻風村。
一輩子沒出過村，在麻風村裡生活了五十餘年的錢智昌說：“我們是一群無根的人”。
這個已逾古稀的老人，5歲時親眼看著得了麻風病的父親被活生生的燒死。12歲那年，自己得了麻風病，住進了麻風村，一輩子在沒有出去過。
現在的錢智昌，沒有手掌和腳掌，兩條胳膊像兩根棍子，一條腿截肢。
我幾乎無法想象，這樣的一個人怎樣在這樣的荒蠻大山裡住了五十餘年。
五十年，他趴在荒地上，用嘴播種，用胳膊夾著鋤頭耕耘，就這麼活下來了。
錢智昌說，從第一代的麻風病人被送進村子，就註定了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後人也要被封閉在村子裡。
麻風村裡的人，走過的山路，沒人敢走第二遍，一直要等雨水清洗過後，才敢有人踩上去。
過去幾十年，麻風村裡的三代四代都是文盲，小學二年級已經是村子裡的最高學歷。
哪怕我們已經基本消滅了麻風病，仍然是如此。
麻風村裡的老人，像逆風生長的野草，孤零的被隔離在這世間最窮山惡水之地。他們種著永遠長不大的莊稼，吃著永遠治不好病的藥，忍受著永遠無法彌除的現世割裂，自生自滅。
打破麻風村和平凡人世之間結界的，是一個叫李桓英的普通醫生。
1970年，李桓英拒絕了WHO的5年工作續約，回國孤身前往西雙版納麻風村。
我們說過，麻風病其實並不可怕，95%的人都能對麻風桿菌免疫。
只是因為數千年來，我們囿於醫療技術的限制，恐懼的人們無法解釋這些現象。
桑格塔說，任何病只要起因不明、治療無效，就容易被某種隱喻所替代。
千年以來，我們因恐懼把麻風病賦以邪惡的隱喻，殺戮、驅趕麻風病人。
更大的暴行，帶來更大的恐懼和更大的歧視。
李桓英，可能是中國防治麻風病歷史上，零距離接觸麻風病人的第一人。
李桓英說，進入麻風病村的第一天，我就想去擁抱眼前這個病人，他已經有幾十年沒有得到過人類的擁抱了。
她帶進麻風村的不僅有擁抱，還有聯合化療的三聯療法。
化療初期，病人在服用化療藥物後，開始臉色發紫、發紅。反而，引起更大的恐慌。
李桓英，曾接受過長達數月的隔離審查，還有人懷疑這個來自帝國主義國家的女人，在深山裡搞基因實驗。
她放棄WHO的續約，跑到深山裡來，帶著什麼目的？她為什麼敢接觸麻風病人，她是不是有疫苗，不願意拿出來？
她跑到深山裡，竟然拿著麻風病人做人體實驗……麻風病人太可憐了……
人類面對自己做不到的事，向來擅長用反智主義的偽善，以最大的惡意來揣度人心。
我們善於樹立豐碑，更擅長與推倒豐碑。
一年後，早期接受李桓英治療的患者，幾乎全部治癒，且無一人復發。
十五年後，李桓英的短期聯合化療療法，治癒了萬餘例麻風病患者。歷經10年監測，複發率僅0.03%。
2012年，中國承諾將在2020年消除麻風病，成為世界首個承諾國。
李桓英說，醫不諱病是天性，治病救人是天職。
遺憾的是，這位99歲的老人治好了麻風病人，卻沒有治好現世對於麻風病的歧視。
錢智昌，仍然被困頓在懸崖上的阿布洛哈村。阿布洛哈村的孩子出去上學，仍然會被趕回村莊。
治麻風易，治心病難。
一場新冠肺炎，仍然能帶給武漢人一個難以言狀的公民身份，卻忘了他們只是另一個倒黴版的自己。
3
什麼是偉大？
天下找一人，一人救天下。
1955年，江蘇南通市1680人突然癱瘓，466人死亡，患病者多為兒童。
患病兒童一開始是咳嗽和感冒，一夜之間手腳不能動，再然後病毒會破壞脊髓和脊柱神經，導致控制功能失調和發育異常，病毒延腦後，兒童就會直接死亡。
這種病叫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痺。
這種病毒僅靠皮膚接觸就能傳染，南通疫情爆發後迅速蔓延，兩年之後，從南方蔓延到中西部地區，昆明和南寧的爆發率是南通的三倍之高，南寧家家關窗閉門，學校停課。
一個大流行年，中國就有一兩萬兒童患病癱瘓。按照當時的疫情爆發速度，如果得不到控制，未來舉國上下都是拄著柺杖的殘疾兒童和成人。
1955年，在蘇聯學習病毒學的顧方舟學成歸國。兩年後，開始進行脊髓灰質炎的研究。
50年代，世界上應對機會病毒只有兩種疫苗。
一種是美國Jonas Edward Salk研發的滅活疫苗，安全但是奇貴；
另一種是美蘇聯合研發的活疫苗，副作用不明確，可能有兒童會因為注射活疫苗而感染脊灰病毒。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脊灰的高爆發期，而且國力貧弱，滅活疫苗顯然無法普及。顧方舟頂著巨大壓力，選擇減活疫苗的研發。也正因為此，顧方舟在後期滅活疫苗出現極個別感染病例時，被構陷、被詆譭。
多數人從未有過出頭的勇氣，但從不缺乏馬後炮似的評判本領。
這句話在無數次人類面對重大選擇時，總能露出陰損損的影子。
這些陰損的評論家們所不知道的是——
脊灰滅活疫苗的人體實驗第一針，是顧方舟打給了自己的兒子。
1959年，為了做活疫苗的猴子實驗，在昆明的山洞裡創立了研究所和實驗室。他帶著7個工作人員，親手建起來了整個研究所。
1959年底，新中國第一批減活疫苗在昆明研究所誕生。
顧方舟冒著癱瘓的風險，喝下了中國第一瓶脊灰減活疫苗。因為脊灰多發病於7歲以下的兒童，為了在兒童身上進行臨床試驗，顧方舟把脊灰減活疫苗餵給了自己不足1歲的孩子……
為了擴大實驗成果，7名研究人員的孩子陸續吃下了中國第一批脊灰減活疫苗，成為第一批的人體實驗者。
大抵是因為神農嘗百草的樸素醫者文化，早已根植在中國醫學人的骨血裡。這批早期的中國醫學研究者們，總能幹出這種以身犯險的硬核之舉。
除了顧方舟之外——
青蒿素的第一例人體實驗，被青蒿素的發現者屠呦呦女士用於自己身上；
“衣原體之父”湯飛凡先生把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眼睛，從自己被感染的眼睛上提取到衣原體病毒；
50年代，為了研究鼠疫的傳播規律，內蒙古鼠疫防治所包括劉紀在內的十餘名科研工作者，主動讓可能帶有病菌的跳蚤叮咬；
80年代，為了青蒿素的臨床試驗，雲南寄生蟲病防治所包括李興亮在內的數十名科研醫護人員，主動感染瘧疾……
這些人用血肉之軀，築起了新中國的第一道防疫長城。
正如基辛格所說，中國總是被最勇敢的少數人保護的很好。
脊灰疫苗的一期人體實驗，在顧方舟及其同事們的孩子上全部獲得成功。二期實驗擴展到2000人，三期試驗擴展到450萬人，均全部成功。
1960年，中國脊灰疫苗研製成功。
因為早期的疫苗都是液體，必須冷凍保存，當時的中國偏遠地區幾乎沒有冰箱，疫苗的運輸和保存成了最大的問題。
顧方舟創造性的將脊灰疫苗融入糖丸中。
對，也就是我們小時候每個人都吃過的糖丸。
自1964年脊灰糖丸疫苗推廣以來，中國脊灰髮病率下降將近100倍，10萬中國兒童免於致殘。
2000年，顧方舟代表中國在WHO簽下名字，宣告中國消滅脊髓灰質炎。
顧方舟說，他這一輩子只幹了這一件事情。
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
天下找一人，一人救天下。
國士無雙，顧方舟。
4
過去百年，中國這片從苦難裡走來的大地上，曾爆發過無數次的疫情。
從鼠疫、到血吸蟲病、天花、麻風病、瘧疾，再到近現代的脊灰、流腦、SARS，再到今天的新冠肺炎……
有天災，亦有人禍。
我原本想把這些傳染病寫個遍，沒想到才寫了四種，就已經六千餘字。
百年中國抗疫史，茫茫長河無所書。
縱觀我們抗擊傳染病的百年曆史，我們會發現——
這場百年戰爭中，我們偶爾消滅它們，但絕大多數時候是它們放過了我們。
目前，我們基本消滅的傳染病，比如鼠疫、瘧疾、血吸蟲病……大都是病菌或者寄生蟲。甚至為了消滅這些病菌，我們亦耗費了漫長的時間。
1955年，我們提出了消滅血吸蟲病的目標，但直至現在仍未徹底消滅；中國人基本控制或消滅鼠疫，耗費了將近110年的時間。
絕大多數的病毒，我們都無法消滅，比如SARS、HIV、埃博拉、H1N1……，有時候是它們放過了我們，有時候是我們和它們並存共生。
面對這些病毒，我們的手段並不多，爆發時只能依靠“隔離”。
SARS並沒有被我們消滅，而是因為嚴格的隔離措施而消失的。
這次的新冠病毒，同樣是“只要隔離做得好，就能解決99%的問題”。
縱觀我們抗擊傳染病的百年曆史，我們會發現——
諸多疫情都根源於：人類對動物領域的侵佔，對環境無止境的破壞，對自然的不敬畏。
埃博拉病毒，來自於猴子；
鼠疫病毒，來自於捕殺旱獺；
歐洲人把麻風傳給了犰狳，400年後犰狳把麻風又還給了人類；
03年的SARS，來自於蝙蝠；
16年之後，蝙蝠再一次把冠狀病毒還給人類…
我們永遠學不會和自然共處，學不會和野生動物保持距離，同樣的錯誤永無止境的反覆出現。人類四處征服，還得無數動植物滅絕。
大自然，顯然不會青睞這樣的人類。
或許，病毒就是一種來自自然的報復機制。
縱觀我們抗擊傳染病的百年曆史，我們會發現——
既要相信人民戰爭的力量，又要對科學保持敬畏，向科研和醫護工作者的躬身入局表達應有的尊重和敬意。
正如袁鴻昌教授所說，流行病的防治向來都是兩個戰場。
一個戰場屬於高效動員的人民戰爭；另一個戰場屬於科研醫護工作者的躬身入局。隔離靠的是人民戰爭，防治靠的是科研醫護工作者的躬身犧牲。
人類總是對未知的事情充滿恐慌和畏懼，並對從天而降的救世英雄充滿希望。一旦英雄拯救世界出現困難，我們就推到豐碑，懷疑未知，並快速倒向反智主義的浪潮中。
從1910年哈爾濱大街上的伍連德博士被辱罵，到1970年的李桓英醫生被攻訐，再到八九十年代的顧方舟教授被構陷……
反智主義的陰影，時常在無知無畏的質疑中若隱若現。
當時代的塵埃落下時，我們應當向這些頂著巨大壓力和質疑前行的勇士和更多的無名氏們，致以敬意，並說一聲抱歉。
是他們，一肩擔道，一肩擔義，扛著疫情中的恐慌民眾，砥礪前行。而不是，那些躲在屏幕之後的質疑者們。
說話永遠不會犯錯，只有幹事才會。
縱觀我們抗擊傳染病的百年曆史，我們會發現——
要對這個世界保持樂觀，並保有善意。
雖然我們無法完全戰勝並消滅絕大多數病毒，但在抗擊傳染病的歷史中，人類整體是佔優勢的，畢竟傷亡越來越少，不再出現類似鼠疫和天花這種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的死亡。
我們不必過度恐慌，更不必用那種看似高高在上的語氣說一句“我不那麼樂觀”，以顯示自己的無所不知。
我們還應該保有善意，不要讓無辜且倒黴的患病者，因為歧視而徒增一種更為麻煩的身份。
類似麻風病村的這種存在，既然已經成為歷史，就讓它消弭在歷史的長河中，一定、一定、一定不要再有新的麻風病村出現。
我們只需要記住曾有那麼一群病人，因為我們的歧視而與世隔絕。
這是人類的災難，也是我們的災難。
我們和傳染病的戰爭從未結束。
但是，關山雖難越，我輩屢屢越。
這篇文章，我寫了三天，查閱了無數資料，越寫越悲涼。
新冠病毒從爆發以來的歷歷事件，都能在過去的百年曆史中找到影子。諸如，對疫情的瞞報，與野生動物的相處，對無辜者的歧視，反智主義的浪潮……
難道，人類真的如此健忘？難道，人類真的無法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我希望大家能記住這一切。我希望我們所經歷的一切苦難都能被銘記，我希望那些拯救我們於苦難之中的勇士和平凡人更能被銘記……
閱讀更多 報人劉亞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