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短經》又稱《反經》是一本實用性韜略奇書，由唐代趙蕤所著。它以唐以前的漢族歷史為論證素材，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融合儒、道、兵、法、陰陽、農等諸家思想，所講內容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並且還能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邏輯體系嚴密、涵蓋文韜武略的謀略全書。為歷代有政績的帝王將相所共悉，被尊奉為小《資治通鑑》，是豐富、深厚的漢族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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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經：大體
臣聞老子曰：“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荀卿曰：“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傅子曰：“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為一焉，奚以為君，而九子者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賦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漢高帝曰：“夫運籌策於幃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
(《人物誌》曰：“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為能，君以能用人為能；臣以能言為能，君以能聽為能；臣以能行為能，君以能賞罰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眾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無形者，物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有道者，不為五官之事，而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來矣。
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議曰：《淮南子》雲：“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矣，而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巧匠。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宮室也。”
孫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則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遠，則莫若使王良；欲得調一天下，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
人主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任賢；不能任賢，則賢者惡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
(議曰：“《申子》雲：“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當，百言百當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屍子》雲：“人臣者，以進賢為功也；君者，以用賢為功也。”賈誼雲：“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賢惡能，取敗之道也。)
湯武日而盡有夏商之財，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悅服；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勸，通乎用非其有也。
(議曰：孫卿雲：“修禮者王，為政者強，取人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是謂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昔者周厲王好利，近榮公，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利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後厲王果敗。
魏文侯御廩災，素服避正殿，群臣皆哭。公子成父趨入賀曰：“臣聞天子藏於四海，諸侯藏於境內。非其所藏，不有火災，必有人患。幸無人患，不亦善乎！”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不足？”周諺有言曰：“囊漏儲中。”由此言之，夫聖王以其地封，以其財賞，不與人爭利，乃能通於王道，是用非其有者也。)
故稱：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眾，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帝王所以成業也。
解釋翻譯
我知道老子說過：“以正道治國，以奇正用兵，以無為取天下，這是成大事者必須明白的最高法則。”荀子的說法是：“做帝王的，善於管理別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幹為有才能。”西晉哲學家傅玄說：“能讓士大夫忠於職守，服從命令；讓諸侯國的君主分到土地並守住它；讓朝廷三公總攬天下大事並參政、議政，那麼天子就可以悠哉優哉地坐在那裡統治天下了。”這個秘訣是怎麼知道的呢？看看堯、舜怎樣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堯的時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馬，禹作司空，后稷管農業，費管禮樂，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專門負責馴練用於作戰的野獸。這些具體的事堯一件也不做，悠悠然地只做他的帝王，而這九個人怎麼會心甘情願做臣子呢？這是因為堯懂得這九個人都各自有什麼才能，然後量才使用，而且讓他們個個都成就了一番事業。堯憑藉他們成就的功業而統治了天下。
漢高祖說：“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定國安邦、安撫百姓、供應軍需、保證糧道暢通，我不如蕭何；統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克，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會使用他們，這就是我奪取天下的資本。”
[三國時的哲學家劉邵在他寫的《人物誌》中說：“一個官員的責任是以一味協調五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是以無味調和五味。大臣們以自己能勝任某種工作為有才能；帝王卻以會用人為有才能。大臣們以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為有才能；帝王以善於聽取臣民們的意見為有才能。大臣們以能身體力行為有才能；帝王以賞罰得當為有才能。最高統治者正是因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統籌眾多有才能的人。”
所以說，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無形的東西，才是有形之萬物的主宰；看不見源頭的東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預五音，卻能作五音的統帥。掌握了君道真諦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負責的具體事情，才可以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做帝王的嚴守他的這一準則，政府官員知道他們自己應當做的事情，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
正因為做帝王的通曉這一道理，所以他才會把不是他自己的東西當作自己的一樣支配使用。善於這樣做的，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西漢劉安寫的《淮南子》做過這樣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宮室時，做圓的東西一定要用圓規，做方的東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東西一定要用準繩。東西做成後，人們就不再去理會這些工具了，只是獎賞工匠的奇巧。
宮室造成後，人們也再不會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說，這是某君某王的宮室。”荀子說：“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發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駕車要想做到馳騁萬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國要想做到一統天下，就不如任用賢明正直的能人。這樣做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卻極大。”這就是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象自己擁有一樣去支配使用的意思。]
上面說的是通曉治國、用人大法的最高統治者的做法，而那些不明白這個道理的統治者就不是這樣做了。他們往往事無鉅細，都要親自做才放心，因此不會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賢人。不用有本事的人，有本事的人就會討厭他。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功名、事業受損害，國家、社會出現危機。
[這裡還可以引述戰國時的法家申不害和屍伎在他們所寫的《申子》和《屍子》中的話來說明。《申子》說：“人君應當知道他治國的最高原則，群臣應當知道所負的職責。說話算數，說了就實行，是各級官員的事，並不是帝王必須遵循的原則。”《屍子》說：“舉薦賢能是各級官員的功績；善用賢能才是帝王的功績。”]
在起用人才上是這樣，在對待財富的問題上，道理也一樣。從前商湯、周武消災了夏桀、紂王，一旦擁有了夏、商的全部國有財產，就把土地、財寶封賞給有功的大臣，舉國上下沒有不歡天喜地，心悅誠服的。用亡國者的財產賞賜功臣，整個國家的臣民都會爭相效命。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作法。
荀子說：“能修明禮教的，可以為帝王；會鞏固統治的，國家就強大；善於攏絡人心的，社會就穩定只知道搜刮民財的必然亡國。所以，推行王道的國家是為了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能讓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殘喘的國家只會讓當官的富有，而將要滅亡的國家，統治音知道大難就要臨頭，於是開始拼命想把財富統統據為已有，這時就會出現私人的庫房、箱櫃塞滿金銀財寶的現象。這種情況叫做當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處漏水’。”
荀子又說：“當皇帝的不談論自己有多少財產，地方請侯不應講求自己的利害，當官的不應計較自身的得失。”
從前周厲王愛財，因而親近當時建議他實行專利的榮夷公，大夫芮良夫勸諫說：“難道周朝的王室要傾覆了嗎？榮夷公這種人，利慾薰心，不知大難就要臨頭了，你為什麼要新近他？利益，是世上萬物自然產生出來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載的公共財產，有如空氣和陽光一樣。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圖獨佔它，那可就後患無窮了。天地萬物是天下眾生的共同財富，每個人都要從中獲取他的生存所需，怎麼能獨自佔有呢？如果有誰執意要這樣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防備大難臨頭，榮夷公用這種方法來引導國王，這還能長久得了嗎？”後來，周厲王果真被放逐了。
戰國時魏文候的倉庫發生了火災，魏文侯身穿白衣，離開正殿，以示哀痛。大臣們都哭起來。公子成父卻走進來祝賀道：“我聽說天子把整個國家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諸候把自己的領地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你現在把國家的財富都儲藏在國庫裡，顯然藏得不是地方，這種藏法，不發生火災也要發生人患。幸虧沒有發生人患，不也挺好了嗎？”孔子說：“老百姓富裕了，作國王的能不同他們一起富裕嗎？”
因此說，聖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諸侯，用他的財物賞賜功臣，不和老百姓爭奪利益，對“算是懂得了做一個最高統治者的原則——那就是把不是自己擁有的東西當作自己的來支配使用。]
所以說設立官位，分配職務；委派任命官員，監督他們完成任務；喜歡運籌謀略而不知倦怠；有寬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獲得大眾的擁戴；解決各種矛盾，消除各種隱患，這些都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必須掌握的治國大道。能做到這一點，文武百官就會對他既畏懼又愛戴，這就是帝王成就一統大業的根本所在。
反經：任長
臣聞料才核能，治世之要。自非聖人，誰能兼茲百行、備貫眾理乎？故舜合群司，隨才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耶？
(《人物誌》曰：夫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論其大體，則宏略而高遠；歷纖理微，則宕往而疏越。亢厲之人，不能回撓，其論法直，則括據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後而不及。好奇之人，橫逆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又曰：王化之政，宜於統大，以之理小則迂；策術之政，宜於理難，以之理平則無奇；矯亢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則殘；公刻之政，宜於糾奸，以之治邊則失其眾；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以之治善則暴；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此已上皆偏材也。)
昔伊尹之興土工也，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推，傴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閒習，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以為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不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以為大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焉；若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兇於溪毒(附子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麋之上山也，大章不能企；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修短也。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則悖矣。”
魏武詔曰：“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
由此觀之，使韓信下幃，仲舒當戎，於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故任長之道，不可不察。
(議曰：魏·桓範雲：“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書策為先。分定之後，忠義為首。故晉文行咎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古語云：“守文之代，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諸葛亮曰：“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白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敵，不可以謀身；尾生長於守信，不可以應變；王嘉長於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許子將長於明臧否，不可以養人物。”此任長之術者也。)
解釋翻譯
我聽說，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聖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幹各有不同的說法。何況一般人不能和這些人相比，怎麼可以求全責備呢？
[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劉邵的《人物誌》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剛正、志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緻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面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遠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處理瑣碎小事的粗魯和大意；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說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於說到仁義，其為人則弘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元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遼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侈奢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人膏盲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裡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大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採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
從前伊尹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脊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塗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甯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二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吧；敢於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你若想富國強兵，那麼，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黃石公說：
“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於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
《淮南子》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毒過附子這種草藥的，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於奔馳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才能都會有長短不同。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顯得很荒謬了。”基於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詔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陳平有什麼忠厚的品德？
蘇秦何曾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
由此看來，讓韓信當謀士，讓董仲舒去打仗，讓於公去遊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勳，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長”的原則，不能不仔細研究。
[魏時桓範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後，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
晉文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後在奪取政權時又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採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託付給了周勃。”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高貴；戰亂髮生的時候，戰功多的人得到重賞。”諸葛亮說：“老子善於養性，但不善於解救危難；商鞅善於法治，但不善於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於遊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於攻城掠地，但不善於團結民眾；伍子胥善於圖謀敵國，但不善於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前秦方士王嘉善於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事奉昏君；許子將善於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攏絡人才。”這就是用人之所長的藝術。
反經：品目
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統，莫不勞聰明於品材，獲安逸於任使。故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聖，有賢。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
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暗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而不知所執。此則庸人也。
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述也)；雖不能遍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智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所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忌(忌，怨害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孫卿曰：“夫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不誘於譽，不怨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謂之君子也。”)
所謂賢者，德不逾閒(閒，法也)，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其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富則天下無菀財(菀，積)，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
所謂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究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識其鄰(鄰，以喻界畔也)。此聖者也。
(《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也，遊居博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致功兼併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鈐經》曰：“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識足以鑑古，才足以冠世，此則人之英也；法足以成教，行足以修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此則人之俊也；身足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操足以厲貪鄙，信足以懷殊俗，此則人之豪也；守節而無撓，處義而不怒，見嫌不苟免，見利不苟得，此則人之傑也。”
(《人物誌》曰：“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延陵、晏嬰是也。思信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
清節之流，不能宏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圖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是為伎倆，張敝、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眾，材略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
《家語》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用天下之爵以尊之，則天下理也。”此之謂矣。
解釋翻譯
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國家成就一統天下之基業的資本，沒有比辯別人才之高下，並量才使用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能這樣做，那作帝王的就能使良己既顯得耳聰目明，又顯得安閒良在。
孔子說：“人分五個層次：庸人，士人，君子，聖人，賢人。若能清清楚楚的分辨這五類人，那麼長治久安的統治藝術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稱作庸人的，內心深處沒有任何嚴肅慎重 的信念，做事馬馬虎虎，有頭無尾，為人處事從不善始善終，滿口胡言，不三不四。所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獨沒有品學兼優的高人。不是紮紮實實地安身立命，老老實實地做事做人。見小利，忘大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迷戀於聲色犬馬，隨波逐流，總是把持不住自己——有諸如此類的表現的，就是庸人。
那些被稱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則。雖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來都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雖不能把各種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稱道之處。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點，就務必要徹底明瞭；言語理論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張的，就務必中肯簡要；他所完成的事業不一定很多，但每做一件事都務必要明白為什麼。他的思想既然非常明確，言語既然扼要得當，做事既然有根有據，猶如人的性命和形體一樣和諧統一，那就是一個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獨立的知識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難改變他的。所以富貴了，也看不出對他有何增益；貧賤了，也不會對他有什麼損失——這就是士人，亦即知識分子的主要特點。
君子特徵是說話一定誠實守信，心中對人不存忌恨。秉性仁義但從不向人眩耀，通情達理，明智豁達，但說話從不武斷。行為一貫，守道不渝，自強不息。在別人看來，顯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並無特別出眾之處，然而真要趕上他，卻很難做到。這才是真正的君子。
[對於什麼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讓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讓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讓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為恥辱，不以被誣陷為恥辱；以不講信義為恥辱，不以不被別人信任為恥辱；以無能為恥厚，不以不被任用為恥辱。不被榮譽所引誘，不因誹謗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約束自己，這就叫君子。”]
賢人的主要特徵是品德合於法度，行為合於規範，其言論足以被天下人奉為道德準則而不傷及自身，其道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損傷事物的根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卻看不到天下有積壓的財物；好善樂施，普濟天下，從而使民眾沒有什麼疾病和貧困。這就是賢人。
所謂聖人，必須達到自身的品德與天地的自然法則融為一體，來無蹤，去無影，變幻莫測，通達元阻。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結已經徹底參透，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融洽無間，自然相處，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變化運行，有如神明，芸芸眾生永遠不能明白他的品德有多麼崇高偉大，即使見到一點，也不能真正瞭解其德性的涯際在哪裡。達到這種境界的才是聖人。
[道家的祖師莊周從天人合一的角度來分析宇宙的精靈——人，也談到過聖人的人格。
莊子說：“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把自己顯得超凡脫俗，高談闊論，冷嘲熱諷，凡此種種，都不過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貢高我慢而已。這都是山林隱士，憤世疾俗者的作法，這類人遠離紅塵，形容枯槁，可他們偏偏喜歡這樣。
言必仁義忠信，行必恭儉推讓，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標榜品行美好而已。這是天下太平時那些讀書人好為人師的作法，有學問的和當老師的，都好搞這一套。一開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樣事君為臣，匡正朝野，這都是為追求如何治國濟世而已。朝廷裡的當官的，為尊君強國而奮鬥的，開拓疆土、建功立業的，終生追求的就是這些。隱逸山澤，棲身曠野，釣魚觀花，只求元為自在而已。這是悠遊江海之士，逃避現實、閒暇幽隱的人所喜好的。吹噓呼吸，吞吐空氣，做一些黑熊吊頸、飛鳥展翅的運動，只不過為了延年益壽而已。這是導引養生、修練氣功 者如彭祖一樣高壽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從來不刻意修養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講求仁義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處江海而尤處不安適悠閒，不練氣功而自然高壽，一無所有而又無所不有，恬談無極而眾美會聚，這才是大地之大道，聖人之至德啊。”]
人們常常說，英雄豪傑怎樣怎樣。但是什麼樣的人才是“英雄豪傑”呢？
漢代有名的專講謀略的《玉鈴經》（亦即《素書》）中有這樣一個定義：“如果一個人的品德足以讓遠方的人慕名而 來，如果他的信譽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見識足以照鑑古人的正誤，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絕當代，這樣的人就可以稱作人中之英；如果一個人的理論足以成為教育世人的體系，如果他的行為足以引為道德規範，如果他的仁愛足以獲得眾人的擁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燭照下屬，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個人的形象足可做別人的儀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決斷嫌難，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貧婪，如果他的信譽足以團結生活習俗不同的人們，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個人能恪守節操而百折不撓，如果他多有義舉但受到別人的誹謗而不發怒，見到讓人唾棄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強，見到利益而不隨隨便便去獲取，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傑。”
只有符合這些標準的人，才是“英雄豪傑”。
[品德行為高妙，進退舉止皆可為人楷模，有這種品質的人叫做“清節”
之士。延陵、晏嬰就是這樣的人。能創建法規、制度，使國家強盛，使人民富足，能這樣做的人叫做“法孚”之士。管仲、商鞅就是這樣的人。思想能與天道相通，計策謀略出神人化，奇妙無窮，有這種能力的就是“術家”。
范蠡、張良就是這樣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風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惡，其權術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換代，這樣的人叫做“國體”。伊尹。呂望就是這樣的人。其品德可為一國之表帥，其治國的方法能夠改變窮鄉僻壤的落後面貌，其謀略能夠用來權衡時事的契機，這樣的人叫做“器能”。子產、西門豹就是這一類人。
具有“清節”之風的人，不足之處是為人不夠寬弘大量，喜歡推崇一些人，譏刺河責另一些人，凡事太認真，動不動分辨是非，這就叫做好品評人。
子夏之流就是這樣。“法家”這類人，並不能做出具有開創性的計劃，其思想缺乏長遠性，但能承擔獨當一面的重任，創意新奇，策略巧妙，這可以稱之為手段高超。漢宣帝時的名臣張敞和趙廣漢就是這樣。“術家”這類人，不能獨創新制，垂範後人，但能夠在遇到變亂時運用謀略，撥亂反正。他們的特點是謀略和智慧有餘，公正平允不足，這可以稱之為智囊型的人。陳平和漢武帝時的御史大夫韓安國就是這樣的人。能寫傳世奇文，著書立說，可以稱之為做文章的大手筆。司馬遷、班固就這樣的人。能夠傳承聖人的學問，但不能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做這種工作叫“儒學”。漢代儒生毛公和貫公之類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這些事情。論辯起來不一定合於真理，但反應敏捷，對答如流，這隻能叫做有口才。樂毅、曹丘生就這樣的人。膽略、勇氣過人，才能、謀略超眾，這種人叫做“驍雄”。白起、韓信就是這樣的人。]
《孔子家語》說：“從前賢明的君主一定要對普天下的名流都瞭如指掌，不但知道他們的名聲的好壞，而且知道他們的品質優劣，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們相應的頭銜，使他們顯得尊貴榮耀。這樣一來，天下就好統治了。”
孔子在這裡所說的，意思是對人才的品行之等級要有個基本估量。
反經：量才
夫人才能參差，大小不同，猶升不可以盛斛，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御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辯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
故伊尹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
(漢文帝問陳平曰：“君所主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燮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職。”上曰：“善！”
漢魏相書曰：“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人服。’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月為紀。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主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敬授人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人不夭疾，衣食有餘矣。此燮理陰陽之大體也。”事具〈洪範〉篇。)
不失四時，通於地利，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是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
通於人事，行猶舉繩，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蜀丞相諸葛亮主簿楊顒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
忠正強諫而無有奸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人物誌》曰：“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保氏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
太公曰：“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為眾所憎，為人所疾。此可使要遮閭巷，察奸伺禍。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劇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勸而與食，實長希言，財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忉忉截截，垂意肅肅，不用諫言，數行刑戮，刑必見血，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辯好勝，嫉賊侵凌，斥人以刑，欲整一眾，此千人之將也。外貌怍怍，言語時出，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畢，此十萬人之將也(《經》曰：“夫將雖以詳重為貴，而不可有不決之疑；雖以博訪為能，而不欲有多端之惑。”此論將之妙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人之將也。勳勳紛紛，鄰國皆聞，出入豪居，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效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乃天下之主也。”
(《人物誌》曰：“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若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料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乃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料事，然後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
《經》曰：“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礪，行可以為輔警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為佐，中主以友為佐，下主以吏為佐，危亡之主以隸為佐。”欲觀其亡，必由其下。
故同明者相見，同聽者相聞，同志者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佐左右所欲任使者，存亡之機，得失之要。
孫武曰：“主孰有道？
(昔漢王見圍滎陽，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人少禮；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宜各去兩短，集其兩長，天下指麾不足定也。”
魏太祖謂郭嘉曰：“袁本初地廣兵強，吾欲討之，力不能敵，何如？”嘉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強，終為所擒。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強，無能為也。
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
紹以逆動，公以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
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
紹外寬內忌，用人而旋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耳；公外簡易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能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四也。
紹多計少決，失在事後；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
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之，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
紹見人飢寒，恤念之情，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相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
紹以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
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
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
曹公曰：“吾知之，紹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所以為吾奉也。”
楊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為所擒。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必能濟大事也。”)
將孰有能？
(袁紹率大眾攻許，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顏良、文丑，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令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許攸貪而犯法，必不能縱，不縱必為變。顏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後許攸貪不奉法，審配收其妻子，攸怒，奔曹公。又顏良臨陣授首，田豐以諫死。皆如彧所料也。)
吾以此知勝之謂矣。
解釋翻譯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象用升無法盛下鬥中的東西一樣，盛不下就會溢出來，溢出來就全浪費了。用了不該用的人，怎麼能沒有危險呢？[傅玄說：“品評人才可分九類：一是有德行的，這類人可用來作為政權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讓他們來推究事物變化的規律；三是政務之才，可以讓他們從事政治體制的運作；四是學問之才，可以讓他們搞學術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統帥軍隊；六是理農之才，可以讓他們指導農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製作器具；八是經商之才，可以用他們來振興國家經濟；九是辯才，可以發揮他們諷諫和議政的長處。”這樣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湯的輔相伊尹說：“如果心智能與天道相通，能不斷地順應事物的變化，瞭解萬物發展的情況，言論足以用來調合陰陽，正確地核準四時，掌握風調雨順的規律。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職責是不懈地研究社會和自然的發展規律。”
[對於相當於三公的宰相的職責，西漢時的陳平說得更明白。當年漢文帝問陳平：“你所負責的都是些什麼事情？”陳平說：“陛下不嫌我愚鈍，讓我當宰相。當宰相的任務就是，對上輔佐皇上，調理陰陽；對下要使萬物各得其便；對外鎮撫四方，對內團結民眾。要讓各級官吏各盡其職。”漢文帝說：“講得好！”
漢代魏相（宣帝時為御史大夫）上書說：“我知道《周易》中講過：‘天地協調，所以日月運行正常，四時相宜；聖明的君臣統治天下配合協調，少有嚴刑峻法但百姓悅服。’大地運行，生於陰陽消長。陰陽的規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責任，不能互相沖犯。賢明的君王謹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則並尊養人才，所以設立柔順如月的宰相，以順應四時，掌管政務。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則，遵順陰陽的變化規律，就使日月光明，風調雨順，寒暑適宜。這三者秩序相得，就會使天災不作，百姓康樂富足。這就是為什麼要曼理陰陽的主要原因。”以上道理在《洪範》中講得很明白。]不違背一年四季的農作節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資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環節疏通，能把廢棄不用的東西變成財富。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九卿（相當於各部委的部長）。所以，九卿的職責在於全國文明道德的建設。通達人情事故，作風正派，瞭解稅收的關卡，充實國家的府庫，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職責是以仁愛之心對待民眾[諸葛亮的主薄楊顒說：“坐而論道的是三公，去具體貫徹執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顏直諫，沒有奸詐之心，大公無私，講話符合國家法規，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職責是常行仁義。道、德、仁、義確立之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節”之風的，可以擔任君王的老師，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負責司法工作，“術家”可以作為智囊團，善於評論和研究儒學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師，會寫文章的可以讓他去研究歷史，“驍雄”之才可以去讓他帶兵打仗。]
姜太公說：“嘴裡嘮嘮叨叨，不乾不淨，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讓眾人討厭。這種人可以讓他管理街區，盤察壞人，發現災禍。愛管雜事，晚睡早起，任勞任怨，這種人只能當妻子兒女的頭兒；見面就問長問短，什麼事都要指指劃劃，平時實際上言語很少，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花，這種人只能做十個人的小頭目；整天憂心忡忡的，一付嚴肅認真的樣子，不聽勸說，好用刑罰和殺戮，刑必見血，六親不認，這種人可以統率一百人；爭辯起來總想壓倒別人，遇到壞人壞事就用刑罰來懲治，總想使一群人統一起來，這種人可以統率一千人；外表很謙卑，話偶爾說一句，知道人的飢飽、勞累還是輕鬆，這種人可以統率一萬人；謹小慎微，日勝一日，親近賢能的人，又能獻計獻策，能讓人懂得何為氣節，說話不傲慢，忠心耿耿，這種人是十萬人的將領[《玉鈐經》說：“大將雖以周詳穩重為貴，但是不可以猶豫不決；雖以多方瞭解情況為能，但不能顧忌太多，患得患失。”這可說是評論將領之最精妙的言論]；溫柔敦厚有長者之風，用心專一，遇到賢能的人就舉薦，依法辦事，這種人是百萬人的將領；功勳卓著，威名遠揚，出入豪門大戶，但百姓也願親近他，誠信寬懷，對治理天下很有見識，能效法前人的偉大事業，也能補救敗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下的老百姓，都好象他的妻子兒女一般，這種人是英雄的首領，天下的主人。”
真正可以稱得上是“英雄”的應該具有哪些素質呢？
[聰明出眾，叫做“英”；膽力過人，叫做“雄”。這是對“英雄”所作的大體上的區分。聰明，是英才本來就應有的，但是英才沒有雄才的膽力，其主張就不能推行；膽力，是雄才本來就應有的，但是沒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辦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在事前就有所謀劃，但洞察力卻看不出行動的契機，這樣的人只能坐而論道，不可以讓他們去具體施行；假如能謀劃在先，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沒有勇氣實行，這就只能處理日常工作，卻不能應付突然變故；如果是力氣過人，但沒有勇氣實行，這隻可以作為出力的人，不能作為開路的先鋒；力氣過人，也有勇氣實行，但智慧不能預謀事變，這隻可以作為先鋒，不能作統帥。一定要能謀劃在先，明察在後，行動果斷，這樣的人才可以稱之為英才。張良就是這樣。氣力過人，又有勇氣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這樣的人才可以稱之為雄才。韓信就是這樣。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兩種素質，那就能夠掌管天下。漢高祖劉邦、楚 霸玉項羽就是這樣的人。]
《玉鈐經》說：“智慧有如泉湧，行為堪為表率，這樣的人可做導師；智慧可以磨礪他人，行為可以輔助和警策他人，這樣的人可為良友；安分守已，奉公守法，不敢做一點出格的事，這樣的人可為官吏；還有一種人，你要是隻圖眼前的方便快意，只要你叫他一聲，他就會連連答應，這種人只能做奴隸。所以最好的君主要用堪為導師的來輔佐自己，中等的君主要讓良友來輔佐自己，下等的君主要用官吏來輔佐自己，亡國的君主卻仔用奴隸來輔佐自己。”要想知道一個國王是否會亡國，只要看他的手下是些什麼人就夠了。
本來，有同樣見識和同樣追求的人才會相互親近，不是賢德的人，就不會任用賢能。因此，任用什麼樣的人來輔佐自己，實在是存亡的關鍵，得失的根本啊！
孫武說：“那一方的君主有道義？那一方的主將有才能？我憑這一點就知道勝利屬於誰了。”
楚漢相爭，曹袁之戰，可為孫子這句話作一最好的註腳。
[從前漢王劉邦被圍困在滎陽，對陳平說：“天下紛紛擾擾，什麼時候才能安定下來啊？”陳平說：“項王為人恭敬仁愛，廉節好禮的能人有很多都投奔了他。等到論功行賞、分封爵邑時，項王卻很看重這些爵位和土地，這些有才能的人因此與他離心離德。現在大王你對人傲慢不講禮數，能人中那些頑劣愚鈍和貪圖小利的也大多投奔了漢軍。真應該各自去掉對方的短處，吸收對方的長處，那麼天下很快就會安定了。”
魏太祖曹操對郭嘉說：“袁紹地廣兵強，我想討伐他，但力量不足，怎麼辦？”郭嘉回答說：“劉邦打不過項羽，你是知道的，漢祖劉邦只能用智謀戰勝項羽。雖然項羽強大，最終還是被劉邦打敗了。我私下想，袁紹有十敗，你有十勝。其一，袁紹雖然兵力強大，但此人沒能耐。袁紹禮儀繁瑣；你不講禮節，體任自然。這在管理方法上就勝了。其二，袁紹雖然強大，但是逆潮流而動；你是順應歷史潮流來率領天下百姓打仗。這在道義上就勝了。
其三，漢末的統治失敗在寬鬆和緩上，袁紹是用寬緩來拯救寬緩，所以沒有威懾力；你用剛猛來糾正漢末的寬緩，從而使上下都懂得規矩。這在法治上就勝了。其四，袁紹表面寬緩內懷猜忌，任用了某人馬上又懷疑他，重用的只是親戚子弟；你外表簡易內心明智，用人不疑，任人唯才是用，不管遠近親疏。這在度量上就勝了。其五，袁紹計謀有餘而決斷不足，失敗在謀於事後；你有了好計策就實行，不斷地順應各種變化。這在謀略上就勝了。第六，袁紹因出身名門，有幾代積累下來的政治資本，故意拿出架式，以獲取好名聲，能人中那些好說漂亮話的阿諛奉承之徒都投奔了他；你誠心待人，實實在在做事，不喜奉承，以樸素的作風帶領下屬，賞賜有功的人也一點都不吝嗇，能人中那些忠厚正直有遠見而又有實際才能的人都願意為你效勞。這在品德上就勝了。其七，袁紹看見別人挨餓受凍，憐憫之情馬上就表現出來，看不見的時候，想也不去想，這只不過是人們常說的‘婦人之仁’；你對眼前的小事，常常忽視，至於說那些大事，卻能想到很遠，給別人的恩惠，都超過了他們自己的期望。即使看不見，都考慮到了，沒有不接濟扶助的。這在仁愛上就勝了。其八，袁紹因大臣爭奪權力，被讒言搞昏了頭；你用自然之道去領導部下，讓他們慢慢地去熟悉自己的職責，這在明智上就勝了。其九，袁紹不能明辨是非；你認為是對的就以禮相待，認為不對的就依法查處，這在策略上就勝了。其十，袁紹好搞花架子，不懂得兵法的要旨；你以少勝多，用兵如神，你的軍隊仰仗你，敵人害怕你，這在軍事上就勝了。”曹操說：“我知道了，袁紹為人，志大才疏，表面嚴厲，膽子卻很小，猜忌苛刻卻又沒有威嚴，兵力雖強但佈署混亂，將帥驕橫，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然豐富，但那都是給我準備的。”
魏明帝的少府楊阜在談到曹操時說：“袁紹寬緩而不果斷，好謀劃而少決斷。不果斷就沒有威望；少決斷就會謀在事後。現在雖然強大，最終還是要被打敗的。曹操有雄才大略，決斷的時候毫不猶豫，法令一致，軍隊精幹。一定能成就大事。”]
[袁紹率領大軍攻打許都，孔融對曹操的謀士荀或說：“袁紹地廣兵強，有田豐、許攸這樣的謀士為他出謀畫策；有審配、逢紀這樣的忠臣輔佐他；有顏良、文丑這樣勇冠三軍的人給他帶兵。恐怕很難戰勝他吧？”荀或說：
“袁紹兵力雖然強大，但法令不嚴；田豐剛愎犯上；許攸貪圖小利不律已；審配專橫而沒有謀略；逢紀果敢但自以為是。有這幾個人在他身邊，其後果就不難知道了。許攸貪圖小利就會犯法，袁紹一定不會放過他，不放過他就一定會生變。顏良、文丑是一夫之勇罷了，可以一戰而擒。”後來，許攸貪圖小利而違法，審配收監了他的家小，許攸一氣之下投奔了曹操。顏良在戰場上被斬首，田豐因勸諫袁紹而死於非命。一切都沒有逃出荀或的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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