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日本的明治維新和晚清的洋務運動，都是國家的統治階級向西方學習和富國強兵的運動。但是，為什麼洋務運動失敗，日本明治維新能成功，“脫亞入歐”取代晚清成為亞洲的老大呢？學習日本成功的改革經驗，對我國現代化建設也是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長州藩
我們都知道，日本明治維新之前的倒幕運動，是由長州藩和薩摩藩兩個藩打著“尊王攘夷”旗幟發動的。其中，長州藩一直都是倒幕運動的主陣地。在倒幕運動之前，長州藩的藩主和維新運動志士們，實施了一系列的藩政改革計劃。改革的成功，有效緩解了長州藩的矛盾，實現藩國的富裕和強大，為倒幕運動的成功準備了充分條件。在這裡，就分析幕府末年長州藩的藩政改革措施，以及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
改革之前長州藩的形勢
- 獨特的地理位置
從下面地圖中可以看到，長州藩位於日本本州最西端，西北邊兩面都臨海，南邊瀕臨獺戶內海。由於特殊位置，成為日本與中國、日本朝鮮的貿易中轉站和對朝貿易港口。 由於港口貿易的發展，來往船隻還包括西歐的葡萄牙、西班牙船、荷蘭船、英國船等。這些船隻的出現，不僅滿足長州藩對國外商品的需要，也為長洲人學習西方文化和技術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1550年，當時歐洲傳教士來日本傳教，得到了長州藩的藩主認可，於是這裡也是日本天主教傳教活動的中心和吸收外來文化的重要陣地。尤其在十七世紀中期，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更使長洲藩成為日本學習國外文化和了解世界的窗口。
幕府末年長州藩
由於長州藩也地處在日本的西南方向，在這裡幕府控制力量也比較薄弱。長州藩就在比較寬鬆的社會環境中，能夠自由、全面和相對獨立接受西方的先進文化。在1863年，長州藩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如伊滕博文、井上聞多、山尾庸三等，都偷渡到英國學習文化，這些人士是近代日本第一批留學生，也是長州藩藩政改革的思想先鋒。
長州藩，海上貿易發達
- 商品經濟發展
十九世紀，長州藩的商品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日本經濟學家奈良本城認為，十九世紀的長州藩的棉紡織業，作為一種以中農為基礎的商品經濟迅速發展了。當時，在長州藩出現了棉紡織品交易制度，批發商也興起來了。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程度應該是“早期資本主義”和“成熟·奔潰期的封建社會”。伴隨著棉紡織品的出現，農民開始從事小商品生產。雖然當時棉紡織業與農業生產比較密切，都是家庭小手工業為主，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沒有滲透到農村，卻為“洋學”（西學）的興起奠定了經濟基礎。
商品經濟發展，衝擊幕府體制
- 社會矛盾加劇
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長州藩的社會矛盾由此也變為尖銳。如商品經濟在農村的滲透，農民除了繳納實物地租和用於自身消費之外，都積極在市場上銷售剩餘的農作物產品。藩政府以往都是以徵收實物年貢為主並且使之轉化為商品來獲得財政收入，由於實物貢品的減少，也使得藩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面臨著財政赤字的危機。再加上天災的頻繁出現，使得財政收入雪上加霜。為了解決財政危機，藩政府也決定引進西方科學技術，發展農業，增加農作物產量。
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農民兩極分化。一些富裕農民就以村吏階層為中心，僱傭一些人為勞動力耕作土地，聚集良田自己脫離生產，成為地主。失去土地的農民，就只能當佃農，為有錢的地主勞動。勞動的米糧都繳納給地主，自己僅得稻草和糟糠，終身都翻不起身。一些極端貧困農民受不了豪農和豪商的壓迫（也與自然災難有關）起來暴動。
封建領主的貢品減少，發放給下級武士的俸祿也減少，這也使下級武士對領主也是頗有怨言，不再懷有對幕府體制的感情。在1837年（天保八年），下級武士大鹽平八郎領導農民發動了天保農民起義，打擊當時的富農和富商。
大鹽平八郎起義
就這樣，在明治維新倒幕運動之前的長州藩，面臨著農民階級對豪農、豪商剝削的矛盾、下級武士對領主的不滿、商人階層對幕藩體制統治的不信任，以及財政赤字等危機。這一切，都迫使長州藩通過改革來解決危機。
- 幕府統治制度的落後與民族危機
長州藩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德川幕府的幕藩體制使藩政府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政治上，幕府加強對長州藩的防範和控制，使長州藩一直處在國家政權體制中無權的狀況。經濟上，幕府又大力掠奪長州藩，使經濟陷入更加貧困的狀況。這樣，長州藩在無權經濟被盤剝的情況下，必然也滋生通過改革強大藩實力，推翻幕府統治的決心。
當時，美國佩裡的“黑船事件”，打開了日本封鎖的大門。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給日本經濟帶來巨大損失。這一種內憂外患的背景下，長州藩改革也是刻不容緩。
黑船事件
長州藩的藩政改革內容
文久三年（1863年），長州藩在遵從朝廷的旨意決議之後，打算髮兵攘夷。德川幕府也猜忌長州藩意謀造反，決定發動征伐戰爭。為了應付動盪的時局，在長州藩掌權的維新派武士階層桂小五糧、高杉晉作在長州藩內進行了深刻的社會變革。長州藩的藩政改革的領導人，是一些受著西方文化思想，也就是被當時日本稱作“洋學”思想影響的維新志士，如桂小五郎（木戶孝允）、周佈政之助、高杉晉作等。改革活動，不僅壯大了長州藩政府的實力，為明治維新提供了模仿的藍本，也為明治維新成功奠定了基礎。
- 軍事改革
長州藩改革派認識到，為了應付幕府的討伐，提高軍事實力，首先就進行軍事改革。
當時改革派桂小五郎認為，應該改變武士階層落後的軍事武裝，學習西方近代的軍事，主張向西方國家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
長州藩維新派——桂小五郎（維新三傑木戶允通）
所以，長洲藩與薩摩藩的合作，以薩摩藩的名義和英國商人俱樂部簽訂了槍支購買合同，一共購買現代化軍事槍支米涅（法）槍4300挺（計銀77400兩），（荷）格沃槍3000挺（共15000兩）。當軍隊有了現代化武器裝備之後，拋棄了冷兵器時代的武士刀，戰鬥力也自然提高。
井上馨，長州藩改革派
當裝備現代化的軍事武裝力量之後，長州藩改革派也看到為了強大軍事力量，應該改革幕府時代的兵制體系，仿效西方國家建立農商兵部隊。於是在應慶元年（1865）年，長州藩政府規定在農、商、兵種招募1600名士兵，年齡限定為15-35歲，每年可以令米一依。在軍事技藝考試中成績“優秀”的，升為步兵。士兵都可以帶刀且享受獲得名字的權利。對幕府時代兵制的變革，無疑是對過去武士特權的否定，也是近代意義徵兵制度的開始。
長州藩改革派——高杉晉作
之後，對農商兵的徵兵隊伍開設軍事訓練課程，每年一、二、三、七、十一、十二六個月中一共有十八天為訓練期。為了強化中央權力，禁止地方派系造反，藩政府禁止私人開展軍事訓練，都由藩政府設置的軍事學校來開展軍事訓練和軍事活動。
通過戰時軍事體制的建立，藩政府權力也擴大了，也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制度。這樣，長州藩就這樣通過改革，拋棄了幕府時代以武士為核心的兵制，建立了日本近代化的軍隊。之後，村田藏六提出了在軍隊中培育新型軍事人才的計劃。他提出
“當今之專業，乃步、騎、炮兵及海軍等兵學教育也。對於兵士之頭領諸武士，用兵學為第一要義，學員不論大小、出生，均可入學接受教育。”[1]
可以看到，長州藩就開始了全民軍事教育。當時村田臧六在各個軍事私塾裡，設置了炮兵塾和步兵塾。教學課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七十天），學習小槍技術、司令法則、小槍運動、火具製作和大炮的使用方法。當考試合格之後，就進入了第二期學習，不合格學生就繼續修習三十天，繼續接受再次考試。在第二階段，學習時間為五十天，在教練場做新兵訓練，學習炮術智慧和小隊指揮。在第三階段，就是學習專門的用兵法。這樣，在四個月時間內學習西洋槍陣士官培養的全部課程。
明治維新後近代化軍隊
長州藩的改革派人士主張在軍事學校中，學習西方學校的課程內容。如臧六在私塾中規定地理學課為重點學科，希望學校提高對度（測量學）知識的掌握，培育學生的實踐應用意識。臧六主張私塾對入學的學生都做嚴格的考核，以獲點的多少為升級的標準，通過這些方案培養戰場上優秀的指揮官。之後，這些私塾軍事學校的學生大多數也成為倒幕運動與內戰的軍事指揮官。
明治維新派派代表
下面是一個海軍私塾學校139人的成員階層和薪酬分析。我們從表中可以看到，海軍學員中大多數都是中下級武士和社會底層人士，佔據了差不多一半。當時長州藩改革的主體，都是中下級武士。這一次改革的成功，也是依賴於中下級武士的力量，也都是長州藩消除封建特權，對全民普及軍事教育方針的結果。
海軍學校學員階層和薪水
- 大力發展教育事業
村田臧六一直主張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在長州藩內廣設私塾，對藩內武術們傳授西洋的兵學。在元治元年(1864年)，藏六被任命為兵學校的教授，承擔培養西洋式陸軍士官的責任。
需要指出是，長洲藩發展教育事業都是側重於軍事教育，建立學校很多都是軍事學校。在藩內把過去的山口明倫館改為陸軍軍官培訓學校，然後建立了海軍學所，形成了一個完成的軍事教育系統，為藩內培養高素質的軍事人才。在學校科目的設置上，都是側重於軍事訓練。如在慶應元年（1865年）長州藩設立海軍學校，由海軍教授戶田龜之助負責學校的教學科目。當時，他就把海軍課程分為初、中、高三個等級，每一級學業期限是三年。修習科目為初級，就是漢學、英學、蘭學中任意挑選一個科目，時間大約為三年，同時講授算術、書記法、圖引之法。中級，就是講授造艇運用之學、蒸汽之法、航海之學、點算測量法、艦炮術。高級科目就是精密的學業。學校開設目的，就是培養具有較高海軍軍事素質的人才。
- 評價
長洲藩改革對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是雙重的。藩政改革的成功，也壯大了長州藩的實力，為日後倒幕運動的成功奠定了基石。
藩鎮改革的措施對日本明治維新是有著借鑑的作用，其中改革派中提出的民主體制對日本君主立憲制的形成有重要影響。同時，長州藩改革派提倡的“武士道精神”，也使日本明治維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上。當日本強大之後，這一種“武士道精神”擴張為軍國主義思想，使日本走上殖民擴張的路子，給日本、亞洲和全世界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長洲藩改革對日本明治維新的作用
長州藩改革的成功，為明治維新成功輸送了優秀的人才。藩政改革的有效措施，也為明治政府積極採納，成為明治維新的主要根據。其中，提倡西學（洋學）家主張的開國貿易、興辦實業、建立議會制等主張，也是日本明治維新的理論基礎。
- 為日本明治維新輸送人才
長州藩的藩政改革最大貢獻是為日後明治維新輸送人才。藩政改革的改革派很多也掌握明治維新中央政府的內政外交權力。如當時長州藩改革派中的木戶孝允、伊滕博文、兵部省大村益次郎、井上馨、五代友厚等，都是日後明治政府的高級官員和大臣。
這些改革派意識到單純從軍事改革和對外貿易方面抵禦外來侵略是錯誤的，只有全面學習西方文化才能富國強兵，這些都是明治政府改革運動的主力。
明治政府官員，長洲藩佔多數
- 為明治維新提供了現實根據
長洲藩的許多改革措施，都為日後明治政府所繼承和發展，進而推動明治維新的深入發展。
如在政治上，明治維新建立中央集權體制的政府，都來源於長州藩。明治政府的絕對主義政權，也就是集權體制就在長州藩誕生，主要體現在藩鎮改革中實現了部落民的解放。當時，長州藩在內憂外患的危機下，改革傳統封建支配層的權力是大勢所趨。如當時改革派村田清風指出
“海防乃當今急務，凡有智略者獻上其智略，有勇力者發揮其勇力。豪農、豪商提供米穀金銀，……是士農工商一體也”[2]
在這裡，就是改革幕府時代的封建身份等級制度，讓處在社會底層的農工商與高層的“士”都具有同等地位。同時，通過改革，使排除在日本國民之外的“部落民”也屬於國家的公民，也能登上政治歷史舞臺，解放自身的封建身份制度的“桎梏”。當然，部落民的解放不是政府開放性和進步性的體現，是幕府時代分權向集權轉變的第一步，這第一步就在長州藩實現了，為日後明治政府解決“部落民”制度提供了藍本。
明治維新，改革落後幕府制度
長洲藩的現代徵兵制和軍制改革制度，也是日後明治政府軍事改革的參考根據。如在1870年8月，明治政府的兵部少輔山縣有朋在歐洲考察軍制之後，結合長洲藩軍事改革的經驗，改革了中世紀的武士軍備，組建了近代化軍隊。在軍隊中建立陸軍和海軍，並且分為常備軍、後備軍、國民軍這三種兵種，都是從長州藩軍隊制度找到參考依據。
日本近代化軍隊
教育上，明治政府也仿效長州藩的辦學特點，建立了近代教育體制，也就是國家管制教育的體系。1889年，明治政府頒佈了《實業學校令》，把過去教育令全面廢除，同時加強國家對教育活動的管制。明治政府的教育部門頒佈《考育敕語》，對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灌輸武士道精神和忠君愛國思想，這些都是長州藩軍事教育的藍本，也為建立權力集中的政治體系和殖民擴張鋪平了道路。
- 影響日本明治政府的外交活動
長州藩的外交活動，也影響著日本明治政府的外交活動。明治政府外交上，受著長州藩改革派井上馨和伊藤博文的影響，推動“開國國是”外交政策，就是主張對外開放，積極向海外派遣留學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制度。如在德川幕府末年的文久二年（1862年），伊滕博文等五人曾經偷渡到英國學習，乃是近代日本最早的留學生。明治政府就借鑑長州藩改革派經驗基礎上，大規模向西方派遣留學生。在1870年，明治政府就頒發了《海外留學生規則》，留學人員不分身份尊卑，也就突破了封建身份等級制度的束縛，留學內容上文史理工都學習。從留學規模或者留學內容看，都勝過以前的留學活動，可以看到明治政府受著長州改革人士的影響，學習西方文化的熱情和積極性。
伊滕博文
總之，長州藩的藩政改革對日本明治產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長州藩改革不僅推動了幕府末年倒幕運動的成功，也為明治政府政權建立奠定基礎。長洲藩的很多改革措施都為明治政府積極借鑑，成為改革活動的藍本與現實依據。
參考文獻：
[1] 小川亞彌子.幕末期長洲藩洋學史研究[M].思文閣出版，1998 (02) : p. 180.
[2] 田中彰.長洲藩·明治維新[M].吉田弘文館，1998 (07) :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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