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新華、中新
武漢會戰
本刊記者/劉遠航 黃孝光 李明子
凌晨3點鐘，來自江漢區各個街道的轉運車在武漢國際會展中心門口陸續停下。這是2月6日夜裡，臨時改建的武展方艙醫院剛剛落成，社區隔離點裡的部分輕症患者連夜被轉移到這裡，迎接他們的，是剛剛組建的外地醫療隊。
雨一直沒有停。王軍是江漢區唐家墩街道的一名轉運司機，他的同事原本只負責接送1位患者，結果從隔離酒店下來了14個病人，一直忙到凌晨4點，防護服都溼透了，已經失去防護效果。王軍接了班，繼續送患者去方艙醫院。天漸漸亮了，部分患者並不符合入駐要求，也有人不滿意裡面的條件，他只好把他們原路送回。
這趟任務結束時，已經是晚上11點半。王軍穿著防護服，癱坐在那輛貨車改裝的轉運車裡。這些天來，他一直往返於方艙醫院、定點醫院和社區隔離點之間。從車裡往外看，他看到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的物資車停在方艙醫院外，輕症患者們從轉運車裡下來，每人手裡都拎著大包小包，等待醫護人員的篩查。
這是一場不得不打的戰役。
極度緊缺的醫療資源，不斷增長的確診人數，交叉感染的安全隱患，還有到處瀰漫著的恐慌心理，都是擺在面前的挑戰。最初由一些學者提出的全面排查和分層隔離的建議，逐漸成為社會共識，最終轉化為一場超級行動。
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率中央指導組抵達湖北省武漢市，落實中央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部署要求。2月2日，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揮部召開會議，要求對所有疑似患者進行集中隔離。
短短數日，文件由中央下達到地方，層層傳達，直至這套行政系統的神經末梢——武漢市的每一條街道與每一個社區。
2月6日，3所方艙醫院在兩天之內就改建完畢，開始接收確診的輕症患者。很快，武漢方面又宣佈，方艙數量從最初的3所迅速擴到15所。與此同時，全國的力量也被組織和調動起來，各地醫療救援隊源源不斷地奔赴武漢。
此時，距離疫情最初的暴發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時間。很多人都在關注著，這場由上而下的國家行動，能否在一直忙亂的防控戰場中趟出一片平緩地帶，為局面的好轉贏得機會。
1月28日晚，武漢市江漢區唐家墩街道西橋社區的一個小區裡，社區安保員李國華拿著小喇叭喊話讓居民注意安全注意防疫。 攝影/長江日報 陳卓
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指出，眼下，武漢大決戰的序幕不過是剛剛拉開。目前仍是發病人數快速上升的階段，部分病人還未得到確診而散落在外，估計防控措施真正起效，要待兩大“神山醫院”全部收治、確診病人完全隔離後1～2周的時間。屆時，疫情的平臺期和拐點是可以到來的。這位直言不諱的臨床醫學專家認為，目前還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
全面動員
剛開始接受採訪的時候，周念平說自己“快要死了”。他是武漢市礄口區某社區的主任，年紀三十出頭。社區只有8個工作人員，要服務一萬多名居民。物業一直沒開工，社區工作人員要包打一切，發過一次防護服，但“比紙還薄”，平時只有口罩。一天前，一個確診病人因為住不進醫院，到社區辦公室鬧，摘下口罩到處吐口水，說要跟他們同歸於盡。
“我其實一點也不怕，甚至巴不得被感染。我們現在就算身體扛得住，但精神和心理也扛不住了。過年一天都沒休息，接下來還要24小時值班，到這時候，身體也快熬不住了。”周念平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位於武昌區水果湖街道的放鷹臺社區，在疫情暴發之前有15名工作人員。春節來臨那段時間，大家都還在忙著組織各種社區惠民項目，包括百家宴和老年人生日會。疫情發生之後，工作人員不斷減少，有的是因為老家封路，無法進出；有的父母病重，無法脫身；還有的是自己出現了發熱症狀。現在，這裡只剩下7個人堅持工作。
減員超過半數，社區書記只能身先士卒，事無鉅細，包括攙扶發熱居民上救護車。1月29日，這位社區書記也感染了，隔離在家。壓力全部落在了副書記餘娟身上。“現在新增的疑似病例都是因為家裡有確診的患者，密集接觸之後家屬也出現了發熱症狀。但問題是，確診的病人沒有地方去，安排不了醫院。”餘娟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醫院床位的短缺，是癥結所在。 很多居民想盡辦法，四處託關係，但仍然一“床”難求。一位女子在小區陽臺上敲鑼，為病重的母親求助，希望可以住進醫院。這段視頻在網上廣泛傳播，而類似的事情每天都在武漢發生。
在餘娟看來，混亂的秩序加劇了本就緊張的局面。就診流程不清晰，無論是確診患者的住院，還是疑似病例的診斷，還有出現發熱症狀的居民，都被要求來社區開證明。
餘娟說，社區工作人員是“當爹又當媽”。這在所難免——社區是城市實施網格化管理的基礎，是傳染病防控的第一道防線。網格化管理模式起源於上海市2003年在抗擊“非典”時的管理經驗，具體做法就是將轄區按照一定標準劃分成若干個網格，通過對網格巡查、監督主動發現問題並及時處理。
餘娟也接到過上面下發的“告市民書”，留了“888”開頭的熱線電話。她曾經拿著喇叭在社區裡宣傳這份文件，說有需求就打熱線。但後來居民們紛紛反映，這個號碼不是佔線就是轉接中，根本不起作用，最後還是找到社區頭上來。
1月31日，在武漢市漢口新華路，一些送疑似新冠病毒感染者去醫院確診的家屬站在路邊等消息。攝影/長江日報 金思柳
基層工作人員面對的，還有社區居民在恐慌心理作用下的各種行為與反應。有的疑似病人在隔離期間溜出酒店，偷偷跑到醫院做檢查，檢查結果沒事，卻謊稱自己病重，半夜打電話給社區要求安排車輛，接自己回去。也有很多居民本來只是普通感冒，卻堅持去定點醫院做檢查，結果被交叉感染。
個別市民還有更“奇葩”的行為。有的老人雖獨自生活，但子女就住在附近小區，也要求社區為其買菜購物，甚至對商品的牌子有明確要求，需要跑好幾個地方才能買到。
基層社區的困境只是武漢疫情防控的一個縮影。武漢負責收治重症病人的定點醫院已經人滿為患，超負荷運轉。更令人揪心的是，不斷有醫務人員被感染，醫護減員情況嚴峻。
1月22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被確診為新冠病毒肺炎，如今仍在隔離病房接受治療。黃朝林不僅一直奮戰在抗疫一線，其間還在《柳葉刀》雜誌上發文，解析了武漢最早一批41例病人的情況。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ICU主任彭志勇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上發表文章稱，截至1月28日該院的138例病人中，41.3％可能通過院內感染髮生，而57例院內感染的人中有40例皆為醫護人員。另據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科醫生王西富在其個人公號展示的一張統計圖，武漢當地已經有超過10家醫院出現了15例以上的醫護人員確診病例，截至目前，醫護人員的確診和疑似數量已逾1000人。
“因為要收治四類人員，現在武漢一下子湧現出很多病人，很多人沒有收治進來，包括一些孤寡老人。這是一個看著很痛苦的過程，也是我們心理壓力大的原因。”武漢協和醫院醫生鄭天明帶著哭腔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醫院剛開始動員內科醫生，後來很多內科醫生、護士倒下了，現在又在動員外科醫生和護士。”
“羅馬”是不到兩天建成的
如果沒有這場疫情，武漢洪山體育館原本應該在此時舉辦東京奧運會亞洲大洋洲拳擊資格賽。但在2月3日，洪山體育館迎來了一次大轉型。來自中南建築設計院的15人團隊，對其展開了一場爭分奪秒的改建。按計劃，這裡要在兩天後開張接納患者。由於時間太緊，他們只能“邊設計，邊施工，邊調整”。
2月1日，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王辰到武漢調研。2003年“非典”疫情期間，他擔任北京防治“非典”專家組組長。在武漢調研後，他發現大部分都是聚集性的感染，為了集中和分層收治，緩解醫院和社區壓力，王辰提出建“方艙醫院”的建議。
公開資料顯示，方艙醫院裝備通常由一系列具有不同醫療或技術保障功能的方艙組合而成，具有實施早期治療的救治能力。王辰介紹說，方艙醫院是醫療場所，起到集中收治、隔離的效果，患者能得到基本醫療照顧。
“迅速把確診的輕症病人都收治起來，給予醫療照顧，與家庭與社會隔離，避免造成新的傳染源，至關重要。”改建所需的材料十分龐雜，大到電力電纜、方鋼、輕型防火板，小到鐵釘、螺栓、水管彎頭，型號和材質各有不同，配件總數以萬記，基本都需要從不同的供應商進行調貨。在已經封城的武漢，交通管制增加了運輸的難度。
方艙醫院建成後，需要6臺配電櫃來滿足三個區域所有醫用設備和開關插座的用電需求，然而這種臨時配置的配電櫃在幾乎停擺的武漢很難找到。從2月4日凌晨開始，負責人打遍了供應商的電話，想盡各種辦法，終於在100公里外的鄂州找到了符合標準的配件，在政府的協調下，才運送到施工現場。
武昌方艙醫院的改建最終只花了36個小時。建成後，醫護人員立即開始進駐。方艙以50個床位為一個醫療單元，這樣的格局被形容為“大通鋪”，不少人擔心容易交叉感染。針對這個疑問，國家衛健委後來專門出來澄清說，收治的都是確診患者，不存在交叉感染的問題。
此前網上流出的一張圖片顯示，場內原由志願者鋪設的被單五顏六色。志願者退場後，湖北省腫瘤醫院的20名醫生齊上陣，正在匆忙套著被褥。“我們腫瘤醫院一共負責122張病床，為了統一色調，醫院派發了200套消毒被套。”湖北省腫瘤醫院醫療隊隊員謝蓉博士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她們花了近兩小時重新收拾床鋪。
據謝蓉介紹，武昌方艙醫院分西區、東區和地下室。以東區方艙為例，又分為清潔區、半汙染區、汙染區和緩衝區，區與區之間用多道門隔開。從醫護工作站所在的清潔區，經半汙染區進入患者所在的汙染區後，醫護人員不允許再走“回頭路”，而必須從另一側通道進入緩衝區後，再回到清潔區。
“2月5日上午，場館內還什麼都沒有。到下午，已經初具醫院模樣了。”謝蓉說。當天晚間11點半，武昌方艙醫院開始投入使用。當時，記者在門外看到，該醫院西區已經接收了第一批病人，入口處有多名保安把守，以防患者闖入。
武昌方艙醫院由“國家醫療隊+武漢醫療隊”主導運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擔任隊長單位，已安置床位247張，即將再設253張床位。加上正在緊急改造的床位，將持續開放至800張。依照統一安排，武昌“方艙醫院”對口收治武昌區、洪山區和東湖高新區等地區的輕症確診患者。
2月4日，火神山收治第一批患者進入病區。攝影/中青報·中青網 李崢苨
在武昌方艙醫院改建的同時，位於武漢國際會展中心的江漢方艙醫院以及位於武漢客廳的東西湖方艙醫院也在同時期改建完成。
武漢某地產集團員工付安元原本參與雷神山醫院的建設，2月3日下午5點多，他受命先後趕往武漢客廳和武漢國際會展中心，並接下了改建武展為方艙的任務。這是付安元第一次知道“方艙”，根據命令，第二天必須建好。環衛工人已經開始清場，他召集設計團隊，在4日凌晨1點擬出改建方案。
設計方案還沒形成時，承建方就開始調度材料。材料同樣來自多方：桌子和板凳是武漢舉辦軍運會後留下的，床和被褥是從江漢區調度來的，板材則是由廠家直接訂貨。
凌晨3點多，第一批材料到了，付安元臨時調了200個左右的木工和電工，在六七點時做出了第一個病區樣板。早上8點多，武漢地鐵集團趕來支援，施工工人增至500人。下午4點，所有擋板做成；晚上10點，所有開關、插座裝完。
5日凌晨兩點半，歷時33小時後，他們終於完工交付。江漢方艙醫院由武漢協和醫院統籌，共有9家國家醫療隊、6家武漢醫療隊參與救治。《中國新聞週刊》日前探訪看到，該醫院除場內1600張病床外，場外也搭建起了數十頂醫療帳篷。
早在此前的2月2日，火神山醫院已正式交付人民軍隊醫務工作者。6天后的2月8日，雷神山醫院也完工交付使用。截至2月10日，火神山醫院已接收從武漢各家定點醫院轉來的患者超過800人，雷神山醫院也開始接收患者，已入住80餘人。兩大“神山醫院”是完全新建的，醫務人員也多來自外地。
2月6日晚，湖北省副省長楊雲彥在新聞發佈會上介紹說，目前共有107支醫療隊、10596名醫療隊員在湖北省協助開展醫療救治工作。他又強調，“但醫護人員仍然非常緊缺”。
方艙內外
在武漢醫療界陷入“兵荒馬亂”的時候，全國各地的醫療隊一批又一批地向湖北集結。一段視頻在網上流傳，山東齊魯醫院和四川華西醫院的醫療隊在武漢天河機場偶遇，雙方隔著過道互相加油鼓勁兒。這兩家醫院素有盛名，曾在抗戰時期聯合辦學、辦醫。
武漢的這場“戰事”將更遠的地方都裹挾進來，越來越多的醫護人員投身到抗疫的洪流中，中國醫療界似乎沒有誰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宣誓、送別、出征，幾天的時間，這樣的場面幾乎出現在中國所有大型醫院的門前。
當方艙醫院正在緊張搭建的時候，已經到達武漢的外地醫護人員並沒有閒著。6日凌晨，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醫療隊的王一珊到達武漢，在酒店裡接受培訓。為了減少接觸，降低感染風險，醫護人員都需要理髮，男同志借來推子，自己剃了光頭，女同志理了“毛寸”。有的女同事即將結婚，哭著將留了很久的長髮剪斷。
防護設備的穿脫流程複雜而嚴謹，而且不斷在更改，醫護人員需要強化訓練，不能有任何岔子。接觸確診患者，需要三級防護。對於王一珊和謝蓉這樣非感染科出身的醫護人員來說，這是她們第一次穿防護服。
值班期間，醫護人員不能上廁所，否則整套防護設備都失去作用。“三十多年了，我又穿上了紙尿褲。”一位在武展方艙內值班的醫生調侃自己說。方艙裡的醫護人員基本都會在防護服裡穿一件成人紙尿褲，一名護士在值班期間實在憋不住，“解決問題”後，只能站著，不敢再坐下。
“醫生在裡面值班壓力非常大，每班6小時，用我們外科醫生話說，比站10個小時手術都累。”海南隊副領隊陳瀟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再加上穿脫防護服需要排隊，前後長達9個小時，基本不吃不喝。
陳瀟男每次在酒店看到剛輪崗回來的醫護人員，一個個都耷拉個腦袋，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體力消耗太大，有的護士出來時，吃了兩份盒飯。2月8日元宵節當天，正好也是陳瀟男隊友的生日，下午5點照例進行的防護培訓結束後，大家分好蛋糕和元宵，各自帶回房間食用，避免出現感染。
醫護人員已經整裝待命，周邊的各個街道則開始統籌協調，將輕症患者從隔離酒店轉運到方艙醫院。“應收盡收”，這是他們接到的任務。放鷹臺社區有4名患者被轉移到了武昌方艙醫院，副書記餘娟後來得知，原計劃是轉移到另外的隔離點，半夜兩三點鐘才送到了方艙醫院。
街道除了負責轉運患者，還要落實“全民測體溫”。6日上午，武漢市疫情全面排查動員部署會召開，要求“舉全市之力”，入戶上門排查“四類人員”，爭取“不落一戶，不漏一人”。這項命令由武漢市下達到各個街道，並傳遞到基層社區。
6日下午4點鐘，餘娟接到了水果湖街道下來的通知，按照“全民量體溫”的文件精神，他們需要入戶上門，挨家排查，一共5000多戶。體溫超過37.3℃，是判斷髮熱的標準。
餘娟和同事開始行動，但很快就遇到了困難。恐慌心理讓居民們閉戶關門，擔心傳染，根本不願見人。也有部分居民願意配合社區的工作，從下午到晚上，社區完成了73戶的排查。餘娟將問題反映給了街道。
同樣的經歷，各個基層社區的工作人員都遇到過。在礄口區長豐街道某社區，主任周念平要在第二天上午11點之前，和結對幫扶的下派幹部一起，完成3000多戶的排查，永遠也填不完的報表，讓他的下班時間一再延後。
方艙醫院的建成多少緩解了床位的緊缺，但煩惱仍然存在。一位患者在方艙醫院門口排了三個小時的隊，患者家屬回來後就在社區使勁砸門發洩不滿，這讓周念平感到沮喪。
而在百澤社區，副主任王麗芬負責的網格有300多戶居民，她需要第二天上午完成100多戶的排查。她來不及吃飯，還出現了嘔吐症狀。接電話的時候，說話語氣中夾雜著焦急情緒，像是變了一個人。
餘娟也有困惑。新冠肺炎的診斷很難，起病輕，輕症患者甚至不發燒。“現在全民測體溫，但並不是體溫正常就一定沒有感染，如果不做胸部CT與核酸檢測，即使是醫生可能也判斷不出來。”然而，現實中，也不可能對每一位武漢市民都做這樣的檢查。但這樣的思考，只能放進肚子裡。眼下，完成組織指派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動作慢了，就是延誤抗疫大計。
到了第二天，根據上級指示，放鷹臺社區的餘娟和同事改變了策略，採取線上自查與上門排查相結合的方式，利用微信群和微鄰里，讓居民們主動提交體溫結果。其他社區也基本採用了這樣的形式。除了原有的7名工作人員，市和區裡下派了一批幹部，專門負責社區裡的獨居和空巢老人。
諾亞方舟
2月6日凌晨3點，位於洪山體育館的武昌方艙醫院迎來了醫院和社區隔離點轉運過來的90多名患者。為防止交叉感染，館內的中央空調已經關閉。夜半天寒，外面又下著冬雨。幾乎是同時，位於武展中心的江漢方艙醫院也開始接收患者。
按照官方發佈的收治標準，患者統一由政府組織轉入方艙醫院。方艙醫院只接受65歲以下、沒有嚴重併發症的肺炎輕症患者。但由於定點醫院床位太緊張，一些社區便將一些重症病人也往方艙醫院送。
當天凌晨1點，來自礄口區的確診患者趙志國忽然接到社區電話，說方艙醫院已經騰好了兩張床位。趙志國的情況特殊，他70歲的母親同樣感染了病毒，是重症患者，且雙目失明。母子二人一直在家裡等待，跟家屬也沒有隔離。感染之後，趙志國立刻上報到物業，但自家樓門口的“無感染門洞”標識並沒有被修改。
到達方艙醫院後，社區的一位工作人員建議他將母親的年齡說低一些，病情說輕一些，趙志國不同意。他認為，母親的病情已經屬於危重症，方艙醫院的條件根本無法滿足其醫療需求。折騰到凌晨三四點，還下著雨，趙志國帶著母親離開了方艙。兩天之後，他終於等來了定點醫院的床位，將母親送進去，自己則住進方艙醫院。
第一天早上，有人反映武昌方艙醫院“沒有醫藥，沒有暖氣，沒有電，沒有吃的”。對此，武漢市副市長李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我們按照屬地管理原則，正在抓緊研究解決，相信情況很快會轉入正軌。”李強同時強調，“方艙醫院就像王辰院士說的，不是萬全之策，但是個比較急、比較好的選擇。我對這點是堅信不疑的。”
謝蓉說，患者入駐武昌方艙醫院的頭天早上，確實出現了“沒人管飯”的問題。她解釋說，因為患者的餐食放在清潔區，醫護人員交接班時沒有溝通好，未能把盒飯帶進去。“醫護人員進入汙染區後，是無法走回頭路的。”為此他們立下規定，此後患者的盒飯都由接班醫護人員帶進方艙。
江漢方艙醫院出現了類似的狀況。“剛來第一天上午沒發藥，大家情緒比較大。現在有吃有喝的，沒有空調，但是有電熱毯，不會太冷。”患者徐英然對《中國新聞週刊》說，下午發了藥，大家心裡安定了許多。
在武昌方艙醫院，患者之間彼此以“艙友”相稱。“王辰院士說方艙是一艘諾亞方舟，來這的都是避難的，艙友們患難與共。”一位名叫張鳳玲的患者如是說，儘管焦慮情緒仍然存在。
患病之際，人們常常被一些尋常的事物所打動。張鳳玲記得，省婦幼的一位姓王的主任，每次探視，都會想辦法將每個病人逗得哈哈大笑。來自山東齊魯醫院的醫護人員專門編寫了方言手冊，減少因語言帶來的交流障礙。蔓延的疫情已經造成了太多的隔閡，尤其是心理的裂隙，這同樣需要彌合。這兩天，方艙醫院的一些患者，已經開始跳起了廣場舞。
在方艙之外，運送患者的車輛仍然在忙碌。王軍是來自江漢區唐家墩街道的司機，這是和醫護人員一樣危險的工作，厚重的防護服一直穿在身上，呼出的熱氣在口罩上變成水，流下來。
唐家墩街道也是華南海鮮市場的所在地。方艙並非萬全之計，新的社區隔離點還在不斷增加，王軍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唐家墩街道的一家酒店剛剛騰出來，而政府已經將徵用的範圍擴大到了部分高校的學生宿舍。
疫情發生以來，王軍一直在定點醫院、社區隔離點和方艙醫院之間往來。他像是一個在戰場上來回穿梭的人，感受著周圍人們的情緒和心理變化。有一次，他送兩個輕症患者去方艙醫院，一個病人說，“準備住到社區裡，一直住到定點醫院有床位為止。”另一位患者就勸他說，“這樣是不對的，社區已經夠辛苦了。”
形勢每天都在發生變化。更加明晰的就診流程讓社區工作開始恢復秩序。放鷹臺社區副主任餘娟對《中國新聞週刊》介紹，對於確診和重症病人，社區上報到街道，街道上報到區，統一安排床位。新增的輕症患者由街道和社區安排進入方艙醫院，密切接觸者則被安置在社區隔離點。
隨著方艙醫院和社區隔離點的擴充，基層社區的壓力有望得到進一步的緩解。放鷹臺社區的四名輕症病人被轉移到武昌方艙醫院，但那裡的床位有限。這兩天新增的確診患者，都被轉移到了東西湖方艙醫院，那裡能容納2000個床位。
“數字上，新發病例在減少，我覺得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是，發病人數前期積累的比較多，所以目前來說，從新發病的人數減少到就診人數減少，這中間還會有一定的時間差。”武漢協和醫院感染科主任醫師趙雷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2月9日，武漢市的各個社區都接到了“死命令”，要求儘快收治所有的確診患者和疑似病例。在官方的描述中，“應收盡收”的行動已經進入總攻階段。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一珊、周念平、王麗芬、餘娟、王軍、程天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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