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過程中，我國醫療戰線衛士用大無畏的獻身精神捍衛著國家公共衛生長城。從疫情發展形勢看，湖北以外地區確診病例連續幾天下降，這對盼望儘快迴歸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國人來說無疑是好消息。但抗疫整體形勢依然嚴峻，遏制新冠病毒的鬥爭短時間內還將持續。
與此同時，另一場與遏制疫情同樣重要的戰役也擺在國人面前。過去一年多來，受美國單方面發動貿易戰以及經濟結構內在調整等因素影響，我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突如其來的疫情又帶來意料之外的衝擊，使不少企業壓力陡增。一些處在成本收益持平線上下的企業運營尤其艱難。
為使企業渡過疫情考驗，首先，我們建議政府相關部門在推出穩定用工、流動性舒緩、稅費扶助性減免、金融幫助等相關調劑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出臺保障和促進經濟恢復活力的靶向戰略措施。
過去一二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在總體平穩迅速的同時，也遭遇了幾次不期而遇的衝擊事件，比如2003年的非典、這兩年的外來貿易衝突和當前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加上我國經濟發展正進入新階段，這些都要求我們除了建立產業發展和投資基金之外，還要建立防止意外經濟衝擊事件的政策性再保險制度，為商業再保險提供引導和託底，鼓勵商業保險創新開發新的險種，為中國經濟進入新的成長階段——在中等收入的基礎上儘早進入發達行列——提供發展和安全兩個方向上的保障。
比如，根據筆者粗略測算，如果國家在當前抗疫過程中建立一個總額3000億元人民幣左右的意外經濟衝擊再保險基金，委託銀行系（國開行、農發行和大的戰略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從政策性保險機構等目標中遴選）聯營管理，其中1000億用於補償“封城”和延遲上班期間企業因租金、員工工資以及不可逆轉性合同執行遭遇的損失，即企業意外衝擊保險；1000億用來為突發性失業的職工提供非全日制、非MBA類商業性培訓的再就業培訓，這些再保險資金可由行業培訓中介向聯營管理機構申請，用於培訓再就業及轉型就業之用，即職工意外失業保險；還有1000億用來幫助有需求的企業進行業務轉型或創新企業開辦之用，即創新啟動保險。
可以想象，類似的公共政策不僅可以降低大的衝擊性事件中企業維持運營的社會成本，還能增加中小微企業的承壓能力，增加經濟恢復活力的緩衝彈性。
第二，對廠商主體來說，在正常生產恢復之前，中小微廠商應儘快制定企業的財務流動性計劃，商討必要的經營瘦身以及職工通過降薪參與持股等可能措施，調動所有成員積極性，緩解企業在困難期的超負荷風險。團結起來辦難事，齊心合力辦新事，讓企業穩定用工、恢復活力等目標落在制度實處。
這方面有過不少可資借鑑的企業榜樣，比如1990年代惠普等一些企業的管理創新，2000年代本田集團旗下公司的集體管理和職工持股以及2010年前後華為公司員工持股機制下的快速成長。這些都是當時令人耳目一新的創新實踐。如果當下一些企業能夠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在困境中走向轉型和升級，那將是轉危為機的創舉。
第三，對行業組織來說，縱向橫向的各類產業協會、商會及聯盟，也應在這場疫情中尋求轉型，改變以往僅僅作為政府和企業間橋樑的中介功能，向更具創新性的建設者和管理參與方過渡。
過去幾年我國出現不少由高校、科研單位及地方社區創立的創新工坊或創意空間實體，這些實體亟需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形成的兩萬多家各類、各級產業園區的孵化器機制進行對接，進而與園區內的深層產業實體進行對接。如果行業中介組織能在這場困局中升級轉身，國民經濟體系的科研板塊與產業園區板塊在產業鏈上實現更緊密整合，在區域研究、行業研究、產業研究上取得更大突破，就有可能為疫情過後的儘快恢復和更長遠發展創造條件。這對中國經濟的成長、制度創新在產業層面的落實、產學研的深度融合以及人力資源的產業鏈擬合等，都將起到促進作用。
疫情是暫時的，因疫情防控帶來的生產暫停、產品滯銷及運營損失等也將是短時間的。而且由於國民經濟體系規模和轉型成長的巨大韌性，這場疫情造成的GDP損失也不會太大。只要我們充分發揮中國人獨有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我們的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在渡過疫情難關後走向新的平穩增長是必然的事。（作者分別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江蘇銀行蘇州分行行長）
閱讀更多 中國工業報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