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有所謂“氣”的存在，恐怕和我們漢語、漢字的特點很有關係。
寫文章講“氣”的重要，在西方很鮮見。
但在我們國家，古人很早就提出了“養氣”的問題，並且十分強調“氣”在文章中的重要意義。
孟子是最先講“氣”的一個。他說他的長處就是能知言，善“養氣”。
在《孟子•公孫丑上》中，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我浩然之氣。”所謂“知言”，就是對語言、文字有深厚的修煉、養成，明白它在表述思想時的長短優劣；養氣，就是在堅持不懈地進行思想與道德修養的基礎上實際顯現出的不可抵擋的精神力量。
曹丕是第一個提出以“氣”論文的人。
曹丕《典論·論文》指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以“氣”為衡量文章標準，品評當時作家作品。曹丕所說的“氣”，其一指的是一個作家由“光天”所造成的稟賦、氣質的差異；其二指的是由不同的精神氣質所決定的那種作家獨特的個性風格。
真正地，在寫作上開創“文氣”說的是韓愈。
作為唐代著名作家，韓愈認為衡量文章在表現上優劣的標準就是一個“氣”字。韓愈認為，“氣”就象是“水”，“言”是水上所浮之“物”。這樣，只要“水大”，自然就“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所以，氣盛”於好的文章而言，是不可缺少的。
韓愈之後，講“氣”的人很多，但講的比較透徹，比較具體的，還是清代的劉大櫆。
劉大櫆是“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的老師，著有《論文偶記》，是當時極有聲望的一個人物。他認為“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
無論有多少古人講“文氣”，說到底，韓愈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人物。是他開始把“氣”和“言”更緊密地聯繫起來考察，提出了著名的“氣盛言宜”說；在韓愈之前，“氣”的內涵更多地是側重在“內容”方面，強調作者的精神及氣質的深厚修養，韓愈本人也是如此，但這以後，“氣”則逐漸具體化也形式化了，它的內涵開始偏向了“音節”、“字句”方面。這對於原來“氣”的玄虛、朦朧來說，是一種進步，但也有其容易導致重形式、輕內容的自身弊端。後來之所以人們把“文氣”視為音節、語氣問題，恐怕就和它的這種弊端很有關係。
其實，“文氣”並不僅僅是一個“音節”或“語氣”的問題。
應當說，所謂“文氣”，包含著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也是它最重要的一個內容，應該是其內在的那種邏輯的力量；另一方面，才是“氣”的外在的表現形式，即自然音節、語氣的問題。
<strong>一、說說內在之“氣”
好的文章確實是有一股“內氣”在其間週轉運行的。這正象人的體內有“氣脈”運行一樣,“上自泥丸，下至湧泉，周流旋轉，融洽於百骸四肢。”(見唐彪《作文譜》)，這個“內氣”，就是作者“思路”——也就是思想前進的軌跡在文章表述上的一個顯現。
朱自清先生把這種“思路”稱為“文脈”或“語脈”，說“多年批改學生作文，覺得他們最大的毛病是思路不清。”見（《寫作雜談》）用“脈’這一概念表現“思路”沒錯。葉聖陶也說:“思想是有一條路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是有路的，好文章的作者是決不亂走的”。(見《認真學習語文》)他還說過:“作者思有路，遵路識斯真。”(見《語文教學二十韻》)非常強調“思路”。的確，文章寫作過程，就是作者思路的表現過程。構思就是貫通思路；行文，就是表現思路。所有的文字表述其實就是思路的一種“物化”形式。思路，要有順序，要連貫，善區分，還應“周密”，一句話，就是要求其有邏輯性。思路所具有的這種“內在邏輯”在通篇文章中的自然顯現，其實就是 “文氣”!
思路是無處不在的，邏輯也是無處不在的。列寧曾引述黑格爾的話說，“任何科學都是應用邏輯。”毛澤東則進一步指出：“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邏輯。”所不同的只是：記敘性文章（包括小說、話劇等），其思路一般體現為敘述的“線索”，其“邏輯”往往表現在“線索”的連貫、周嚴上，起承轉合，一氣貫通；而論說性文章，其“思路”一般體現為論說的“綱目”，其“邏輯”往往表現在“綱目”的合於事理、條分縷析上，轉換開合，脈絡一貫。
任何文章，只要有一貫到底、十分融通的思路，一脈貫通、清晰有序的邏輯，它必然有一縷貫通的文氣。
“文氣”既然是文章內在邏輯的一個反映，一種體現， 因此，“理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獲得充沛的“文氣”的一個關鍵。孟子最早講“氣”，就是把它和“集義”聯繫在一起的，而所謂“集義”，就是通過道德的修養逐漸培植起“正義”的精神力量。後人講“氣”，遵循著這個傳統，一貫看重“理”作為“氣”的“內核”的重要作用。所謂“事昭而理辯，氣盛而辭斷” (見劉勰《文心雕龍·檄移》)，所謂“道能兼氣"(見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所謂“理辯則氣直"，所謂"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師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見方孝儒《與舒君》)等，說的都是這個道理。事實上，“理直氣壯”，“理喪氣衰”，這確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理直”很重要，但為著獲得“文氣”、貫通“文氣”，必須在鍛鍊思路、疏通思路上用點氣力。
一是要按順序表達思想；二是思維上注重連貫；三是區分不同意思；四是思想要周嚴。
總之，內在邏輯所顯現出來的精神力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真正使文章有生氣、鮮活而流動、蕩人心魄的東西，正是由嚴謹的“內在邏輯”熔鑄而成的貫通而嚴謹的“文氣”！
<strong>二、再說外在之“氣”
“文氣”的外在表現有的聲音和節奏的感覺，是文章之大美。
先秦的散文就從詩歌中汲取了營養，在百家爭鳴論辯中，很講究文章“言詞”的鏗鏘、悅耳。
特別是經過了六朝“駢體文”的興盛，“對偶”和“押韻”更是風靡一時。唐宋以後的“散文”，雖意在“復古”，對六朝的文風進行了“摧陷廓清”的批判，使文體為之解放，但它畢竟是由“駢文”發展而來，一點兒也不受其影響，是不可能的。它們在駢散結合、參差錯落中追求所謂自然的“音節”美，就是受其影響的一個明證。再住後，文章家們的講“音節”、重“誦讀"，就更加形成“理論”了。所以，文章的外在之“氣”由來已久，傳統深厚。
“文氣”的外在表現，和“節奏”的快慢極有關係。
比如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詩的“節奏”就比較舒緩，每一句都可以頓住,換一口氣，然後再慢慢吟詠。快讀反而不得其韻味。但民歌《木蘭詩》的“節奏”就較為緊促，如:“
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徵。”這四句詩最好是一氣讀完。中間即使停頓，也不能間歇過長。讀慢了味道就沒有了。所以，夏丐尊和葉聖陶先生在《文章講話》中說:“我想把文氣的‘氣’解釋作俗語所謂‘一口氣’‘兩口氣’的‘氣’。”認為“唸誦起來快的文氣較強，唸誦起來慢的文氣較弱”。(見《所謂文氣》一節)這主要就是從“節奏”快慢上論“文氣”的，頗有道理。
古人論“氣”往往和“勢”結合起來，認為“論氣不論勢，不備。”（見劉大櫆《論文偶記》）其實，所謂“氣勢”（或文勢）的造成，除別的種種複雜因素外，“節奏”的急促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一般文氣旺盛，文勢壯美，很有氣勢的文章，顯然和“節奏”急促很有關係。
“文氣”的外在表現，和“聲音”的抑揚也很有關係。
漢語是非常講究“聲音美”的。聲音的高下抑揚在詩、詞裡要求很嚴，要“平仄”相對，“高下”相間，讀起來朗朗上口，聽起來悅耳動心。在一般文章中對“音韻"固不須這樣嚴格講究，但要求語氣自然、順口流暢還是十分必要的。特別是為了造成“文氣”的暢達，傑出、優秀的作家實際上都在文章的“聲音美”上下了很深的功夫。
“文氣”的外在表現，還和“情感”的濃淡很有關係。
文章不是無情物。
沒有涵容感情的文章是蒼白的，也是沒有生命的。記敘性文章要考=靠“以情動人”；論說性文章在“服之以理”的同時，也需要“動之以情”。那種板著面孔說理，絲毫不動聲色的所謂“零度風格”的文章，很難有啥文氣可言。
這裡需要指出，外在文氣的強弱，並不是判別文章好壞的主要標誌。氣勢盛大固然可以是好文章（一般表現為“陽剛”之氣），氣勢紆曲也可以是好文章（即所謂“陰柔”之氣）。另外，外在“文氣”的強弱，要根據文章內容表現的需要酌定，當強則強，當弱則弱，不要過分地追求“音節”、“辭氣”，只要自然順口就好。
總之，在整個行文階段講求“文氣”的貫通，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對“文氣”有深的領悟，並能運用於寫作實踐，對提高寫作水平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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